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教授：深圳的成功源于“小政府”
2020/9/8 18:47:50 思想潮
作者 |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
来源 | 中欧华南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栉风沐雨40载，深圳从中国南海边的小渔村发展成了国际化大都市。时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许小年接受了新浪财经的采访。
许小年教授指出：“深圳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回顾深圳的发展故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特别是从创新、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讲深圳的故事。
深圳要持续发展，就应当坚持改革开放，推行小政府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更好的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问：有人觉得深圳这些年的成就得益于制度创新，您认为深圳有哪几个比较重要的创新节点是促使它成功的关键？
许小年：深圳的发展离不开两个重要的节点，一是改革开放，二是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
改革开放
中国实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之后，提出了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但当时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到底应该怎么做，改革开放初期中外交流也不多，近在身边的市场经济案例就是香港，向香港学习。
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
早期我们去香港时，看到深圳正从一个小渔村逐渐发展为小城镇，当时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叫中英街，来自香港的商品都在那里出售，正是这条街打开了深圳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后，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设置了关卡：内地人去深圳需要持边防证过关，而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往来反而更为便利。无论在深圳或珠海设立特区，中央的用意都是为了让我们学习身边的市场经济，我们不知道如何搞市场经济，去澳门、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就知道了。
成为经济特区之后，深圳享受了一系列政策，如税收优惠等。实际上这些优惠政策并不是深圳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远远超过内地的开放度才是关键。
深圳是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像对外金融业务往来、公司设立等方面的政策，深圳和内地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深圳的做法基本比照香港，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问：为什么深圳的执行力比其他城市强？
许小年：市场经济不需要执行力，而是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让企业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今日深圳的成功离不开“小政府”。不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深圳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政府对城市各方面的管理没有那么严格，市场的调节强于政府调节。
当政府的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的发展速度的时候，反而会使经济获得更多的活力，这是深圳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相较内地而言，这些年深圳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还是偏少的，尤其在创新领域。创新领域不能搞政府计划，也不能讲举国体制，因为创新无法事先预见，不能事先预见就不能制定计划。
能够事先计划的都是确定性的技术、确定性的商业模式和操作方法，比如两弹一星，虽然它的技术属于高精尖，但都是已知的和确定性的，集中力量，组织攻关就可以实现。
创新则充满了不确定性：乔布斯开始做苹果手机时，谁也没料到今天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身的用品，成为把每一个人接入互联网的移动终端；贝索斯开始卖电子书时，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今天会卖“云”，而“云”是互联网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这些技术的发生和发展路径高度不确定，是无法提前做计划的。
在科技时代，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政府过多的管制会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我认为深圳是目前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没有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圳是小政府，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市场上的创新型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
除此之外，深圳还有一个其它城市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移民。从人口构成来讲，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全国的人才在这里聚集，各种想法在这里碰撞，碰撞产生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
创新第一需要开放自由，第二需要多元化的生态环境。移民到了深圳之后，他们不受在原有社区中习惯思维的束缚，也不受原有社会氛围的潜在影响，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没有社会地位的包袱，也没有周边环境的包袱。
在深圳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有多大能力都可以发挥出来，只要以市场为导向，就可能获得成功。
市场导向就是你必须首先为社会创造价值，你的产品必须要卖得出去，才能够赚到钱。市场导向意味着为社会创造价值在前，个人财富积累在后，个人致富的欲望推动区域经济的繁荣。
问：当前国际形势严峻，深圳如何在保持开放的同时保有危机感？
许小年：当前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封锁，迫使中国经济回到封闭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行动突破国际上重新封闭中国的企图。
在目前国家整体政策环境下，深圳能做什么？更加积极地走出去，不仅要把工厂、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还要在欧美市场坚持下去，更积极地和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世界开展技术和学术上的交流。
美国企图和中国在科技方面脱钩，这是打击中国非常狠的一招，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美国想脱钩，我们偏要争取挂钩，和欧美日市场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如果外部环境允许的话，也要尽可能和美国进行科技学术交流，而不是说美国想脱钩我们就脱钩，正中对方下怀。
问：目前深圳的房价不太允许每个人都在这里定居下来，未来高房价会不会成为制约深圳发展的一个因素？
许小年：深圳的高房价显然已经成为人才流入和常住的制约因素。如果政府和我们的看法一致，认为深圳是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为了充分发挥深圳在创新方面的作用，国家可以考虑扩大深圳市的区划，将周边城市和地区并入深圳，增加土地供应，提供更多的房屋和公共设施，使科技创新人才能够继续流入深圳，并在这里扎根。
房价是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政府想控制也控制不住。要保持房价稳定就需要增加土地和房子的供给。
区划扩大后，生产加工能力、应用型技术研发、基础科学研究在哪里落地，企业自己会做出有效的布局，市场会自然形成梯度，政府要做的就是给市场和企业足够的空间。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统筹规划”、“精准发力”，但科技创新不是能规划出来的，也不是精准发力能实现的，因为创新具有高度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
腾讯推出微信时，根本想不到今天的10亿用户数，它是在摸索的过程中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阿里巴巴当年做黄页起家，恐怕马云也没想到公司今天经营这么多的业务，市值高达三四万亿人民币。
企业需要什么？需要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政府应该思考促进创新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不要做什么事都“统筹规划”、“精准发力”，孰不知正是这些貌似科学的管理和干预抑制了企业的创新。
问：对深圳在培养人才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许小年：基础科学研究力量薄弱，这是深圳在人才培养上的一个缺憾。如果我们对比深圳和硅谷的话，会发现深圳缺乏基础科学研究的力量，假如能提升这方面的实力，深圳的创新底气将更为雄厚。
硅谷有伯克利和斯坦福两所世界级名校作为支撑，源源不断地向企业输送技术和人才。深圳虽然没有这样顶尖的学校，但似乎也并未影响深圳的创新力，这或许和科技人才的流入有很大关系——华为、腾讯等科技公司每年都招收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人才的流动性和城市的开放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深圳高校和研究能力的短板。
然而基础研究的强弱还是给深圳和硅谷的创新造成了根本的区别：硅谷多原发创新，而深圳则是模仿创新，中国公司的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基本上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对应的原型。
从基础科学研究中可以产生原发创新；没有基础科学研究，就只能靠借鉴和模仿。当然，借鉴和模仿也是创新。
基础科学技术需要大量投入，硅谷借助高校的研究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为了缩小这一差距，需要减少行政部门对大学的管制。
为什么斯坦福可以出那么多创新企业家？因为它的管理体系非常灵活，学校和市场之间不存在一堵墙，学生、老师有了新的想法随时可以去创业，创业一段时间后老师还可以继续回来教书，学校和市场形成了一种有机的生态。你难以区分大学的研究项目和企业的研发项目，因为都是同一拨人在做，做出来之后很快就可以商业化。
生态系统和机械系统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边界很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人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它们相互独立却又彼此紧密地交融在一起，难以分隔开来。高校、企业和市场，也是这样一种生态关系。
在中国，学校用一道围墙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对教师设置了诸多限制，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社会需要的产品。我们的教育体系、研究机构要更为灵活，以适应科技创新的时代，而不只是建一两所大学校园。
问：深圳特色经验是否可以复制？
许小年：与其说“可复制”，不如说是“可借鉴”的。把一个城市的人口全部换成移民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推行小政府，少一些干预，多给民间一些空间，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问：请您总结一下深圳未来持续发展的要点?
许小年：实行小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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