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如何选对专业？ 大师们给你指点迷津
2020/6/30 18:14:20 思想潮
作者 | 宁芳
高校教师、思想潮专栏作家
来源 | 思想潮
高考在即，不少学子都面临这样的焦虑：在大学里应该选择什么专业，作为自己今后人生发展的方向？
这或许是他们生平第一次自己做出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的结果将关乎他们将来的职业和生活。在踌躇不定间，幸运的孩子能有机会请教有经验的前辈指点迷津，但大多数人常常在热心亲友七嘴八舌的意见中感到迷茫。
有人说选专业须凭个人兴趣和能力，有人说选专业便是择业，要以社会需求为先。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近代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从传统中国的科举考试到近代分科设系的大学堂，其中变化令人瞩目。
分科设系对于传统国人来说是个新鲜事物，不同于传统科举以考察经文策论为主，近代大学既是知识专业化、专门化的标志，学科独立发展也是学术分野的标志。
对于大学生来说，进入大学学习，选择科系便是接受专门化训练的开始。
不过，对于一个初入校门的十七八岁青年来说，对自己兴趣的了解、对专业的理解，或许都不那么确切，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有一番摸索，甚至遭遇挫折，也是时常发生的。
翻翻大师们的求学往事，会发现有的“幸运儿”在专业道路上从一而终，而其中不少人则经历过一次甚至数次的专业转换，更弦易辙，才走上一生的志业道路。他们的经历和思考或许能给今天的学生一点启发。
找到事业方向：名医吴阶平的故事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早年毕业于协和大学，这是一所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西医院校，培养了大批西医名医，而在吴阶平的家族中先后有10人层在协和学习和工作，说起他的“协和情结”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分不开。
他回忆，当时他父亲认为社会腐败不能让儿女们从政，而做医生却是一种既高尚又稳妥的职业，不管社会如何动乱，济世救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尊重的。而要想当一个有本领的医生，必须进协和。
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的大姐夫陈舜名、哥哥吴瑞萍先后毕业于协和。他也把进协和作为了自己的志向，在他的努力下，于1933年考入了燕大的医预科，为进协和打下基础。
当时要进入协和考试竞争十分激烈，1936年他从全班52名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被协和录取的15人之一，从此开始他的医学人生。(吴阶平：《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科学救国路：平衡好兴趣与国家社会需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批批青年学生目睹旧中国的积贫积弱，立志于投身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事业。中科院院士、清华机械工程系毕业生梁守槃曾这样概括他选择专业时的初衷：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救国。
幼年的他读书看报中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弱国，由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近代中国总是落后挨打，他心中便萌发“振兴工业，科学救国”的想法。
青年时代又经历了“九一八”事变，淞沪战争中，日本空军横行无忌，苦于我国空军力量的贫乏，十九路军备受欺压，他又把“工程救国”的圈子划小，成为“航空救国”。
1933年，他同时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这是两所在当时都非常出名的大学，也极难考取。他考虑到当时交通大学隶属于铁道部，学生毕业的出路，以铁路部门为主，由于他对铁路工作没有兴趣，决定到清华大学报到。
在清华大学，他如愿进入了机械工程系，1935年又分到航空工程组。毕业后他不改初衷投身于航空工业的教学研究中了。
在国难当头的年代，怀着这样航空救国理想的青年学子也不在少数。
正如电影《无问西东》中所描述的一样，包括西南联大时期在内的一代代学子，他们怀着“工业救国”之志，克服求学、就业、生活中的种种现实困难，抱着发展中国航空工业、航空救国的信念，在最艰苦的地方，开始了祖国振兴发展的新生活。 
上下求索：如何探索适合自己的专业前述的那些在专业道路上“从一而终”的幸运儿当然让人羡慕，一方面他们早早找到自己的志向和兴趣所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得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不同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力量。不过对于其他很多青年来说，他们的专业选择都经历过一番或多或少的磨砺。
著名记者邹韬奋便走过一条由工科而转文科的道路。他小时候就被父亲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循着附属小学直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直升上院(即大学)的路子，邹韬奋便能成为一名工程师。
在他懵懂的童年，并不理解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只是以为工程师能造铁路，而在铁路上做了工程师，每月就有一千或八百元的丰富薪酬。
然而，在南洋求学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要做工程师，须对算学、物理一类科目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而这方面正是他的缺憾。经历了精神上的困苦和经济上的窘迫，突然有个机会摆在他面前，一位南洋土木科的同学决定去投考圣约翰改选医科，并邀邹韬奋一起去圣约翰投考。
因为课程相距甚远，由工科转文科并不容易，幸运的是，靠着以往的积淀，邹韬奋幸运考取了。在圣约翰，他功课上的烦闷得以一扫而光，并走上职业记者的道路。(《邹韬奋自述》)
与他相近，历史学家何炳棣早年入读清华的科系为化学系，他在入读清华前曾在山大念过一年化学系，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不过他在入读清华后两三个月便决定放弃化学而改修历史了。
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方面化学系要求相当高，一开始就要求大一化学成绩非达到相当高的标准，第二年不准入系。
当时班上几位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毕业的同学表现很突出，这对数学根基不够扎实的何炳棣造成极大压力。
