谣言需要打击，但媒体不可走向偏狭
2020/3/14 10:48:21 思想潮
作者 | 梵默
来源 | 思想潮
前两天，新京报评论发了一篇文：《大疫当前，对“谣言”零容忍》。看这标题，很是让人感慨。眼前关于“谣言”有着血淋淋的教训，为什么还是这种思维。尤其是媒体人更不应该这样。
当然，总不能以标题取人，本着谨慎负责的态度，把内容看了：北京肖某某在网上传播“京东从湖北去上海的物流司机感染新冠病毒，被发现死在车里了。”并称“京东上海仓库要封闭，不要买京东吃的了。”
最后官方辟谣，肖某某因扰乱公共秩序罪，被行政拘留。
里面虽有其具体实情，但字里行间依然充斥着危险的思维贯式，甚至有记者不乏夸张与偏狭的表述。
我认为不要动不动就挥舞着法律的大棒(法律的目的是规化公民而不是恫吓公民)，这样让人是很害怕的。
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无知者造谣，法律严打，对无知的民众警示作用不大。他会把本次教训视为个例，不具有举一反三的思考能力。他们的辨别能力有限，一旦情况具备，他依然还会传谣。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传谣，大家都在说，他也跟着说而已。他不具有去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的能力。
但是生活总得说话，不可能只问候吃饭和睡觉。那一旦开口说话，就极有可能在说着不确定性的话，有可能导致谣言产生。
而另一方面，对有知群体来说，法律的严打，则更是起到负面作用。
这个群体具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可能性。他们对社会信息有着高度敏感性，他们时刻会做出自己价值判断和选择。最后鉴于这个社会现状，是事实，他也不去说了，万一说错了呢。
说对了，对自己毫无用处，说错了，可能被判定造谣，那就得受法律惩处。
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人人自保，大家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样的话，做好事可能得靠着勇气。如果本应日常习见的道德实践都得靠着勇气来维系的话，这个社会会好吗？
湖北省委书记应勇说：“不要让真相还在穿鞋时，谣言已经满世界跑了。”
这是正确的思路。我们不怕谣言，而是要与谣言斗争，让它没有市场，无处遁形。更何况哪怕是谣言，它也会对我们是有警策作用的。“谣言”倒逼政府作为，迫使政府及时做出反应，调查求实，及时辟谣。
辟谣是成本最低的。只要政府信息及时、透明、正确——也就是权威信息——时间长了，民众就会听你政府的，他不会去听谣言。这样政府的公信力就建立起来了。
只要权威声音不缺席，再加上民众有着最基本的辩识能力，谣言常常不攻自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对“谣言”具有免疫力的良好社会形态。
我们最知道的天气预报，一年的预报，至少有一半的不准确。我们谁去说它是谣言呢？相反，我们依然重视它甚至依赖它。它长期在我们生活中，对它的习性我们都非常清楚了解了，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来利用它。
对它的不准确，民众具有了免疫能力。有认知的人他知道气象变化的复杂性，预报只能预报到这个程度。没有认知能力的人，知道你老报错，直接不信就行了，任由你怎么报。
如果说平时都没有天气预报，突然哪天来一次预报，结果又预报错了，可想而知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一、劳动生产受损了，大家骂声载道；二、民众心灵受到欺骗和伤害，从此不再相信。
这遥言也一样，我们不怕生活中有谣言，久了我们自己能辨别，更何况还有官方权威辟谣。
比如就以新京报评论这篇文章里的内容为例，我认为京东官方辟谣，政府公安辟谣了之后就可以了。民众都知道了。
当事人，并没有主观恶意，最多是过失传谣，也没有造成事实上的社会公共安全后果。所以法律大棒就大肆挥舞了，不得不让人怀疑处理过度。
在生活中，我们都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民众面对资本和权力，他其实是弱势群体，你的大棒一挥舞，只会吓得屁滚尿流，赶紧下跪承认，甚至还不惜编造事实来承认，他怕你，讨好你，只要你放过自己。
有人会说，法律就是法律，犯错了就得按法律来。这没错。但是，法律量刑它也有酌情就高和就低之分，法律它也可以改变和完善。
“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贝卡利亚)
“谣言”最开始属于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只是说错了的一部分就变成了谣言。民众日常信息交流，一方面是其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也是信息得以勾兑、印证、互补的重要方式。
一个社会，民众如果不能充分地表达意见，社会将不会有活力。最后就变成普通人不敢说，有责任与担当的也不敢说。
就像我们当下的教育，我们想方设法把孩子严箍死管，孩子灵气没了，好奇心创造性也没了。我们不能禁止人的正常交流与表达。
媒体要扮演好自己的功能角色，发挥作用。媒体记者是社会现实的观察者记录者，也是社会的警示者和引领者，要发出正确的声音。媒体一旦偏狭或堕落，整个社会将会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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