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如何选对专业? 大师们给你指点迷津
2020/6/30 18:14:20 思想潮

作者 | 宁芳
高校教师、思想潮专栏作家
来源 | 思想潮
高考在即,不少学子都面临这样的焦虑:在大学里应该选择什么专业,作为自己今后人生发展的方向?
这或许是他们生平第一次自己做出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的结果将关乎他们将来的职业和生活。在踌躇不定间,幸运的孩子能有机会请教有经验的前辈指点迷津,但大多数人常常在热心亲友七嘴八舌的意见中感到迷茫。
有人说选专业须凭个人兴趣和能力,有人说选专业便是择业,要以社会需求为先。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近代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从传统中国的科举考试到近代分科设系的大学堂,其中变化令人瞩目。
分科设系对于传统国人来说是个新鲜事物,不同于传统科举以考察经文策论为主,近代大学既是知识专业化、专门化的标志,学科独立发展也是学术分野的标志。
对于大学生来说,进入大学学习,选择科系便是接受专门化训练的开始。
不过,对于一个初入校门的十七八岁青年来说,对自己兴趣的了解、对专业的理解,或许都不那么确切,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有一番摸索,甚至遭遇挫折,也是时常发生的。
翻翻大师们的求学往事,会发现有的“幸运儿”在专业道路上从一而终,而其中不少人则经历过一次甚至数次的专业转换,更弦易辙,才走上一生的志业道路。他们的经历和思考或许能给今天的学生一点启发。

找到事业方向:名医吴阶平的故事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早年毕业于协和大学,这是一所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西医院校,培养了大批西医名医,而在吴阶平的家族中先后有10人层在协和学习和工作,说起他的“协和情结”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分不开。
他回忆,当时他父亲认为社会腐败不能让儿女们从政,而做医生却是一种既高尚又稳妥的职业,不管社会如何动乱,济世救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尊重的。而要想当一个有本领的医生,必须进协和。
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的大姐夫陈舜名、哥哥吴瑞萍先后毕业于协和。他也把进协和作为了自己的志向,在他的努力下,于1933年考入了燕大的医预科,为进协和打下基础。
当时要进入协和考试竞争十分激烈,1936年他从全班52名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被协和录取的15人之一,从此开始他的医学人生。(吴阶平:《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科学救国路:平衡好兴趣与国家社会需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批批青年学生目睹旧中国的积贫积弱,立志于投身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事业。中科院院士、清华机械工程系毕业生梁守槃曾这样概括他选择专业时的初衷: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救国。
幼年的他读书看报中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弱国,由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近代中国总是落后挨打,他心中便萌发“振兴工业,科学救国”的想法。
青年时代又经历了“九一八”事变,淞沪战争中,日本空军横行无忌,苦于我国空军力量的贫乏,十九路军备受欺压,他又把“工程救国”的圈子划小,成为“航空救国”。
1933年,他同时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这是两所在当时都非常出名的大学,也极难考取。他考虑到当时交通大学隶属于铁道部,学生毕业的出路,以铁路部门为主,由于他对铁路工作没有兴趣,决定到清华大学报到。
在清华大学,他如愿进入了机械工程系,1935年又分到航空工程组。毕业后他不改初衷投身于航空工业的教学研究中了。
在国难当头的年代,怀着这样航空救国理想的青年学子也不在少数。
正如电影《无问西东》中所描述的一样,包括西南联大时期在内的一代代学子,他们怀着“工业救国”之志,克服求学、就业、生活中的种种现实困难,抱着发展中国航空工业、航空救国的信念,在最艰苦的地方,开始了祖国振兴发展的新生活。 
上下求索:如何探索适合自己的专业前述的那些在专业道路上“从一而终”的幸运儿当然让人羡慕,一方面他们早早找到自己的志向和兴趣所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得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不同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力量。不过对于其他很多青年来说,他们的专业选择都经历过一番或多或少的磨砺。
著名记者邹韬奋便走过一条由工科而转文科的道路。他小时候就被父亲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循着附属小学直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直升上院(即大学)的路子,邹韬奋便能成为一名工程师。
在他懵懂的童年,并不理解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只是以为工程师能造铁路,而在铁路上做了工程师,每月就有一千或八百元的丰富薪酬。
然而,在南洋求学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要做工程师,须对算学、物理一类科目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而这方面正是他的缺憾。经历了精神上的困苦和经济上的窘迫,突然有个机会摆在他面前,一位南洋土木科的同学决定去投考圣约翰改选医科,并邀邹韬奋一起去圣约翰投考。
因为课程相距甚远,由工科转文科并不容易,幸运的是,靠着以往的积淀,邹韬奋幸运考取了。在圣约翰,他功课上的烦闷得以一扫而光,并走上职业记者的道路。(《邹韬奋自述》)
与他相近,历史学家何炳棣早年入读清华的科系为化学系,他在入读清华前曾在山大念过一年化学系,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不过他在入读清华后两三个月便决定放弃化学而改修历史了。
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方面化学系要求相当高,一开始就要求大一化学成绩非达到相当高的标准,第二年不准入系。
当时班上几位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毕业的同学表现很突出,这对数学根基不够扎实的何炳棣造成极大压力。