而大一阶段的西洋通史和英文课则很合他胃口，授课老师态度谦虚和蔼，推荐阅读的书目让何炳棣读后觉得眼界大开，趣味无穷，更从内心转向了历史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文史学家、故宫研究专家朱家溍上高中时就对文史怀有强烈兴趣，向往着北京大学国文系和历史系。他抄下北大的课程表，去旁听黄节的汉魏六朝诗，胡适的文学史。
不过，虽然他对文科有浓厚兴趣，但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的大哥二哥却一定要他考北洋大学机械系和唐山交大水利系。这是两所当时以工程类专业出名的学校。
一般说来，那时候大学生毕业后择业选择并不多，而读机械、工程这样的学科，可谓一技在手，就业稳定，比较有利于毕业后的职业选择。
可是，本不擅长数学的朱家溍没有能考上，他家人仍鼓励他第二年接着考。
结果他继续在北大旁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沈兼士的文字学、孟森的清代开国史，钱穆的中国通史，报考唐山交大又一次名落孙山，但他得以调整方向，进入了辅仁国文系。在国文系他得到大师指导，发挥兴趣所长，走上文史之路。(朱家溍：《辅仁求学记》)
有“弃理从文”的学生，自然也有“弃文从理”的勇士，这里不得不提物理学家钱伟长。他在中学时期爱好文科，面对理科特别是数学、物理则视为畏途。
清华入学考试时，钱伟长的文史试卷很出色，作文更是受到中文系的杨树达教授的欣赏，希望他去中文系；而历史系的教授对他的答卷也特别满意，希望他到历史系去。但是数理化三科他考分总和不到100分(其他同学的成绩都在200分以上)，英文也考得不好。
按理说，以他的条件入读文史专业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和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激发了“科学救国”的热情，在当时他看来，数理化即科学，所以钱伟长下定决心弃文学理。由于仰慕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的名声，他力图进入物理系。
而当年物理系可是清华的热门科系之一，在1931级的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面对众多数学、物理成绩出色的竞争者，钱伟长不气馁，一次次找系主任吴有训。吴有训起初并不同意，反而极力劝导钱伟长学中文或历史。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恳谈，吴有训或许为钱伟长的决心所打动，给了钱伟长一次机会，同意他暂时读物理系，但以保证在学年结束时，物理和微积分的成绩都超过70分，同时选修化学，还要加强体育锻炼等为前提。最终钱伟长用成绩和努力交上了这份“答卷”。(钱伟长：为“科学救国”我弃文学理)
胡适说：个人兴趣、社会需要与专业的选择关于专业的选择，究竟是凭个人兴趣，还是看社会需求，或者是投向热门专业，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有过一段对青年人的讲话，在今天或许依然可为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胡适早年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留学，初到美国，他选择入读东岸名校康奈尔的农学院。对于这个选择，他回忆：在赴美的船上他便开始认真考虑未来方向的选择。
开矿造铁路这些实业可谓当时热门之选，回国也不愁出路，不过他不感兴趣。退而求其次，要学有用之学。
最后他把目标锁在了康奈尔的农学。康奈尔是美国古老的名校，而农学院更是全美数一数二的。而我国是农业之国，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学了科学的农业，或可有利于国家。
然而，入校之后的学习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首先，胡适不曾有过实际的农村劳动经验，而农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课程。
虽然他靠着记忆应付考试问题不大，却也不曾对这些科目产生浓厚兴趣。另外，中美在农业方面的差异使他难以学以致用。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实习课上，他们需要辨识各种苹果，这些苹果对于美国学生是常见的，在中国大地上却看不到。
他意识到科学的农业对他的理想并没有什么帮助，他需要另寻目标。经历过一番摸索的胡适最终转到文学院，主修哲学，追随大师杜威学习，他留美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实地了解美国政治思想，打开了眼界。也正是经历过这番曲折，他意识到确定专业目标对青年人并非易事。
面对当时青年选择专业科系的现状，胡适曾感慨于青年人的短视和功利，重理轻文、重实用轻基础，又容易人云亦云，“天才比较高的都跑到医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实用方面，而又不选择基本学科，譬如学医的，内科、外科、产科、妇科，有很多人选，而基本学科譬如生物化学、病理学，很少青年人去选读。”
就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结果文学院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 
在胡适看来专业科系的选择须把握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因此，这个问题的落脚点仍是在“我”。
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即所谓“性之所近，力之所能”。
对于青年人的选择，他希望大家不要人云亦云，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鼓励大家不妨多尝试、多摸索，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当初所填的志愿，不要当做最后的决定，只当做暂时的方向。
进大学校后第一年到处去摸、去看、探险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学。如在中学时候的数学不好，现在我偏要去学，中学时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师不好。现在去听最好的教授的讲课，也许会提起你的兴趣。好的先生会指导你走上一个好的方向。”
胡适先生这番五十多年前对学子们的教诲，今天听来或许也不为过时。因为青年人总有相似的烦恼：兴趣很多，却难于坚持；爱好在此，可父母家人希望的方向在彼。
幸运的是，今天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在大学里接受跨学科的知识和教育，拓宽知识视野，也有更多机会与同学师长交流，或许能更好帮助我们找到自身的定位。
大学教育是人生的重要一环，十八九岁的年纪正是精力旺盛、善于吸收新知的阶段，大师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他们也曾经历过相似的迷茫和摸索，或许他们的经验可为我们指明前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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