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晚清重臣李鸿章?
2020/6/26 14:31:07 思想潮

作者 | 王学良
思想潮专栏作家
首发 | 思想潮
我有时会想起1894年,以及那一年的李鸿章。

那一年,狂热的民族情绪和自大心理在天朝上国蔓延。
从经济体量来说,大清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甚至有学者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从军事实力来看,虽然吃过几场败仗,但在平定发捻之后,大清以淮军为基础,建立起了排名世界第九、亚洲第一的海军。
那一年,李中堂依旧意气风发。
想当年,科举高中,春风得意,挥毫之间一首《入都》惊艳天下英雄:“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如今七旬有余,执掌中枢多年,声望远甚当年。如《李鸿章传》所言,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
同样是在那一年,帝国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中日开战,大清惨败收场,那个蕞尔东夷、天朝上国最为瞧不起的倭寇,竟然击败了中国最为精锐、最为引以为傲的海军。
那一年是1894,是李中堂命运之转潮,亦是中国命运之转潮。

半生梦幻
梁任公有言,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争割败台湾,偿二百兆始。对李鸿章来说,积年之劳绩声名、强国梦想,一朝扫地。对中国来说,甲午之战,是农业国对阵工业国的失败,是专制制度对立宪制度的失败。
有些人猛然惊醒,原来大清的复兴梦不过是土鸡瓦犬——本以为大清实力已经足以登堂入室,到头来还是要在地摊上讨生活,所谓“物阜民丰”“兵强马壮”亦不过是一触即消的竹上霜、一碰即落的草上露。有识之士如康党、孙文等早就意识到,制度不变,国家不会兴盛,民众不会幸福。
但在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庙堂诸公并不多,或者即便认知到,也要视若无睹。
大战正酣之时,慈禧正在过寿,在国家生死关头,尚且淡定言曰:“只要没打到北京,就继续过寿。”
满朝文武随声附和。
几个月之后,李中堂驱策老躯,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割地赔款后,以“汉奸”身份回国,被迫远离军机,周游列国,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都未得重用。

李中堂正式步入晚年。在风云际会的北京,李鸿章的下一次盛大出场是在1900年。
1900年的中国,究诸前史,内忧外患无有甚于此时者。戊戌变法后,西方诸国对维新派充满好感,反对慈禧及顽固党。
全国上下都弥漫起一股疯狂的仇外情绪。在山东,义和团逢“洋”便杀。所谓“逢洋便杀”,绝不只是杀洋人,抽洋烟的要杀、拿洋伞的要杀、穿洋袜的要杀,信洋教的,更在必杀之列。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义和团)活埋还有花样,有的信教妇女,把腰部以上埋在地里,腰部以下,裸露外面,在阴部插上蜡烛,取火点燃,以为笑乐……”
慈禧认为民心可用,顽固派与义和团打成一片。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庚子年“拳匪之乱”是中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1900年5月25日,这一天,慈禧通电全国,向西方各国同时宣战。
一日本尚且难以战胜,况十一国乎?
此时远在天南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看到电报后,回复了八个字: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从宣战到7月20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义和团团民,带着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法宝,却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未曾攻破。
战败之后,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以接近八十高龄入都。过往“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皆为云烟,另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在自己手上诞生,即便其所丧者,非民之权也,其所辱者,亦非民之国也。
不到一年时间,李鸿章于病痛中去世。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有一句著名论断,即李中堂乃“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笔者认为或可盖棺定论。“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这句话不仅可以作为张岱的墓志铭,同样可以作为李鸿章的墓志铭。

旧时代的残党
之所以说李中堂无力回天,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李中堂无法挽救已然千疮百孔的大清;第二,李中堂既无力、也无意“再造新天”。
众所周知,大清之病,不在器物,而在制度、文化乃至信仰。从政治发展角度观之,对比洋务派,维新派是重要的进步。李鸿章对维新派充满好感,即便在慈禧大肆清洗康党之时,李鸿章也敢于直承自己是“康党”。

事实上,李鸿章是戊戌变法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1898年,总理衙门五大臣约见康有为,一番畅谈后,李中堂向人提起:“我不如康有为,废掉过去的旧政策和体制,是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有做到的,他却可以,我感觉到深深的惭愧。”
“想了几十年”未必,但在甲午之后,国家遭逢巨变,李鸿章周游列国,一定也重新思考过怎样才能救中国,康党的“君主立宪”方针让他看到了新的出路。但是,日本、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有巨大局限性,距离民主还有极为遥远的距离, “君主立宪”之所以能够吸引李鸿章,或许只是其在强国方面的有效性。
可以说,李中堂永远无法成为康有为,康有为是一把尖刀,李鸿章是旧时代的残党。知有强国,但不知有富民,知有君主,但不知有民主。
《走向共和》中的一幕十分经典,甲午战前某日,李中堂正在用餐,不断有属下前来报告,无论是“丁汝昌派人催银子”,还是“从英国定制的铁甲舰几近完工”,又或者是“日本即将入侵大清的消息得到证实”,李鸿章都只淡淡回了声“知道了”。
可当有人说:“老爷,不好了,打算进贡给慈禧太后那只鹦鹉已经一天多不吃不喝了,粪便的颜色也有点不对。”李中堂大惊失色。
慈禧是国家权力的中心,李中堂紧紧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
李中堂虽然同情维新,但正如雷颐所述,他十分清楚“思想错误”和“组织错误”的区别,思想错误可犯,组织错误绝不可犯。意思是,同情改革可以,但对于“帝党”和“太后党”的站队,李中堂向来分明。
换句话说,李中堂其人,可托之于小变革,不可托之于大变革。

此其之所以不能挽大清之危亡原因也。
何况又有多方掣肘。甲午之战,大清惨败,广东水师提督向日本写信,要求归还日本俘虏的广东水师军舰,理由是,这场仗是北洋水师与日本人的事儿,与南洋水师无关。西方有媒体报道称:“日本非与日本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从主观动机上看,李中堂亦无志于大变革。庚子之时,为李中堂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此为上策。李中堂答复曰“你是要我造反吗?”
从威望以及开明程度而言,彼时鲜有其匹,但旧政体不可救,新政体不可开,虽然原因复杂,但其中也有其个人因素的影响。
归结来说,李中堂其人,有小识、小勇,无大智、大勇,此其病也。

路漫漫其修远兮
大清之民对现代政治十分陌生,即便身居高位如李中堂也是如此。
儒家体系下长期熏染,李中堂或许对民贵君轻、君舟民水有所认知,但论及政党政治却完全懵懂,即便了解,面对“组织错误”的红线,李中堂又岂敢妄动?
军机大臣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状态可想而知。于国,吾民期待出现圣君,于乡,吾民期待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如康梁、如孙文者凤毛麟角。
但让吾民感到寒心的是,民贼常有,而圣君贤臣不常有。
大清或许是个意外,无论盛衰时期,其政治上从未包容大度,竞争性的政治秩序和市场秩序也从未得到认可,偏狂疑忌贯其兴亡。
即便是在宣布预备立宪后的几年,清廷也一再拖延召开国会的时间,甚至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查禁各地的社团。
惜哉李鸿章,周游欧美却只见现代政体之皮毛,但年近八十的老李中堂亦有超越一百二十年的思想火花。

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老李中堂回答,大清有报纸,但很遗憾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老李中堂金玉良言,何等珍贵。
可一回国,又是老样子。
庚子之后的1901年,李中堂去世。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李鸿章胸怀壮志,一生奔波,他本想改变历史,结果却被历史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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