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越来越多，人类能否找到政策上的“诺亚方舟”？
2021/9/9 20:17:15 思想潮
作者 | 刘元玲作者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来源 | 思想潮
今年北京雨水特大。8月16日夜间，我所在的海淀区出现局部强降雨，电闪雷鸣中，我家厨房对面的两棵大槐树被雷电击中，被连根拔起后，砰的一声重重砸在厨房外的铁栅栏中。
次日清晨，听到令人难过的消息，有两位同胞因这突如其来的大雨被困在车里而不幸丧生，为他们的家人感到难过。
暴雨、灾害、死人，这些让我忍不住去想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种种。
前几日，在日内瓦发布的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的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其中指出地球上观测到的很多气候变化都是前所未有，已经出现的气候变化(例如海平面的持续上升)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内都不可逆转。
气候科学家们已经识别出的15个影响地球系统平衡的临界点，目前9个已被唤醒。气候学者Johan Rockstrom就指出，当这些临界点被唤醒，地球就会进入自我强化式的变暖，而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灾难。所有人，就是包括你我在内。
没有人知道，当灾难来临，会不会有诺亚方舟，还是真的能够去火星移民。
但是我们越来越深切地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已在同一艘船上，气候变化会越来越真实、深远、且负面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伫立窗前，看厨房外被雷劈倒的大树。我忍不住再次幻想：如果IPCC的报告是假的，那该多么好。否则，还不知道我的有生之年将会面临多少气候灾难，这不仅包括像今夏远在德国那样的灾难性暴雨会更加频繁，还包括像河南这样的北部省份也不得不面临更多的灾害性天气；恐怕我厨房前遭雷劈的树也会越来越多，也会有更多同胞因此丧生。
离开厨房，返回书桌，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忍不住自嘲，因为我正在构思写作的题目就是：为什么我反对碳边境调节机制？
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想此时上帝肯定要么笑话我这个反对者，要么相反，笑话那些支持者，或者更有可能，仅仅是怀着无限的怜悯和失望看着双方的争吵。
我逐渐对这个题目丧失了兴趣，自从开始关注气候议题这个领域，基于“谁根据什么应做哪些”的问题，我已耳闻目睹过太多的争吵，实在是感到厌倦、失望、愤怒。难道现在我又要加入另外一场——以碳边境调节机制为主题的——斗嘴吗？
如果是按照学者吵架的逻辑，我大体会分两步来完成这写作：
第一步，我先把欧美主张实行碳排放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主要理由罗列出来。
例如支持CBAM的欧美人士认为：如果不实行碳关税，世界就会出现碳泄漏从而导致减排效果不彰的困境；欧美自身会面临本国企业竞争力损失的问题；并且所有这些弊端都已经被有理有据被论证过，因为有一堆的理论模型、方法论支持以上观点。
第二步，针对以上的说法，为了展示自己也是“修养好”的学者，我会首先从分析他们良好的意愿和动机入手，指出欧美尤其是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确有很多值得点赞的地方，指出他们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危机本身才提出了CBAM。
紧接着，会有一个关键的“但是”出场，大家请注意：本来面目就要浮出水面了。我会说欧州将要实现和美国打算要实现的CBAM，实际上是对CBDR的背离，而这对整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有失公平。
导致碳泄漏的原因不仅在于有无CBAM，更在于具体情境中相关国家的市场规模的大小、劳动力成本的高低、以及未来综合发展潜力，如果仅仅是因为担忧碳泄漏才实行CBAM，那么相关国家自行决断采取措施来颁发免费排放配额或者进行税收方面的优惠减免，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问题，虽然这不是最优解也不具有长远的智慧。
至于那些理论模型，就更加容易批驳了，虽然人不能同时踏入一条河流，但是让一个模型出来两个甚至更多个结果实在不是难事。
我甚至都懒得提资金的问题了，因为每次讨论到气候基金中的“给予和接受”，都充满了暴力的感觉。给予者似乎总高高在上东拼西凑等待尊重和感激，索取者则吐沫横飞，义愤填膺，要求怜悯和同情。
结尾处我会再次以颇具悲情的语气，呼吁人类应该加强团结，同舟共济，为子孙后代负责任。
这是工作，也是写作，也算沟通，但在我看来，这不是有效的沟通，而是吵架的逻辑，虽然看起来文绉绉的，依旧是暴力沟通。哎，我都数不清自己用此逻辑说过多少话，写过多少字。蓦然回首，此时顿觉索然无味。
我现在实在厌倦了看COP的各种年度大吵，也厌倦了自己这种吵架逻辑支配下的写作。
