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博士钱满素：这是文明的冲突，还是历史的终结？
2020/6/18 18:48:05 思想潮
作者 | 钱满素
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 | 《自由的阶梯》(钱满素著)
钱满素教授
1989年夏，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引起强烈反响，成书后名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
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极具轰动效应。
这两本书都名列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代表了西方世界在冷战出人意料地结束后的心理变化和对未来的预测。
转眼之间，冷战结束快二十年了，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然而大量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事件已经冲击了世界，预示了后冷战的世界走向。现在再来审视福山的“终结论”和亨廷顿的“冲突论”，可以有点检验的意思了，它们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吗？
一
福山要证明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普世价值，他预言其胜利乃历史之必然。
首先，他从现实层面叙述了自由革命的进程。1790年，实施该制度的只有美国、法国和瑞士，现在增加到了六十一国。四百年来，世界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现代社会视民主为唯一合法制度，无法想象一种与之根本不同而又更优越的制度，因此它不可能被更高形式的制度所取代。
史实本身还不足以说明自由民主何以一定胜利，福山就重提世界普遍史这个古老的话题，他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会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的、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
为了证明历史确实朝着有规律的方向进步，福山先是借助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性。科技是决定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的发展只能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决无逆反的道理，这就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方向性和普遍性的历史机制。
可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导向的专制国家在经济上完全可能比民主国家干得更好，因为专制政府雷厉风行，可以省去民主制中不少的拖沓麻烦，他无从证明科技经济高度发展和自由民主的共生关系。
弗朗西斯·福山(资料图)
于是他就求助于黑格尔-科耶夫有关“获得认可的斗争”的理论，试图从人性的内在需要来解答这个问题。根据黑格尔，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最初的人是为了认可，为了荣誉而不惜拿生命作赌注浴血奋战。不怕死的那个人战胜了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从而战胜对方成为主人，怕死的失败者就成了奴隶，人的独立自我意识也起源于此。在黑格尔看来，绝大多数政治生活是完全非经济的，政治以“认可”为中心，人类历史以“认可”为线索，几千年的政治问题——宗教战争、民族主义、阶级斗争，都是为了解决认可问题。
然而以往所有社会都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主人或奴隶获得认可的欲望，只有当历史迈进到法国革命，确立了自由主义民主，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普遍的相互的认可终于取代了不平等的认可，主人和奴隶的道德合而为一，人类社会进入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状态，历史因此走到尽头。
由此，福山找到了连接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的环节，现代自然科学满足了人的欲望，民主政治则满足了人的精神。既然获得认可是人性的基本诉求，又没有其他制度能比自由民主更好地满足它，那么这个制度在全球获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终结论一发表就招来众多非议，喝彩者大多出于政治原因，反对者却各有各的理由，其中有德里达这样反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人倒是不必解释的，他对福山的批驳火力凶猛，言辞激愤，奚落嘲讽，可谓势不两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政治立场与福山相似的美国保守派也持反对态度，那么他们反对的又是什么呢？
一是终结论的可信度。
不少人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未必对所有社会都行得通，它不是那么容易确立的，其实现过程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动荡，欧美能走到今天堪称幸运之神的眷顾。但即便欧洲在19世纪就实现了这一制度，后来还是爆发了一连串反民主的极端事件，危险至今犹存，敌人很可能就是自由民主本身。
