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对知识分子最不利的时代，也是最需要他们的时代
2021/11/3 12:06:52 思想潮
受访者 | 杨照(台湾作家、学者)来源 | 学人Scholar
杨照(摄影|杨明)
学人按：杨照，本名李明骏，1963年出生于花莲一个外省商人家庭，幼年在台北有着日本街区风格的“晴光市场”里长大。他曾说“我生长的台湾六零年代、七十年代，最重要的资源是书。”杨照从小就养成了自由阅读的习惯。
初三结束后，杨照给由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唐诺主办的《三三集刊》投稿，朱天文回信，他由此加入文学团体“三三”。1978年考上台北市建国中学后，他常常去与建国中学只有一街之隔的“美国驻台北新闻处”图书馆读书。那里有香港的《今日世界》杂志、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美国宪法》、《联邦论》……1981考上台大历史系后，杨照依然是那里的常客。在那个台湾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1970年代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0年代的党外运动让杨照深受触动，本是文学青年的他按捺不住关心社会、介入社会的冲动，写了大量的社会性小说，也在学校参加了很多政治运动。
1987年台湾解严时，杨照正打算赴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攻读博士。他深知台湾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如果选择去读书，便错过了这一历史节点。经历一番挣扎后，他还是选择了求学。到了美国，他也没有停止关心台湾社会，始终与热情奔走在社会运动第一线的朋友们保持联系。1993年，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后，王汎森学长帮他找到一个去“中研院”做研究助理的机会，他马上就回了台湾。更清楚地了解台湾学术界后，他感到失望，决定离开，彻底断了进入学院体制发展的念想。
即使1998年被杜维明先生“逼着”再赴哈佛续写博士论文，他还是没有完成。与默守书斋，成为学院派学者相反，他选择进入当时如火如荼的新闻业，并在2000年至2004年间担任当时台湾最重要的政论杂志《新新闻》的总编辑。2004年9月，他不再担任总编辑职位，开始在诚品讲堂开设现代经典细读课。之后，他又在敏隆讲堂开设了九年的经典细读课，从《尚书》一直讲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前前后后选读了将近200本书。
他深知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闻人”，并没有真正的新闻个性。他将1990年开始写时评到2004年辞去总编辑职位的15年算作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服役期”。在退出新闻业后，他开始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经典摆渡人”。我们从读史聊起，从专才与通才的迷思、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角色和作为“经典领读人”面向“中间读者”的写作等角度出发，试图从多维度呈现一个作为史学家又不囿于学科窠臼的知识分子——杨照。
本次访谈由學人Scholar志愿者千禧月参与完成，下文简称“学人”。
01
我最无法忍受的是
宣称自己掌握了“真实客观”历史的人
学人：您曾说历史有趣的地方就是永远没有标准答案，那么有真实、客观的历史吗？如果史学家都为“成一家之言”而写作，是否会陷入相对主义，缺少经验的读者应该如何判断？
杨照：当然有真实客观的历史，但是我还是必须强调：
第一，真实客观的历史，我们根本不可能确知，因为它不可能留下来。所谓真实客观的历史和历史都必须要透过不同的记录才有可能留下来。即使是考古记录，这些考古的东西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它(历史)都是经过了人、经过了特定的时代才存留下来的记录，这种记录就不可能还原成原来的、真实的、客观的。
第二，就算我们能够偶尔掌握到考古的一些更确切、真实客观的资料，我也必须告诉大家这些零散的、真实客观的资料，对我们认识理解历史也没有用。因为这些历史的资料以及它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如果真的变成历史知识，还是必须能够与其他的事件在空间上或是时间上连接在一起，形成因果解释。
例如说，为什么是秦国，而不是齐国或楚国，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统一了六国？或者说为什么是秦始皇？为什么是秦始皇跟他所相信的法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可以造成这样的效果？或者是我们想要认识秦始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产生了什么效果，以上这些都是因果解释。
因果解释意味着，即使我们今天可以客观、真实地认识秦始皇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曾经说过什么话，这句话也无法单独成立，必须要跟其他不一样的事件、不一样的历史资料结合在一起，形成因果解释，进而变成历史知识。
所以在连结的过程中，它就不可能是真实客观的。不一样的人会把不同的事件连结在一起，形成不一样的因果解释。
因而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大家应该认识的史学以及史家的专业责任是什么？
第一，我们是尽量趋近真实客观，可是正因为永远不可能绝对真实客观，才需要史学跟史家永远战战兢兢地一直不断做各种不同的历史考索，这才叫做史学的考验。
