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的人类灾难，能否诞生伟大的文学作品？
2020/4/19 10:26:57 思想潮
作者 | 于玮琳
来源 | 思想潮
面对这场空前灾难，你会不会有那样一种冲动——去记录下来，记下来在这场疫情中你所愤怒的、感动的、焦灼不安的的一切。
英国诗人托马斯·狄兰曾说：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灾难带给一个民族的不应该只是痛苦，更应该是迎战的勇气和不曾泯灭的良知。而作家的使命，就是用写作去让大众铭记，去真实地记录、尽兴地表达。
因而瘟疫过后，往往有传世之作诞生。方方之外，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更有许多作家耗尽心血去记录与呼喊。人类历史每次大灾大难之后，总会诞生至今流传甚广、震撼人心的经典著作。
黑死病、《十日谈》与薄伽丘
“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
历史书告诉过我们，《十日谈》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杰作。却鲜有人知，薄伽丘受何触动写下该作，又为此付出了什么。
十四世纪中叶，黑死病横行欧洲，造成了24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数百年后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也只牺牲了总人口的5%。黑死病，也就是鼠疫，直接造成了近乎于灭霸打了一个响指一样威力。
这样的人间惨剧动摇了欧洲中世纪人们对于宗教的绝对信仰。禁欲主义被削弱，人文主义开始博兴。
在《十日谈》中，10名青年男女在乡村别墅中躲避瘟疫，他们终日游玩宴饮，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嘲笑教会的罪恶、赞美爱情、谴责禁欲主义。
薄伽丘借书中人物之口描绘罗马教廷的丑态：“那帮人个个淫乱好色，又贪图口腹之欲，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圣洁、虔诚、慈善、模范的生活，只有淫乱、贪婪、欺诈、妒忌、傲慢。那里不是一个神圣的温床，而是罪恶的策源地。”
他写的畅快，人们也十分捧场，该书出版后迅速风靡西欧各国。意大利近代评论家桑克提斯曾把《十日谈》与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
但文学史上的成就的另一面，是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天主教会对其恨之入骨，时常派人对薄伽丘咒骂和威胁。压力之下，他曾想销毁《十日谈》，幸而被好友彼特拉克拦下。
霍乱与“宅家”三个月的普希金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这辈子只活到了38岁。却非常的高产，仅仅在在1830年因为霍乱被隔离的三个月中，他就创作了 4部诗体小悲剧、2首童话诗、1篇叙事诗、1部中篇小说、29首抒情诗、13篇评论、17封书信，甚至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堪称文学史上的奇迹。
1830年，俄国沦陷在霍乱疫情之中，普希金和仆人被滞留在波尔金诺的乡间。瘟疫随时都可能夺走他的生命，而他却在恐慌之中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他在著作中写道：“我走我的路，就好像走向决斗场那样。”
普希金的著作鼓舞了无数人，让我们明白，即便你因灾难受困斗室，依然可以抓住机会，去成就更好的自我。
在与瘟疫战斗的过程中，普希金获胜了；然而戏剧化的是，7年后，这位诗人却死于一场与一俄罗斯军官的决斗中。
加缪与《鼠疫》
“在这种极端孤单的情况下，终于没有人再指望邻居来帮助自己，各人都是心事重重地独处一隅。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偶尔试图在人前谈上几句心里话，流露出一些情绪，那么不管对方回答些什么，其结果十之八九都反而会刺伤他的心。”
——阿尔贝·加缪 《鼠疫》
严格来说，加缪的《鼠疫》并非诞生于瘟疫之后，而更多的是以鼠疫象征法西斯和纳粹主义。但这部著作却成了新冠疫情期间最热门的读物。只因恰恰是这部存在主义巨作会让身处疫情中的人们更加感同身受。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所见到的荒诞场景，都可以在《鼠疫》中找到类似的情状：
书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日夜奔波劳碌，每天工作20个小时，甚至无法照顾家中生病的妻子，正如这次疫情中所有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偶然来到城中采访却被隔离的朗贝尔，无视封城的决定，试图逃出去，正如疫情刚刚爆发时连夜出城的人；
有人抓住鼠疫商机，投机倒把，大发横财，正如此前趁乱卖家口罩的黑心商家；
也有人听信一些没有根据的谣言：比如喝纯葡萄酒可以杀死细菌，含薄荷片可以预防疾病，最终这两样产品价格飞涨，正如前段时间意外脱销的双黄连……
无论在书中，还是在现实，疫情之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铭记该铭记的，感恩该感恩的，正如加缪在书中所言：“要有直面荒诞的勇气，又要有平衡矛盾之毅力；要有反抗超越之举，又要有将爱内化为主体精神之境界。”
是时候重读《鼠疫》了。
“非典”与中国作家
“死亡是多么顽强的客人，它就谦虚地坐在每个人近旁，随时等着牵着你的手，领你出门。”
——毕淑敏《花冠病毒》
商场人烟稀少，学校延迟开学，戴着口罩的人们步履匆匆，谨慎地保持距离……当下的这一幕幕场景，同样曾在17年前上演。“非典”带来的记忆，烙印在很多人的心里，也让很多中国作家希望通过创作来记录。
2003年，中国作协组织8人作家团在非典一线进行采访，其中就有毕淑敏。她后来回忆：每天晚上都要列席北京市防疫会议。开完会后，她从台基厂走到长安街上，曾经充满生机的大街，死一般寂静，人类的悲壮感冲撞着她。
这部《花冠病毒》，毕淑敏沉思了整整8年。它讲述了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命前往燕市采访，目睹众人面对病毒“花冠”时的恐慌和心理困境。
为了写这本书，毕淑敏读了人类进化史、人类瘟疫史、人类灾难史等大量相关著作，她记不清自己在梦里看到多少次病毒，那本《病毒学词典》，她写完小说后决然扔掉，再不想看到那些病毒的模样。
同样和毕淑敏一样耗时多年去刻画非典记忆的还有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从2003年非典时期深入疫区采访，追踪“全球第一例”到最后一例非典患者出院，到写就《非典启示录》，王宏甲耗时近10年。
而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版这部纪实文学，王宏甲认为“抗“非典”虽然结束，但“非典的伤口”还在流血，有许多事情还看不真切。”
纪实文学的魅力，也恰恰在于真实、客观，每一个数字都有温度，每一个受访者都在呐喊。而关于灾难的记录与反思，恰恰是文学最重要也不可取代的价值。
结语
这次的敌人，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难缠。
但人类的历史本就是一次与瘟疫不断搏斗，并不断战胜瘟疫的历史。我们从浩劫中不断走来，不断变强。含着泪水，却永远也无法被打倒。正如尼采所说：凡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更强大。
人性的光辉，也往往在灾难中愈加耀眼，值得被铭记。
这也正是文学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灾难过去，生活如同江水一般滚滚向前，唯有文学作品能让我们在日常的繁复中保持清醒的“痛感”。
此时此刻，一定有很多作家和普通人，已经默默拿起了笔，去开始属于自己的忠实记录。但愿，这其中，也许就蕴藏着将来面世的伟大作品。
一个民族的创巨痛深，至少需要一部经得起时间和人性考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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