那么我到底想说什么呢?让我放弃对CBAM的质疑和反对，我也是做不到的，这不仅是因为我需要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维护国家利益，更在于我知道我们国家碳排放总量很高，人均碳排放竟然也超过了OECD，但中国还有六亿同胞月收入低于一千元人民币，这些同胞很多人夏天受热，冬天受冷，成千上万家庭主妇还依旧用柴火煮饭，我妈妈至今还是其中一员。我们还是要发展经济，还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都是需要碳排放空间。
与此同时，我反对CBAM更在于作为一个人，我发自内心地要追求公平正义，而对CBDR原则的坚持，是满足我对公平正义追求的最好保障。
还有一点，我深知人的局限性，如果一个问题在提出之际就面临操作性难题，我担忧它带来的麻烦大于它欲之解决的问题。即便我们能理论上发明一个方法可以计算清楚商品活物的碳排放，谁能保证实际操作中这些数据都是符合可核查、课报告、可测量的3R标准？
即便这两点恰好都做到了，谁能保证做到的一方得到另一方的认可？想象当下的中美关系，CBAM对中没关系意味着什么？
尤其是在COONS今年7月19日提案中提到的：美国不会向最不发达国家征收碳边境调节税，美国不向任何实施了“雄心勃勃减排法律法规”的国家征收碳边境调节税，至于这些国家实施的法律法规是否具有雄心，是否能获得豁免或者部分豁免，依旧由美国决定。这意味着，凡不符合美国政策要求的国家进口产品都将面临被全额征税。
写到这里，我似乎越发清晰了，实际上我对CBAM并非是全然排斥和否定，我甚至相信在一定前提条件的制约下，CBAM也会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剂良方，总得有一种方法来限制碳排放，不是吗？
我之所以整体上持疑惑甚至否定态度，是欧美提出的这个时机，尤其是考虑到中美关系的这个局面，如果美国也采取CBAM，我充满担忧，甚至害怕。
经贸这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消失后，气候问题曾短暂地点亮过中美处于低谷中的双边关系，例如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中美气候合作的高光时刻。目前，气候问题几乎是全面对峙的中美新冷战中成为双方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可以拥有理念共识并且还曾经拥有成功合作经验的领域。
面对命悬一线的中美关系，气候变化原本是被当做可以粘合双边关系甚至能改善中美外交的一个领域，现在出现这么一个CBAM，对中美关系的大局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吗？会不会让原本微弱的希望光彻底熄灭？难道我们真的要进入完全的势不两立吗？我们任何一方能离开彼此解决这个问题吗？不能啊!
那该出路在哪里？远在德国的气候圈的朋友，不断对此叹息，表达自己的失望、担忧和幻灭感。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纪伯伦的一段话给了我灵感，让我有一个更大的想象空间。
纪伯伦说：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所有的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而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他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合为一体。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其中所展现的黑暗(各自为战、结盟对抗)、渴望(期待解决危机、期待永续发展)、知识(IPCC的历次评估报告)、工作(COP1到26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还有商业技术上的研发与进步)，以上所有这些，都在持续发生。唯独缺乏爱，以及由爱产生的智慧和舍己，因此国家之间、政党之间、贫穷的与富裕的之间……陷入了空虚、无休止的争吵中。
这又让我想起《圣经》格林多前书的名言：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种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不算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且不说IEA的最新报告指出，目前还缺少达到减目标的所需的技术和资金，即便有了这些，如果缺乏爱，不仅仅是国之内，更在国之间的那种由爱产生的舍己和智慧，以此超越政治之争、党派之别，全球气候治理还是没有未来的。
或许你会嘲笑反讽到：“什么，你的意思是用爱来谈判？”这是幻想，我知道不现实。我想说表达的是如何让我们有更好的国际关系这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国际社会整体之间、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或者更具体一点，中美之间，相互爱意越来越少，反感和恨意越来越多，这对中美关系、对全球气候治理都有害无益。
大家能否再重新思考一下这个古老又宏大的话题：我们如何做到因相同而连结，因不同而成长。我们如何避免因相同而结党，因不同而相互倾轧。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解决程度直接影响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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