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师的来信：中国教育减负数十年，为何越减越累？
2020/7/4 21:51:51 思想潮
作者 | 谷雨天(退休教师)思想潮专栏作家
来源 | 思想潮
1.被固化了的学业负担
当下热议的教育减负问题，从恢复高考，一直说到现在!
我国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超重，特重，久负盛名。刚恢复高考的头几年，学生的负担还不是太重。尽管那时的大学很少，招收人数很少，但中小学的课业负担远不像现在这样沉重。
记得上个世纪的90年的3月初，我随学校高三老师们去四川遂宁一所因高考升学率超高而闻名的中学，那时的遂宁还是个县城。
从成都出发，汽车从早开到晚上十点才到目的地。那所学校的学生居然还没有下晚自习!当时的感觉是，震惊。这不就是高考应试强劳力吗!
于是我们立刻开始了参观学习。这才发现，成都市很多学校(包括赫赫有名的7中)都来考察了。总的来说，为遂宁那所学校高强度的学习感到惶恐不安，甚至害怕。
怕什么？怕自己的学校也模仿效法。
果然，那以后不久，成都市所有的学校(当然包括所谓名校)比起让我们害怕的遂宁学校，其教育教学负担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大学少，招收人数很少，竞争自然激烈。举国皆然。
现在的高校数量已经数倍于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招生比例也由过去的百分之一、百分之十，扩展到今天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七十以上了，如果算上职业院校会更多(只不过大多数“名“中小学、“准名”校都不把职业院校计算在升学率内)。
但学生的课业负担反而成倍地增长。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中高考的不断强化，课业负担日趋加大。基本形成：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股增负推力，并且逐渐被固化。
2.减负文件不断下发的过程，就是学业负担不断滚雪球的过程
不论怎么出台文件，出多少文件，虽然从减负的指导思想到具体措施讲得很全面，但基本上都是在被固化了的学业负担外围做文章。
我国学生的学业负担增减，有点像油价的升降，国际油价小跌时，我国油价基本不动，国际油价大跌时，我国油价会跌一些，当国际油价小幅上扬时，我国油价会往上蹿一大节。
上涨时积极，下降时消极；上涨时，反应迅速，并超额跟进，下降时，反应迟钝，并消极应对。经过一个时间段，蓦然回首——天，上涨了那么多啊!中小学学业、课业负担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 这可算是“减负”的开端；这可谓非常及时了吧。之后几乎每年(有的年份不止一次下发文件)都有关于减负的文件下发。
2000年被视为教育的减负年，2000年的1月8日，教育部向全国各地中小学发出了《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这是教育部门就中小学减负问题发布的第49道金牌令，减负也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教育部通知：2018年9月起，中小学上课时间不得早于8:30. 但是，这个文件规定的早上8:30上课的时间，高中一天的执行都没有，初中小学真正执行的也没几天，举国上下又开始了新一轮增负“竞赛” 。
清晨7:20或者7:30要求初、高中生必须进教室的学校绝不在少数。部分小学也不甘落后，尤其是私立小学。
在中小学负担屡减不掉的情况下，2019年初，教育部又出台了《中小学减负措施》简称(减负三十条)而且这份文件经由国务院同意，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妇联等九部门联合下发。
这个文件的出台可谓权威和来头巨大，但依然效果甚微。
201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
文件明确要减掉的是中小学教师不应该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社会事务进校园、爆表填写工作、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等内容。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清理后保留事项实行清单管理。“
从中央到地方的与减负有关的文件堆起来的话，恐怕不下半公尺高了吧。
从减负的历程来看，不可谓不重视，应该是高度重视、极度重视了；不可谓不具体，应该说很具体很详细了。但是减负的过程，似乎成了强化和固化学业负担的过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需要减的“负担”从何而来？
负担依然重，甚至有增无减。特点是：当文件下发的最初一小段时间，学生的课业负担似乎有所表示地”减轻“了，一旦过了”风头“，负担总会卷土重来，且更加凶猛。
似乎学校都在和文件对抗，敢吗？可能吗？难道举国上下的教师和学生都患了自虐狂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从学校看：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考”(应试)这个 硬核进行的。
