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新冠肺炎或在第三世界引发社会骚乱
2020/4/29 21:57:30 思想潮
作者 | 绿章
思想潮专栏作家
来源 | 思想潮
中国的邻国印度，在目前为止的这轮新冠肺炎疫情中，并不太引人瞩目(截止4月27日，印度累计确诊病例27892例，死亡872例)——除了中文自媒体偶尔流传的几则半戏谑的印度民间抗疫传闻。
曾经岁月静好的南亚邻国印度，近日一反常态包机来华，加入到“上门自提”抢购防疫物资的队列中。
4月15日晚，印度阿萨姆邦卫生部门抢先一步从广州进口了5万套防护服，紧随其后的印度驻华大使馆于16日从广州运送了65万个测试盒回首都新德里。
过去10天，这个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已从上海和香港进口了约170吨医疗相关物品，计划未来一周从广州和沈阳两地再进口300吨。根据印度媒体近日的报道，该国将从中国购买1500万件医疗防护装备，并希望开展药物合作。
这一犹如按了加速键的行动力透露出些许令人不安的讯号。毕竟在此之前，面对风声鹤唳的新冠肺炎疫情，印度“不正经”的画风似乎自成一派—除却主流媒体零星的报道，偶尔流传于自媒体间几则半戏谑的印度抗疫传闻令人啼笑皆非：警察花样百出的体罚措施，民间脑洞巨大的防疫宣传招数，以及包治百病的牛尿。
事实上，在英语世界主流媒体所构筑的舆论场中，不同于中国受到高度关注，以印度，非洲和南美洲诸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经济体，长期处于相对“神隐”的状态。
但世卫组织日前却发出警告，表示全球抗疫形势能否取得最终胜利，取决于印度能否管控住疫情快速蔓延。
1、新冠疫情的薛定谔进行时第三世界经济体在主流媒体疫情报道中的形象一度晦暗不明：
一方面，欠缺的医疗卫生水平，落后的基层治理，以及庞大的贫困人口，成为横亘在疫情防控面前的“三座大山”，令不少专业人士用“暴雷“”王炸“等骇人词汇，表达对这些国家未来疫情态势的深切隐忧。
另一方面，炎热高温的气候环境，被天然认为是阻挡许多流行病疫情的马其诺防线(尽管新冠肺炎离经叛道的走势令这一说法不攻自破)，使得舆论界不乏有声音相信这些经济体在此次疫情“海啸”中有如神助，直接“躺赢”。
当占据着媒体头条的美欧疫情在高位上刚刚显露缓和迹象，政治人物已经急不可耐地对“拐点”将至和重启经济开展高谈阔论。
此时印度和非洲等地异军突起的疫情，无疑是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下防疫困局的当头棒喝。在这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难以逾越的贫富鸿沟，如蛆附骨的难民问题以及尖锐的宗教种姓矛盾，无一不放大着疫情以外乱象丛生的现实问题。
有着“西方最大民主国家”之称的印度，凭借着仅次于中国13多亿的人口规模成为全球抗疫版图中超然独立的存在。
尽管疫情初期，这一南亚大国曾一度游离于主流媒体报道之外，但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瑞安此前预警的那样，虽然美国已经成为疫情的新“震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对抗新冠肺炎疫情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未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印度控制该病毒的能力”。
2、病毒和下一顿饭谁先到来这并非危言耸听。
4月14日，印度国内确诊病例在短短20天之内飙升20倍，突破万宗，总理莫迪宣布原定21天的“人民宵禁”(Janata Curfew)延长近三周至5月3日。
封邦锁国的雷霆手腕，不仅凸显出新德里当局御病毒于国门之外的力有不逮，也将该国数以亿万计的贫困人口，顷刻间推向病死或饿死的两难境地。
就在“封锁令”宣布延长的当天，3000多名滞留在孟买的民工聚集到班德拉火车站，要求政府恢复火车运营，允许他们返乡。
由于车站前拥挤不堪，警方在冲突中用警棍驱散人群。自从印度政府以近乎突袭的方式，宣布实施覆盖13亿人口的全球最大规模封锁，反复上演的移工潮，无疑令孟买的防疫和治安雪上加霜，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是目前印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同一天，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一周之内再度爆发抗议活动，这座以钻石加工、纺织、机械、造纸、碾米闻名的工业重镇，汇聚了十万多名背井离乡谋求生计的打工仔。
自从3月24日印度政府在国内确诊病例仅有500多例时，便当机立断下令封城以来，大批失去工作的日薪民工一直处于三餐不继，无家可归的窘境，生存本身变成了比病毒更可怖的话题。
尽管莫迪作为国家领袖的声望，以及其“不进行这21天的封锁，可能让国家倒退21年”的讲话，让天真不设防的印度人意识到事态的严峻。
然而，随着工业服务业的大面积停摆，和全国公共交通骤然停运，拖家带口的打工者们依然前赴后继踏上恐慌性的返乡大潮。
虽然印度媒体为这场印巴分治以来南亚地区最大的人口迁徙浪潮冠以长征(Long March)和摩西出红海的出埃及记(Exodus)等富有浪漫主义的意象，但频频见诸报端的骚乱和暴力事件，犹如冰山一角，昭示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之下暗流涌动的困境。
在温饱面前，印度很多贫民顾不上疫情。
防疫对于他们而言，是极为奢侈的一件事情。那些尚未徒步百里还乡而选择留在贫民窟的城市贫民们，不仅成为印度防疫的巨大漏洞，也随时可能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隐患。
据联合国统计，在印度贫民窟里共居住着1.7亿人，占印度总人口的12.67%。位于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成为超过150万人口的栖身之所，有着亚洲乃至世界最大贫民窟的称号。
这座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提供灵感来源的贫民窟，在当地媒体笔尖被描绘成印度疫情的“定时炸弹”，也是新德里中央权力无意介入的“法外之地”。
