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来信：驻村书记走了之后，“精准扶贫”怎么办？
2020/7/13 19:10:05 思想潮

    

     作者 | 陶清德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教授、博士

     来源 | 思想潮

     精准扶贫“收官”的政策宣传在2019年下半年就启动了，紧迫的气氛笼罩着，从上到下早早下定了“赶早不赶迟”的决心。

     不巧，新冠病毒踏着2020年春节的步子跨进新年，整个春天都淹没在肆虐的疫情中。

     尽管如此，春节假期还没完，驻村书记们就冒着疫险去了帮扶村，“上面”的“收官”巡察也是如期展开。

    

     4月底各种帮扶验察的反馈“消息”就频频从驻村第一书记那里“发送”到了帮扶单位。进入5月，满满的是精准扶贫“收官”的节奏，帮扶责任人“入户”的进度表已经确定下来，如何才能“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成为一个stylish话语。

     一、“日子还得自己过”

     此次“入户”的目的很明确：整改巡视组反馈的问题，了解疫情对贫困户生活及其如期脱贫的影响和影响程度，然后根据入户掌握的数据信息，汇总、评介去年的帮扶绩效，调整帮扶计划，安排今年的帮扶任务。

     单位对帮扶责任人进行了入户前临时培训，人手一份“入户注意事项”、一份“重点获取信息”表，个别帮扶责任人还根据帮扶对象制作了专项调查问卷。

     帮扶户是经村委会提前约好的，因而入户进展得很顺利。三年来，每年至少两次上门，平日里还有电话联系，帮扶责任人和帮扶户彼此已很熟识，入户就跟亲戚串门一样，见面多是些家常话，生硬、呆板、横生隔膜的“高大上”的政策早已融化成了彼此熟知的日常琐语。

    

     因为这次入户是在疫情余威尚未退去时，又在帮扶“收官”年，所以入户多少有了些严肃、庄严的告别礼的味道，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彼此的倾心交流。

     其实，农民生活得很真实，远没有政策设计得那么理性：“生活是我们自己的，命是我们自己的，日子还得自己过!”是啊，靠天靠地靠他人，终归还得靠自己!

     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其实，贫困户自己很清楚，正是由于“精准扶贫”政策，才与帮扶责任人“结缘”。这种“缘”既不是血缘又非地缘，这种关系既不在传统意义上的九族之内，亦不属第十族之师、友范围，极具偶然性、时段性和政策性。

     村民们是天生的实用主义者，当地主义做派是帮扶户与生俱来的自然情态和本能反应。他们可以向帮扶责任人隐瞒实情、谎报瞒报数据信息，但与即便有世仇的庄邻里社也可以订立或默守“同盟”，“一致对外”，帮扶责任人了解到的数据信息也自然是真假参半，远没有邻里和村委会掌握得真切。

     在这种朴素的现实主义民情语境里，驻村第一书记在村民眼里也不过是过客，“不遑安住”，随时“俶装前途”，又更像刚过门“拿钥匙”“当家难做主”的“小媳妇”，最多只能在政策上把把关，秉承“上”意尽一些监督职责，工作终究还得靠村委会中的“当地人”开展，村民们唯村委会中的“当地人”马首是瞻，就再自然不过了。

    

     帮扶村村民心里很清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帮扶终究是权宜之计，其形式意义远超过实质，驻村第一书记终归有一天要卸任、离开，帮扶责任人终归会脱“缘”、放手，“日子还得自己过”，贫与富、苦与乐皆是个体生命亲身体历的过程，没有人可以替代，也没有人从实质上主宰他人人生的真实轨迹。

     三、“把政策交到群众手里”

     毫无疑问，“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但志贫、智昧形成历史久远，根深蒂固，扶智、扶志并不能在三、四载收效，而摆在脱贫“收官”第一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巩固已取得的扶贫成果？

     自然条件造成的“穷”，通常是地域整体性的，而这样的“穷”又往往极具传承性和传染性。“穷”根难除，故而代代相传，同代相染，成为当地人的生活常态和牢固的成见、习惯，人人被“困”于此“穷”局中，不能自拔，不仅毫无斗“穷”之志更遑论“突围”之念。

     在久陷穷局的贫苦户眼里，“精准扶贫”政策就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突然之间被砸着了，再有一帮扶人“担责”把砸着头的“馅饼”抬回家……这个幸福确实来得容易又突然，被帮扶人毫无精神准备，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分得更多的“馅饼”，“珍惜”之情尚不在起心动念之间。

     贫困村人们的生存条件、精神状态和机缘政策巧合叠加在一起，将村民摆在很现实的位置，各种功利的、投机的、取巧的、利己的等等最为实用的手法都被派上了用场，全为分得政策之“一杯羹”。

     另外，一旦“精准扶贫”政策得靠最基层的乡镇、村委会推进、落实，乡镇、村委会就被赋予了实际的政策执行权和公共事务管理权——一种因客观需要派生且现实的行政权力，进而推动了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的行政化，坐实了乡镇的行政执“法(‘精准扶贫’政策)”权，与此伴随而来的无可避免的“副产品”便是村委会、乡镇干部执行政策(公务)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新”腐化现象的同步滋长。

    

     在这种状况下，政策实施进入“收官”阶段，入户中每每发现被帮扶人是“别一般滋味在心头”：产业政策给了村干部或村干部的关系户啦，公益性岗位轮不到自己啦，某某家搬进了新房而旧房没拆啦，危房改造给他补助4万而我只有2万啦，他享受二类低保而我只是四类啦……患不均远胜于患政策能否持久。

     这也难怪，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都是外人，是完全中立的利他第三方，与贫困户之间不存在利益之争。在正式脱贫之前，贫困户不用考虑国家有什么政策，这由驻村第一书记全权把舵；以自己的条件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则由帮扶责任人特别照料。

     然而，一旦国家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驻村第一书记离任，帮扶责任人与帮扶户脱勾，“筵席散了”，“精准扶贫”政策以各种惠农政策形式延续。

     那时，政策完全由当地干部执行，村民们的日子得自己过下去，所有政策利好都得村民自己操心，村民们就得自己直面与其存在利益竞争的村委会抑或乡镇干部，村民们除非明了政策才能掌握“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最可靠武器。

    

     因此，从长远来看，让村民们掌握政策远比给予物质帮助更重要，“把政策交到群众手里”，形成权利监督“权”力的机制，与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相配合，依靠长效、稳定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稳固“精准扶贫”的成果，才是真正留下了“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这个“工作队”，不是驻村干部，不是帮扶人，而是村民自己!只有村民自己才是自己生活及其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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