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教授：未来10年，中国不能掉入这两大陷阱
2020/4/10 17:07:50 思想潮
作者 |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来源 | 正和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未来10年，中国或许将会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前方“陷阱”重重：“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
对此，我有6点建议：
1. 做好制度建设
在这场抗疫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再深思的地方，许多人讨论中央政府足够果断，但早期一些地方政府还比较自我，甚至隐瞒信息“不作为”。然而光是“谴责”地方政府就足够了吗？
一般来说，今天地方的行政机构里，可以发现3类群体：一类是唱赞歌的，热衷讲大政治和大话，“口惠而实不至”；另一类是不作为的，准时上下班，上班读书看报写文件，但没有行动；还有一类是想作为的。
三种群体，三个结果。每天吹牛拍马、唱赞歌的，被上级领导注意到，被提拔了；不作为、也不干活的，他不犯错误，也有机会提拔。
那些想作为的却困难重重，一旦做点事情，就容易触动到其他人的利益。利益被触动的人就会变成告状者，就有人来查你。因此，对想作为的干部来说，不作为便是最理想的选择。
这样的情况下，谁来干活呢？大家都学着吹牛拍马，大都学着不干活。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低级红，高级黑”多了起来，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制度上去改进。
就人性来说，不管什么样的体制，总会出现这3类群体。但要想促成领导干部有所作为，就必须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体制的设计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弱点。最高领导人这几年也反复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所以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负责任”？你不能光指着某个领导说：你不负责。新冠疫情的扩散就说明了这点：武汉市长辩说他不报也是根据法律和政府规定来的，没有权力把这个公之于众，他也有他的说法。
我多次说过，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从体制角度来说，中央、地方还是需要改革，目标就在于如何使得地方政府更具责任感。
不能光从人的角度来说“你不作为”，要从制度上找到不作为的原因。核心是找到“谁来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一点中央政府要明确，中央政府谁承担责任，地方政府又是谁承担责任，然后从体制上保证他们能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说光去批评。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有些该集权的地方没有集好权，该放权的地方没有放好权，这样地方政府的权力就不足。所谓“使命型政党”不是说不会犯错误，也是会犯错误，但是他有使命，可以自己去纠正错误。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不到600万人口的新加坡只有一级政府。
武汉市有几级政府？至少三级半。中国哪怕像新加坡这样规模的城市都是三级半政府，需要这么多层级的政府干什么呢？中国从秦朝、汉朝到晚清都是三级政府，现在有这么多级别政府，还是需要改革的。
其次，怎么激发公务员、官员的积极性呢？除了强调意识形态，或许还需要物质。新加坡是世界上公务员工资最高的国家。当然不是说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要像新加坡这么高，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务员也是人，也要过体面生活的。
还有一个要法治，要是太讲政治，法治就会受到影响。政治都是比较主观的，不像法治比较客观，依法治国是国家现代性的主要表征。
我一直在说，利益的困局始终是需要利益来突破的。要让责任跟利益正相关。你不能叫我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没有利益。有多少利益就有多少责任，我想这个道理整个世界是普适的。
2. 破除“唯GDP主义”
这次疫情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容易出现社会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经验地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的问题。我们需要重视起来，防止中国未来陷入到各种陷阱之中。
目前的中国，主要存在着两条政策思路：第一条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GDP主义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但说穿了，GDP主义就是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商品化。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货币化，比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从这次疫情也能看出，中国现在最主要的不光是追求GDP的增长，还应该搞社会建设。
3. 做大中产阶层
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中产阶层占70%以上，现在已经降到不足50%。美国、欧洲为什么现在不稳定？就是因为中产阶层变小了。
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层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像泰国那样，如果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其他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所以，要做大中产阶层的规模。
但培养中产阶层的关键并不是“杀富济贫”，光是分蛋糕的话，这个蛋糕马上就分完了。所以还是需要做大蛋糕，比较有效的选择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
4. 辅助好中小型企业
从汉朝到现在，除了几个很短的历史阶段外，中国呈现出“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顶层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底层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和一个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
只要这3者的力量是均衡的，经济发展就会是稳定、可持续的；反之，就会出现经济问题。
当下要做好的是扶持好中小型企业。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目前仍然缺少投资空间。新的空间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国有企业让渡一些自己不作为、也很难作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比如设立大量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中小型银行。
5. 重视社会改革
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今后几十年社会制度的建设。因为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有它的制度基础所在。
像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房子很便宜、看病不需要很多钱、读书不需要很多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发展，而不是说社会分化的发展，比如在一二线城市外，着力发展三四线城市，包括产业、卫生、教育等资源和服务，增强国家综合抗风险能力。
6. 避免陷入“明朝陷阱”
从整个世界史来看，进步需要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面开放。
1500年世界海洋时代拉开帷幕，拥有着强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却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由此失去了一个时代。但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的瓷器也远销欧洲，在当时中国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过了今天的iPhone。
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国家领导人这些年宣布的几项重大改革，比如海南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都必须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做起来、发展下去的。
当下，需要社会上每个人负起责任来。当每个人对社会有担当时，这个社会才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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