所以我最无法忍受的就是那种宣称自己掌握到了真实客观，然后用这种方式假装历史是真实客观的，教给一般的人说：历史就是这样。这绝对不是史学，不是史家，这是冒牌货。真实的史家在史学上面永远是战战兢兢，永远都是说，根据现有的能够掌握的史料，我们大概认为是如此或那样。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那就是史料有的不能假装它没有，史料是a不能把它假造成b。但是要把所有史料全部加在一起，每一个史家仍然必须要发挥自己的主观判断，因为这样才能够组成历史知识。
第二，史家跟史学一定要看重的不是史实，史家真正的专业是提供历史解释，去说明因果。
那读者到底怎么办？我只能说，永远都认为“要有真实跟客观的历史”，这是错的，是太天真、太粗糙的一种看法。读者必须要摆脱这种天真的信念，就像我们每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某一个阶段必须要学会不只是依赖于别人表面讲什么。别人表面跟你说这个话，不能当做他心里就是这么想，即使他心里就是这样想，也不能当成事实，因为他很可能错了，很可能因为种种情况局限，他没有说实话。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实话也不见得是事实。
我们每个人也都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才从童真、幼稚，变得成熟，长大成人。
我很奇怪的是，很多人觉得一定有真实客观的历史，说历史这套保留下来是什么，就当作它是什么，这就像从一个人说的话、外表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判断他没有内在，或没有其他可能性。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人的世界，人的世界不是这样的。
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接受记忆。如果一个人跟你说30年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跳出来说，我记得就不是这样，我记得是怎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都不敢说谁的记忆一定是对的。这就是人的事实，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应该要有的准备跟训练。
联系到历史上面，请大家去了解、去做这样的准备和训练，不要再说，如果你们研究历史的人都说历史有这样一面，也有那样一面，我们怎么办？你当然要学着去判断，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种种不同的记忆、意见一样。
希望大家了解，一个“定于一尊的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
学人：您赞同中国史书最主要的作用是为政权提供解释和辩护的说法吗？
杨照：我反对所有试图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历史(史书)的说法。如果说，有任何一句话可以概括中国历史，这句话绝对是错的。
历史为什么值得我们认识和学习？因为人的经验，尤其经过了几百年几千年所累积下来的经验，那么多元且复杂。中国的历史记录，中国的历史和政权之间的关系，怎么可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呢？
我只要随便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史记》和《汉书》，都是有关于西汉的历史。《汉书》里的很多内容是直接从《史记》抄过去的。所以我们光是表面看字句的话，会认为《史记》跟《汉书》在这一段写的历史是一样的。
杨照《史记的读法》
但很抱歉，虽然内容是一样的，这两份历史记录和政权之间的关系却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对汉武帝，司马迁在《史记》里非常清楚的一个态度，就是要站在一个通史的立场，把汉武帝的作为在“通古今之变”的普遍标准下予以评断，《史记》跟政权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高度的紧张性。
而《汉书》就算是抄司马迁所写下来的这些历史记录，也已经变成了官书，它是朝廷认可的记录。在这样的情况下，《汉书》对政权就是相对顺从的，并且是辅佐政权的态度和立场。
就这么两本书，同样的内容，《史记》和《汉书》已经那么不一样。
02
知识分子不需要“公共”这两个字
学人：您有多重身份，如历史学者、资深乐评人等，您也写过评论，做过主编，著作涉猎多个领域。我们这个时代一直在提倡培养专业人才，似乎通才越来越少，专才越来越多。对此您怎么看？
杨照：我想这跟当前的教育制度有关。教育制度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划分科系，而且划分出很多领域，在这样的一个现代社会，分类是最重要的，理性是建立在分类上，所以后来我们把这些分类都视之为理所当然。可是用这种方式分类，就泯灭了好奇心。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奇。比如说我们现在教小孩，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非常不信任孩子的能力。因为我们帮他把所有的框架画好了，再让他学。很多家长希望小孩国文也好，数学也好，物理也好，历史也好，各门学科都要好，看起来好像要给孩子非常全面的教育，甚至因为这样给孩子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如果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看起来好像是全科全能的教育，其实都是建立在可以考试，或是可以炫耀，可以变成学霸的知识上。同时这也抹杀了孩子的好奇心，不相信孩子可以自己去找到自己的兴趣。
我特别想到《论语》里一段冉求和孔子的对话。冉求是孔子门下非常重要，在政治上很有成就的一个弟子。
冉求曾经说，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他告诉老师“力不足也”——我很喜欢老师教的，可是我能力不足，所以我学不来这么多。这个背景是什么？他要告诉老师我的成绩不好，不是因为不想努力，而是因为能力不够。