人类历史的种种挫折表明，没有理由对未来过于乐观，那样只会低估灾难的发生。就人性而言，永远存在作恶的可能。一切政体都是过渡的，均不稳定，无论从自由民主的外部或内部来看，这一制度都不会是终结，终结论这种关于绝对平等和谐社会的政治承诺属于早已声败名裂的乌托邦。
二是终结论过分依赖黑格尔的唯心史观。
保守派中几乎无人接受黑格尔唯心史观，他们不认为历史有一个预设的终点，更不承认有人能真正知道历史的目的、方向和未来。
黑格尔赋予历史的这种固定模式徒有美学价值而已，这不仅因为已经发生的历史证明不了他的模式，更因为在他的宇宙自我实现中，历史成了目的，人只是需要去自觉配合宇宙的工具，这种模式贬低人的作用，把人类活动视为历史自身发展的陪衬，以至于某些人动辄以推动历史的名义任意牺牲在历史面前无足轻重的个人。
黑格尔(1770-1831)
有论者指出，福山的口气表现出一种智性的傲慢，其“思想最终将统治物质世界”的论调让人震惊。就人类本身有限的视野和知识而言，谁能知道什么是历史的偶然？什么是历史的必然？对历史划线只是发生在人脑中的事，不能强加给历史。
在这种诠释中，人类的命运似乎都已一清二楚，无论再发生什么也改变不了其方向，剩下的事情就是把现实中的纷乱打扫干净，为历史必然性铺路。这种理论当然很诱人，遗憾的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与现实脱节，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却丧失了真实。
该观点认为，历史进步的取得往往是偶然的，完全可能被逆转。决定历史的是人的选择，而非历史本身的绝对理念。黑格尔体系关注的是应该发生什么，相比之下实际发生什么好像反倒不重要了，任何事件在历史必然性面前都不过是枝节，不符合的更被视为“意外”或“历史岔道”。既然历史都已确定了，个人便无自由可言，更谈不上影响历史了。
再者，终结之说大多是神话和宗教的内容，这种思维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中也流行过，但哲学与宗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哲学的傲慢自大。基督教至少将“终点”保持在一种不确定状态，而黑格尔却毫不犹豫地将它定在1806年10月的普法耶拿之战，认定法国革命思想的胜利象征着国家已经确立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原则。
与黑格尔的狂妄相比，基督教虽然也认为自由在于个人意愿服从上帝意志，但那至少是讳莫如深的，多少还剩下一些个人自由的空间。而那些自以为懂得历史目的的人，却堂堂正正地把别人作为手段和工具来对待，因此黑格尔的自由就是他人的不自由。
看来，政治哲学化也许原本是福山期望该书的最大特色，结果却成了它的最大争议。早就有人指出，哲学就其性质而言是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癫狂的，哲学家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思考任何问题，不必顾忌其实际效果。
而政治要解决的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必须牢牢扎根现实，具有可行性。政治和历史中虽然都可能包含哲学理念，但不可能要求政治和历史无条件地去服从哲学。
福山把现实政治和黑格尔唯心史观捆绑起来的后果是，失去黑格尔的支撑，他的论点就被釜底抽薪。而当代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认为历史的发展存在各种可能性——暂时倒退、回到野蛮、出现断裂等，根本无法预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内外矛盾的压力下也未必不会失败。
至于将“认可”视为“驱动历史车轮的欲望”是否可信，也是大可怀疑的，人是精神和物质不可分的结合，没有人确切知道“最初的人”拼搏的动机，怎么能证明他们是为了纯粹名誉，而不是为了食物、家园和生命去殊死战斗呢？
三是终结提供的前景令人沮丧。
《终结》一书的第五章为“最后的人”，描述历史终结后的人类生存状态。“最后的人”这一概念来自尼采，尼采痛惜地感到，所谓的现代化只是欲望战胜了精神，优越意识在伦理上被霍布斯和洛克的自我保存理论瓦解掉了，“财富”替代“光荣”成为现代人的第一追求，尼采要力挽狂澜，重新确立精神对欲望和理性的优势。
“最后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放弃优越感，只有欲望、只求舒适和自我保存的人，他们自以为幸福，卑琐地活着，没有抱负理想，千人一面，全盘接受奴隶道德观。他们甚至不知道轻蔑自己，算得上最可鄙之人。
福山无奈地预言，当人的认可最终得到满足后，就只剩下欲望和理性，失去了精神、目的、道德、勇气等一切可贵的美德，沦为“最后的人”。
这就是自由民主的致命内伤，这一制度解决了认可问题，但人却不能没有这一问题而有价值地活着。获得认可的欲望既是专制、统治欲、帝国主义的根源，同时也是勇气、正义、公共精神等政治美德的心理基础。
平等认可的欲望得到满足后，为获得认可(尤其是优越认可)而斗争的巨大能量只能被导向经济活动，辅之以体育比赛、茶道、插花之类琐碎的释放形式。
所以对福山来说，历史的终结是非常悲哀的，激励人们胆量、勇气、想象的事情都将被纯粹的经济盘算所代替，甚至不再有艺术和哲学。届时人们将深深怀念历史存在的时候，而这种永恒的厌倦终将再次启动历史。
对如此远虑，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历史终结所创造的只是不完整的、无法令人向往的“最后的人”，那么自由民主的实现还算得上胜利吗？这个目的是否值得追求呢？更何况终结后人类倘若还要重返历史，那么历史不过循环而已，还奢谈什么终结？福山岂非在自相矛盾？
二
终结论和冲突论表面看来很是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福山乐观，亨廷顿悲观。福山是乌托邦的浪漫主义，亨廷顿则是冷眼烛世的现实主义。福山诉诸普世价值，亨廷顿反对，他认为普世文明只是普世权力的产物，西方文明不仅不是普世文明，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其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等特色是曾经存在过的任何文明所不具备的。
