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可以承受确定性毁灭的后果
2021/9/8 19:14:15 思想潮

    

    作者 | 西坡来源 | 人间三角

     “重磅”“突发”“刚刚发生”“重大信号”“深度揭秘”……

     经常批阅自媒体文章的朋友,对这些词都不会陌生。我们一边对标题党深恶痛绝,一边被蛊惑着点开一个个链接。

     套路娴熟的自媒体无意中兜售的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确定性。

     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司马南:李光满与胡锡进,我们听谁的?》。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令人顿生今夕何夕之感。

     李光满前几天的一篇文章广泛传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随后胡锡进发文表示,“我认为该文对形势做了不准确的描述,使用了一些夸张的语言,背离了国家的大政方针,造成了误导。”

     自古以来,中国人是很看重文章的。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由于其身份所在,不能被当作文人的自我拔高。更早之前,立德、立功、立言被称为三不朽。

     当然,一篇“风动天下”的文章,也未必能不朽。即便梁启超那篇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早已沦为泛黄的史料了。其实,梁启超的一些论断今日看来还是有点趣味的:

     “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或阴谋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之事也。”

     “以为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

     他说的就是,确定性的建立难能可贵,不能为了未知的好处而轻易毁灭已有的不完美的事物。

     梁启超凭借历史感和常识感做出的判断,也得到了20世纪人类社会实践的检验。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上得了台面的学者或名人,会鼓吹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

     以前上学的时候,总觉得政治太枯燥,现在却觉得,政治是鲜活的,只是我们当时没读懂。一个提法、一句话往往就预示着惊天动地的变化。举个例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但是政治不仅是关于变化的艺术,更是关于不变的艺术。萧规曹随的故事众所周知。探春协理荣国府,一上任拿来立威的杀手锏就是“旧例”。

     治理,首先要维护已有的确定性,然后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确定性。

     十八大报告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意味深长,有些人可能需要重新看一下。

     现代经济比传统经济更需要确定性,因为反馈链条更短,反馈力度更强,不确定性造成的杀伤力更大。

     罗伯特·席勒和乔治·阿克洛夫在《动物精神》一书中说,confidence(信心)不光是一种预测,根据词典中的解释,“confidence”的含义是“信任”(trust)或“完全相信(full belief)”。信心的真正含义恰恰是我们会超越理性。

     信心在经济周期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好的年景,人们有信任感。他们自发地做决策,并本能地相信自己会取得成功。他们把怀疑搁置,而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资产的价值就会升高,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只要人们保持信任感,他们的冲动就不会显现出来。一旦信心消散,人们决策的冲动就暴露无遗。”

     没人可以承受确定性毁灭的后果。凡是认为他们能承受的人,都是对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真实运转逻辑一无所知。

     大街上的人们之所以没有在做疯狂的事,只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人没有疯。

     文明只是一层薄薄的浮冰。我最近频频想到《大众的反叛》这本书,作者是西班牙的奥尔特加·加塞特,他写的是二战前的欧洲:

     “新一代的平民已经被身处其中的世界给宠坏了……他们竟然逐渐真的开始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存在,并且习惯于凡事不为他者着想,尤其不会想到还能有人较自己更为优秀卓越。”

     “他们非常确信每件事情都唾手可得,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时代那样要付出艰苦努力。”

     “就像他们不可能看到的那样,文明带来的好处、发明创造促成的奇迹只能由远见卓识和巨大的努力所维持,在他们看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只负责蛮横地提出种种要求即可,就好像一切都是他们的天赋权利。”

     现代社会总体上来讲是安稳富足的,但支撑这张桌子的桌腿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牢靠。如果我说桌子腿正在摇晃,我不是在预言未来,而是在描述我正在看到的事情。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景象。

     最近终于把十三邀许知远访谈钱理群的那期看完了,钱理群老师说:“我们处在无真相、无共识、没有确定性的时代。”

     早前,金观涛老师也在文章里指出:“面对第二轮全球化造成的问题,特别是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既有的社会与政治哲学、治理与整合的经验都失效了。”“而这些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危机是:事实本身的公共性正在瓦解。”他还援引福山的说法,目前“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的挑战”。

     据说,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从20世纪中期开始,决定我们这个星球文明程度的主要因素,开始从能量转变为信息。”(吴军)

     那么信息是什么?信息论奠基人之一香农认为,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

     既然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那么为什么在比特奔流、数据泛滥的时候,确定性反而消失了?这可能是一个悖论。

     今天,有一段新闻里的话广泛流传,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确定性的渴望:

     “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使其在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决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掷地有声,正当其时。让确定性来得更确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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