看后面孔子的回答就知道，那个时候孔子马上掌握到冉求在干嘛。他在抱怨，老师你教太多了，而且你教的方方面面，我跟不上，不是我不喜欢，是我能力就到这里。
孔子就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真的能力不够的人，人家是一直努力到那里就倒下去了。今天冉求是自己画了一条线，然后来告诉老师我就到这里就好了，超过这条线不是我想要的。为什么孔子这么生气？我想说，大家这么年轻，当你那么年轻的时候，你就已经先画下了这叫做我的专业，或者这是我的领域，你这个线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这就是孔子的意思。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你都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跟理解就先把自己这样画了，画了之后失去了好奇心，当然就变成了一个专才。一个专才甚至连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这么广大的一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有可能会有兴趣会好奇的，都没有机会去接触，因为他把自己关在那里面了。
所以这不只是专才或者是通才的问题，这么大的世界，这么丰富的人类文明遗产，为什么我们要自我限缩，然后有时候还倒过来，看到这种有很多好奇心跟兴趣的人，还会说你为什么没有专业，为什么不专精一点？你为什么对什么都有兴趣？
这太奇怪了，应该倒过来问——为什么你们的兴趣这样狭窄？为什么你觉得回到人的生命的本能跟生命的本质上，作为一个专才这么重要？不能够突破这种专才的迷思的话，当然就不会有通才。
学人：近十年前您曾在微博写道：“根本不需要在‘知识分子’前面再加‘公共’二字，不介入社会，缺乏公共性的，是不配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您也提到当时大陆的许多知识分子用知识为立场背书，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您现在观察到的情况是什么？您期待看到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吗？他们介入社会的话语增强还是减弱了？
杨照：知识分子基本上以知识作为他的主要资源。一个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就表示他没有其他的权力，没有其他的权威可以强迫别人听他说话，他没有这样的一种权威去命令别人，或去支持别人。换句话说，人家可以也可以不理会你。
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大家在平等的情况底下，当我们分子化了或者原子化了，各自作为平等的个体存在，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讲话，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意见？但知识分子另外一个性质就是他拥有知识，他的知识可以吸引人，可以帮助别人，让别人对某些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或者是知道得更多。
什么叫做知识分子？因为他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权威，不可能去强迫别人，所以他只能够靠说服。所以要变成一个知识分子，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你要有说服的冲动，你拥有知识，珍惜你身上的知识，所以你会觉得我知道这些事情，拥有这样的学问，从这样的知识的眼光，我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如果别人都不知道，好可惜。所以你会想要跟别人分享，可是人家为什么要来听你分享呢？
所以除了要有说服的冲动，还要有说服的本事。一个人拥有知识，又想把知识跟别人分享，又具备了知识说服的本事，这时对其他人来说，他就产生了一种公共性。(公共性)不是对他自己，不是对内的。所以为什么我说知识分子不需要公共这两个字，因为只有具备这样一种性质，我才会把他认定成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当然就有这样一种公共性，而当前是一个吊诡的情况。
第一个所谓吊诡的情况是，现在大家都缺乏耐心去听“理由”，所以这是对我刚刚形容的这种性质的知识分子最不利的一段时间，大家都不想被说服，因为都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可以有简单的标准答案，我不要再听后面长篇大论的理由，只需要快速且有用的答案。有用的答案就不是从逻辑上得来的，是从实验上得来的，有效果就好了。
至于它(答案)到底怎么来的，他们都没有兴趣。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不被重视自然成为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人家连最基本的、被说服的空间都越来越不愿意给，(空间)越来越狭窄。
吊诡的另外一面是，在这样的时代和这样一个社会，产生了非常麻烦的问题和很大的焦虑，在这种焦虑下人付出了庞大的代价。所以这个时代，从相反的方向来看，最需要知识分子。
只是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情景下，还能有一种自觉？这个时候就必须有更强烈的使命感——我拥有了这样的知识，这个知识让我可以在这样一种眼光视野当中看到很多其他人看不到的，因为大家看不到，所以这个社会产生骚动、焦虑、不安，产生人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境下，我希望自己在其中有所建树，有所协助。
所以这个时候，第一，要有更强烈的说服的冲动，还有不得不培养、打造更强大的说服的本事。这个时候才有办法在这样一个滔滔浊世中，去尽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一个志业，这是自己心里必须要有的使命感，然后愿意用这种方式去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