而大一阶段的西洋通史和英文课则很合他胃口,授课老师态度谦虚和蔼,推荐阅读的书目让何炳棣读后觉得眼界大开,趣味无穷,更从内心转向了历史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文史学家、故宫研究专家朱家溍上高中时就对文史怀有强烈兴趣,向往着北京大学国文系和历史系。他抄下北大的课程表,去旁听黄节的汉魏六朝诗,胡适的文学史。
不过,虽然他对文科有浓厚兴趣,但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的大哥二哥却一定要他考北洋大学机械系和唐山交大水利系。这是两所当时以工程类专业出名的学校。
一般说来,那时候大学生毕业后择业选择并不多,而读机械、工程这样的学科,可谓一技在手,就业稳定,比较有利于毕业后的职业选择。
可是,本不擅长数学的朱家溍没有能考上,他家人仍鼓励他第二年接着考。
结果他继续在北大旁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沈兼士的文字学、孟森的清代开国史,钱穆的中国通史,报考唐山交大又一次名落孙山,但他得以调整方向,进入了辅仁国文系。在国文系他得到大师指导,发挥兴趣所长,走上文史之路。(朱家溍:《辅仁求学记》)
有“弃理从文”的学生,自然也有“弃文从理”的勇士,这里不得不提物理学家钱伟长。他在中学时期爱好文科,面对理科特别是数学、物理则视为畏途。
清华入学考试时,钱伟长的文史试卷很出色,作文更是受到中文系的杨树达教授的欣赏,希望他去中文系;而历史系的教授对他的答卷也特别满意,希望他到历史系去。但是数理化三科他考分总和不到100分(其他同学的成绩都在200分以上),英文也考得不好。
按理说,以他的条件入读文史专业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和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激发了“科学救国”的热情,在当时他看来,数理化即科学,所以钱伟长下定决心弃文学理。由于仰慕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的名声,他力图进入物理系。
而当年物理系可是清华的热门科系之一,在1931级的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面对众多数学、物理成绩出色的竞争者,钱伟长不气馁,一次次找系主任吴有训。吴有训起初并不同意,反而极力劝导钱伟长学中文或历史。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恳谈,吴有训或许为钱伟长的决心所打动,给了钱伟长一次机会,同意他暂时读物理系,但以保证在学年结束时,物理和微积分的成绩都超过70分,同时选修化学,还要加强体育锻炼等为前提。最终钱伟长用成绩和努力交上了这份“答卷”。(钱伟长:为“科学救国”我弃文学理)
胡适说:个人兴趣、社会需要与专业的选择关于专业的选择,究竟是凭个人兴趣,还是看社会需求,或者是投向热门专业,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有过一段对青年人的讲话,在今天或许依然可为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胡适早年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留学,初到美国,他选择入读东岸名校康奈尔的农学院。对于这个选择,他回忆:在赴美的船上他便开始认真考虑未来方向的选择。
开矿造铁路这些实业可谓当时热门之选,回国也不愁出路,不过他不感兴趣。退而求其次,要学有用之学。
最后他把目标锁在了康奈尔的农学。康奈尔是美国古老的名校,而农学院更是全美数一数二的。而我国是农业之国,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学了科学的农业,或可有利于国家。
然而,入校之后的学习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首先,胡适不曾有过实际的农村劳动经验,而农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课程。
虽然他靠着记忆应付考试问题不大,却也不曾对这些科目产生浓厚兴趣。另外,中美在农业方面的差异使他难以学以致用。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实习课上,他们需要辨识各种苹果,这些苹果对于美国学生是常见的,在中国大地上却看不到。
他意识到科学的农业对他的理想并没有什么帮助,他需要另寻目标。经历过一番摸索的胡适最终转到文学院,主修哲学,追随大师杜威学习,他留美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实地了解美国政治思想,打开了眼界。也正是经历过这番曲折,他意识到确定专业目标对青年人并非易事。
面对当时青年选择专业科系的现状,胡适曾感慨于青年人的短视和功利,重理轻文、重实用轻基础,又容易人云亦云,“天才比较高的都跑到医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实用方面,而又不选择基本学科,譬如学医的,内科、外科、产科、妇科,有很多人选,而基本学科譬如生物化学、病理学,很少青年人去选读。”
就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结果文学院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 
在胡适看来专业科系的选择须把握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因此,这个问题的落脚点仍是在“我”。
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即所谓“性之所近,力之所能”。
对于青年人的选择,他希望大家不要人云亦云,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鼓励大家不妨多尝试、多摸索,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当初所填的志愿,不要当做最后的决定,只当做暂时的方向。
进大学校后第一年到处去摸、去看、探险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学。如在中学时候的数学不好,现在我偏要去学,中学时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师不好。现在去听最好的教授的讲课,也许会提起你的兴趣。好的先生会指导你走上一个好的方向。”
胡适先生这番五十多年前对学子们的教诲,今天听来或许也不为过时。因为青年人总有相似的烦恼:兴趣很多,却难于坚持;爱好在此,可父母家人希望的方向在彼。
幸运的是,今天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在大学里接受跨学科的知识和教育,拓宽知识视野,也有更多机会与同学师长交流,或许能更好帮助我们找到自身的定位。
大学教育是人生的重要一环,十八九岁的年纪正是精力旺盛、善于吸收新知的阶段,大师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他们也曾经历过相似的迷茫和摸索,或许他们的经验可为我们指明前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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