与历史上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的盛衰轨迹并无太大不同，不同的是它的理念和价值观。如果西方文明失败了，这些特色也将从人类文明中消失。因此他反对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说法，也反对民主化导致西化的说法。
但在本质上，两论仍是相通的。
其一，两位美国学者都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信奉者。一个爱之深而愿其永生，一个爱之切而恐其不测。两人心中都有非常具体的政策目标，福山希望看到美国在海外积极推动民主，而现实主义的亨廷顿则警告那种傲慢和天真的民主帝国主义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其二，他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只是角度不同。福山强调人性追求自由的本性。亨廷顿无疑同意弗洛伊德所说的人只有两种本能——力求保护和联合的本能……以及力求破坏和杀戮的本能。
福山的说法源于黑格尔，亨廷顿的人性论继承了霍布斯，二者分属历史悠久的两派哲学，都称得上根深蒂固，可见历来难有定论。回眸历史，人类确实从未停止过争斗，不同的只是方式而已。但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也同样无一日停止过，不过不应忘记，对自由的追求也充满了斗争和暴力。
如果没有福山式的自我陶醉，亨廷顿的理论本无新奇之处，熟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人对此毫无理解障碍。要证明冲突论，亨廷顿只需立足经验，以史为鉴，而终结论属于未来学，并无历史证据，故福山不得不求助于哲学推理。
说到底，关于人性，我们人类自己谁又有资格作终审裁决呢？既然世上的精英自古辩论至今也还是僵持不下，这场争论注定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在比较了福山和亨廷顿的理论后，有论者认为，文明的冲突事实上也许将有助于把国际秩序朝福山的方向推进，因此短期内(比如几十年内)亨廷顿的冲突论会被证明更为适用，但却不能说明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后福山的终结论就不会得到证实。
毕竟现代化不可避免，而现代化又必然颠覆传统社会，那么谁能肯定伊斯兰这样的传统社会就一定不会改变呢？原教旨主义运动不正是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并试图制止它才遽然兴起的吗？
关于亨廷顿否定西化等于现代化，也有人提出异议：为什么现代化偏偏在西方首先出现呢？这和西方文明本身难道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必然联系吗？有论者说：“很难想象现代化和西化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出于偶然，很难想象现代化会轻而易举地在中东或印度自发产生。
只有在西方，自由体制的发展才将人从传统威权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自由地追求科学和政治。”而且，没有西方价值观的支撑，现代化能否长久维持也令人怀疑。
持如此观点的人显然认为亨廷顿对西方文明过于悲观而缺乏自信，低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忽视了市场经济在国家关系中的意义。三百多年来，西方对其他文明的影响难道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吗？
如果不涉及制度和思想层面，又怎么会引起传统社会那么强烈的反弹呢？亨廷顿自己不也看到了西方民主制在全球的扩展吗？大多西方论者还是肯定西方价值观的，认为虽然迄今为止西方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些价值，但不等于它们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
最后，还有一个范式本身的问题。大多学者反对大而无当的范式，认为现实世界如此复杂，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把影响现实的万千因素囊括在内，因此根本不存在(甚至不需要)一个涵盖一切的大框架，寻求如此宏观理论框架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范式无非是将复杂的现实裁剪成适合自己的理论，这种简单化的图像虽然容易推销，结果却是误导。未来是谁也说不清的，历来的宏大理论都没有被历史证实，现在又凭什么能正确预测未来？
范式是独断的，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那些不能说明或者不符合体系的事实，因此即便使用范式，也不应独取一个而排斥其他。我们需要做的是扎实地掌握知识，全面把握现实，在翔实的研究基础上，对每个个案作出具体判断。
范式确实不是万能的，如果衡量范式的标准是要它扮演万世明灯，那么将不存在范式。但范式也不是完全无用的，因为人们总是需要一个认识和解释世界的途径，以便将庞杂无序的大千世界理出个头绪来，作为判断和行动的依据。一切宗教和意识形态都称得上是某种范式，都是在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看世界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终结论和冲突论所体现的问题意识都是值得称道的，至少为观察国际政治增添了新的角度、依据和参考。一种理论如果能起到一时的借鉴作用，得到一次证实，就颇为不易了。
要挑毛病当然也不难，世界毕竟不是在纸上构建出来的，不会纳入任何个人的理论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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