03
体会到历史中人的魅力所在
学人：您曾提到，在美国留学后期意识到自己适合做经典领读人，想要培养“中间读者”，这样的书写方式与面向大众的书写和学术性强的书写相比，哪个更困难？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问题？
杨照：面对大众其实需要多一点的思考。所谓“中间读者”，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一些事情一些知识上有了一定的准备。比如说，跟学术的门槛相比较，他现今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可能只有15%~20%的准备。我希望借由我的解说，让他从15%~20%能增长到30%~35%，这样他的眼界就放宽了。
所以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面对的是没有100%准备的人，所以在每一次讲述或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我必须加以解释，必须回归到常识，以及回到很根本上的问题。
比如说，我要解释考古的资料和从考古中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我必须回到更根本的问题——考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怎样去挖掘的，我们会挖出什么？我们如何从挖掘出来的东西去判断这里的历史，在这个判断过程中又需要增加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资料，或者是其他的认识和理解，最后我们可以形成什么样的判断。这需要回到基本上去解释考古，或者去解释考证学，解释史料。
坦白说，一方面有点麻烦，自己都会觉得很啰嗦。但是更麻烦的是，我必须要特别思考、要努力去当作一个挑战予以克服的是，要让读者在阅读或收听的过程中能够持续保有兴趣，这样他才能从原来只有20%的准备，借由我的解说，变成25%或30%。
这跟写学术的文章非常不一样，有一些学术的文章就假设所有的读者必须有80%~90%的准备，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他就看不懂你的文章，也就被驱逐出了你的读者群。
写学术文章的人一般不会注意到那80%~90%已有的底子或准备。这有时候很危险，因为他很少去检验自己对于底层一路建立起来的论述跟论述的逻辑，真的弄清楚多少。在学术界写学术文章可以不用完全弄清楚，唏哩呼噜过去也没有人回头问你。
但我们在写这种面对"中间读者"的文章的时候就不行，你必须要自己看得清清楚楚，还要能够找出语言来，仔仔细细、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地讲给没有这种背景的人听。如果你自己没有通通都弄明白，你就说不清楚，你说不清楚，你的读者就读不下去，就不可能从这里得到任何收获。
还不止如此，你还必须要——这我特别强调，这是很多，尤其是写学术文章的人，忽略掉的——你要尊重跟认真地看待你所使用的文字或语言，那就是中文。中文有太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所以你要选择最好的表达方式，而不是想到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思考，就怎样写文章。那是自我中心的方式。以自我为中心，自己看得懂在写什么，可是到底还有多少人可以看下去，看得懂，而且可以从这里面得到收获，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你要面对的是这种至少在数量上稍微多一点的读者，你就必须要认真地考究到底怎么讲，语言不能够不断重复，不要用那么多术语，不要夹缠，不要在逻辑上跳跃。
因为当人家在阅读的时候，他有自己速度上面的选择，所以在使用书面文字的时候，你要有所修饰。在修饰的过程当中，要让读者感觉到它是一种可以被还原成语言，但是又不完全跟语言相同，是值得用较多时间、较高的专注力去阅读的媒介和工具。所以语言跟文字也必须非常的讲究。
大概在面对中间读者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层面：
第一，自己要能够想清楚、弄清楚、讲清楚。
第二，要能够尊重，并认真去探索语言和文字上表达的可能性。
学人：您非常强调从历史人物身处的年代去理解他们，比如要把孔子看做是非常鲜活、真实的人，这似乎是一种“祛魅”，拉近了历史人物与现代人的距离。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做这项工作？
杨照：我的专业训练是思想史的研究。从我进大学没多久，就立志要做思想史，一直到我念研究所到回到台湾，前前后后大概有超过10年的时间，我的专业训练都是思想史，所以思想史的一些基本观念、做法、取径，在我读书的时候，联系各种不同知识的时候，大概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身上。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应该要回答的是，到底什么是思想史？
第一，思想史把所有人类所留下来的记录，基本都看作思想的记录——这里一定有一个人或一群人，他们想了什么，进而产生一种动机(去做了某件事)，如果没有他们的想法和动机，就不会有某种行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行为，就不会留下这样的记录。所以一路推回去，我们从记录推到行为，从行为我们一定会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产生了这样的行为，所以就必须要一直不断地追索到观念、追溯到思想，这是思想史的第一个简单的前提。