我国的考试录取制度，总体还是高一分压死一大片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光靠给学校下文件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什么综合素质评价与分数结合之类的说辞，其实从根本上看依然是分数说了算。所以为了追逐高分，在课业上不断加码就是必然的。
在我们的中小学，是公然提倡“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的。这样的标语口号泛滥在每一所中小学里。每到临近考试(主要指中高考) 学校都要搞各种花样的誓师大会，慷慨激昂的演讲和宣誓活动，大有一种鱼死网破，破釜沉舟的架势。
把应试教育搞到极致的，这几所中学几乎无人不晓，它们是：六安市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湖北省黄冈中学、江西临川一中、四川省绵阳中学。
网上经常有公办中学的排名，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排名，“中国五大名中学”、“中国十大名中学”、“中国100所名中学”等等不一而足。
但不管说得再花里胡哨，教育理念再多么的正确，其实都是围绕高考升学率这个核心进行评价的。学校要想在教育“市场”上站稳脚跟，赢得一席之地，唯有“拼搏”；校长的帽子想戴稳，唯有“拼搏”；教师要想得到升迁重用，顺利拿到奖金，唯有拼命。
其次，从家庭和社会看：对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来说，高考依然是最主要的出路，尽管高考成功未必代表出路畅通。
家长们很清楚，当下的中国，各行各业越来越追求高学历，受过高等教育与否，成了走向社会必备的第一张通行证。
获得高学历更是谋得一份“好工作”的基本条件，许多城市的中学在招考教师的时候，都明确规定报名资格必须是硕士及以上。
再加上机会被“垄断”的不公平现象依然严重，所以家长们把希望寄托在升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不管来自政府还是学校的一句“不要唯分数论，重在立德树人”这句政治正确的话，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是无力、无用的。解决不了他们的困惑、焦虑和无助感。
4.政府在“减负”中的角色和作用
中小学生以及教师的减负，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高考指挥棒的导向没有变。这并不是说这么多年来中高考没有变化，而是说，枝节的调整和改变不能触及根本。高考试题的难度总的趋势是愈来愈难。从高分到低分的录取模式依然不能提供“减负”的理由。
前些年增加的综合素质考察，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又演变成另一种应试，从而成为附加的新增负担。小打小闹的“改”和“革”，根本撼不动“分数”这个最大的“负担源”。而要改变或者调整指挥棒的导向，唯有政府才能主导。
其次，评价机制使然。广义的评价机制包括大一统(分省市出题不能改变大一统格局)的中高考在内。这里主要说的是对学校的评价机制，依然是政府独揽对学校的评价权。学校办的怎么样，能得到什么样的褒奖或者贬抑，全在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
校长的帽子攥在“上级”手里，客观上不得不为“上级”办学。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这个上级，嘴上说不要唯分数论，文件中规定减轻不必要的过重的负担，甚至会对进行升学率宣传的学校进行处罚，但在对学校做出评价时，明里暗中依然是依分数给学校排队，那么减负，只能是空了吹。几十年的减负过程不减反增就是证明。
再次，教育管理部门尾大不掉。如果对全国做一个调查(实实在在的调查)，不难发现，区县市教育局处科室林立，人员众多(公务员比例极少，长期借调者多)，每一个处科室人员都会分管一份工作，每一份工作都对应着学校的工作。
每个人都必然作用于学校。每一个人都意味着学校被要求设计“活动”，上交材料，也意味着，教育管理部门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对学校对应的工作作出评价。
而学校为了完成任务，为了能挂上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牌子，取得这个那个的称号，忙于应付，疲于奔命是常态。这还只是说的教育部门内部对学校产生的负担。
要想真正减轻学校、学生、教师过重的负担，政府需要从自身做起。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与学校的关系，需要对考试制度进行实实在在的改革，对学校的办学机制进行实实在在的改革。
除掉绑在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身上的“枷锁”，放学校、教师、学生到“光明”里去，才能确确实实地实现“减负”。
但，前提是：需要先给权力“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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