贫民窟的居民不仅面临着比普通水平高20%的新冠病毒繁殖率和杯水车薪的检测数量，还要应对衣食无源，入不敷出的生存危机。
封禁的延长，使得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不知道下一顿饭将从何而来，因疫情导致的愤怒，困惑和沮丧的情绪正不断在印度各地蔓延。
令人咋舌的是，由于种姓制度中根深蒂固的“不洁”的概念，在社会边缘苟延残喘而无法被四大种姓接纳的贱民，又被称为“达利特”或“不可接触者”。
这种愚昧原始的歧视在疫情失控的背景下挪移到前线医护和防疫人员身上，演化为在目前全球其他地区都颇为罕见的针对医护群体的排挤和暴力攻击现象。
其实，封城之前的印度本就不太安宁。
2019年8月，莫迪政府修宪取消查谟-克什米尔邦的自治权，引发了该地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人口由来已久的对立冲突。
而同年12月通过的将穆斯林排除在外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CAA)进一步激化宗教矛盾，从去年底开始，德里、加尔各答等大城市流血骚乱不止，受到直接影响的印度东北部山区各邦冲突尤为激烈。
首都新德里更是在今年2月爆发了30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持续不断的纵火、抢劫、投石破坏等行为一直到2月26日莫迪公开表态，并部署大量安全部队之后才逐步平息下来。
在疫情的重压之下，这些盘根错节的宗教冲突、积重难返的族群恩怨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在内部安全危如累卵的境况下，随时可能成为压垮印度的最后一根稻草。
3、猎巫行动的迷思毋庸置疑，撕裂的社会氛围使得本该单纯的防疫举措变得复杂化，挑动着民众已然敏感脆弱的神经。
根据印度方面的调查，4月3日在达拉维贫民窟病亡的患者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在患病数周前曾前往新德里，参加当地“伊斯兰传道会”(Tablighi Jamaat)的一场参会者超过1,800人的活动，而这场集会也指向了其他数百名新冠病毒患者。
无独有偶，3月13至15日，4000名达瓦宣教团的穆斯林教徒在新德里尼扎穆丁(Nizamuddin Markaz)的宗教集会，导致新冠疫情被带到17个地方邦，印度4月初新增的确诊病患中有30%来自这次集会的教徒。
对于占本国人口80%的印度教徒来说，媒体关于宗教集会风波的报道，正好印证了官方对穆斯林的偏见，社会各界对穆斯林同仇敌忾的情绪从防疫角度得到强化。
而对于印度的穆斯林而言，裹挟在疫情之下的敌意使他们沦为众矢之的，进一步加剧了该群体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这一不信任感，体现在当伊玛目和部分参会信徒作为新冠病毒密切接触者，而被政府集中隔离时，印度穆斯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借疫情大做文章，打压他们的宗教信仰。
面对不问宗教、不问族群、真正彰显众生平等的新冠肺炎病毒，莫迪政府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片疟疾、肺结核、鼠疫等流行病司空见惯的土地上，一旦疫情的口子被撕开，印度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独疫区。
然而新冠肺炎对社会经济带来的致命打击，终究不是靠警察飞舞的警棍和民众群情激愤的“猎巫行动”可以缓解的。
正如莫迪在4月14日的讲话中强调的，封城是控制疫情行之有效的举措。只是面对难以为继的经济下行压力，他同样无法做到视而不见。
印度内政部15日发布公文，从4月20日开始，该国将开放部分产业分段有限度地复工，踏出重启经济的第一步。不过考虑到目前全国总检测样本量堪堪超过23万个(截止4月14日晚间数据)，官方特别强调一旦疫情扩大，将会立即叫停阶段性复工。
这注定是一场痛苦的两难取舍，是一场单枪匹马驯服受惊大象的鏖战。
4、火山口上的非洲疫情与印度相类似的，在全球抗疫的版图中，非洲也是木桶理论中显而易见的短板。WHO的《2019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2018年全世界估计发生2.28亿例疟疾病例，其中93%发生在非洲区域，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十九个国家和印度承担全球近85%的疟疾负担。
面对非洲扑朔迷离的疫情态势，比尔盖茨在4月7日的采访中忧心忡忡地表示这些国家恐将见证“大多数死亡和最极端的经济痛苦”。
在新冠肺炎的惊涛骇浪间，多国封城的举措无可避免地加剧着当地触目惊心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国际航班大范围停运所导致的农药供应短缺，使得蝗灾肆虐的非洲诸国或将进一步陷入粮食危机的泥淖。
而受疫情影响行将被迫中断的人道主义援助供应链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恶化这片大洲不堪重负的难民问题。
面对当地疫情形势很难体现在数据上，很大程度只能依赖估算的无奈局面，许多非洲国家犹如置于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疫情的扩散使得原本已经严重的绑架、抢劫等犯罪活动陡然升温，甚至可能给恐怖组织以可乘之机。
印度、非洲以外，尚有中南美洲诸国，这些脆弱的社会、欠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在一场未知流行病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社会经济的重压之下，骚乱，动荡和分裂一触即发。
这一沉重的担忧，成为国际有识之士的共识。在4月9日的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疫情至暗时刻所亟需的团结和决心振臂疾呼：“这是一代人的战斗。”
多米诺骨牌正在一块块倒下，世界必须抱有最好的希望，做好最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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