第二，再缩小一点，如果是看一本书，那一本书当然就是人类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在看一本书的时候，我先从思想史的角度假定，这应该是一个作者提出的一份答案。但如果要真正理解这本书的内容，不能够简单地接受作者的答案，我们有义务回头去追问这个作者：他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在困扰什么，或者是他对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所以提出了这样一份答案。这提醒我们作为一个读者，不能只用自我中心的方式去读书，用现在的时代、现在的生命经验、自己现在的困扰或者问题，去读这本书。你认为作者在讲什么，其实不是作者的原意。(如果这样读书，)你不会认识到这个作者，你也就不可能认识到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而是用自我中心的方式望文生义，认为这本书可能在讲什么。
这是我们在学思想史的时候特别提醒要小心的。要回到时代认识作者所处的环境。在思想史的这个基本的架构底下，中文里称之为“知人论世”，“知人”和“论世”是分不开的。你先要认识、了解了作者，你才有真正的能力进入到这本书，知道作者到底在书里面在讲什么。
可是你要怎样认识、理解作者？作者一定是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有很多特别的社会现象，他在那个时代和那些现象的环绕下生活，有他的困扰，因而有他的发问，所以才有可能把它写成书。书的内容不可能凭空产生，一定要回到作者的身上，而这个作者也不可能是在真空活着，他必然有自己的时代和环境，以及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设想自己的读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又因为这样一个设想，写出了这样的内容。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先去“论世”，或者至少有意识地把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社会予以还原，然后把作者放进去，作者就从原来死的、固定的书页里面活过来、立体化了。你好像真的就认识了这个人，知道了他的困扰，进而认识到他为什么写了这本书。
我倒并不觉得这样的过程叫做除魅。
因为对我来说刚刚好相反，用这种“知人论世”的方式来读书，正就是让我们体会到人的魅力之所在，这是迷魅之所在。现代以及现代理性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都把人看作一个社会的各种不同阶级，或者是根据行业、性别、年龄和时代不同，分成不同群体。这是一种理性分类，帮我们简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但经过这样的简化之后，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数字，变成了分子，变成某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然后我们只是去认识这些群体，认识他的头衔、性质，而不是认识一个一个个别的人。这就是现代和前现代最大的差别。
前现代因为没有这样一种社会的概念，没有这么强大的分类的理性，这才是韦伯所说的，为什么处在这样的一个现代社会里，会让我们不舒服。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除魅的状态下，任何一个个别的人对我们都没有吸引力。
我想做的刚好相反，是帮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除魅的现代中解脱出来，回到前现代的那种方式，去跟每一个不同的书的作者交朋友，去深度、立体地认识他们。这不是除魅，这是重新再迷魅化,让我们离开这种理性分类的方式去看待别人，看待社会。
04
把喜欢的东西讲给“分众”
学人：花十年的时间(2018-2028)在“看理想”上连载《中国原典通读计划》是一项非常需要勇气的工作。您觉得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困难是什么，目前读者反馈怎么样？
杨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并不需要勇气，因为我已经花9年的时间在台湾的敏隆讲堂做完了这件事，我知道这是做得完的。我在敏隆讲堂从《尚书》一路一直讲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将近10年前我开始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当时的规划、设计的第一本书就是《尚书》，最后一本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前前后后选读了将近200本书，这个书单其实比现在“看理想”的《中国原典通读计划》还要长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需要勇气，因为我乐在其中，这是一个享受。
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我可以找、可以选、可以定我想要重读，我觉得读起来有意义的书，我当然也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吸引一部分有兴趣的读者。
另外我特别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不要再有那种大众的想象。像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到底需要吸引多少人才叫做做得有意义，才叫做“能够做下去”。比如说在台湾，9年来敏隆讲堂每一期课程有100多个学员愿意用这种方式跟着我上课，跟着我读这些书，那就可以一期一期开下去了。
我不需要吸引2万个人，甚至不需要吸引5000个人来参加这样的课堂，就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做下去，而把这样的事情做下去，透过这些来参与的朋友，我可以把这些内容同时保留下来，它们就变成了种子，至于这些种子播散出去，到底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而且不应该是我去思考的。我把我该做的事情，我想做的事情，做到我能够做的最好，这才是我应该考量的。
读者、听众的反馈是什么？一样，我所需要的或我在意的，不过就是像在台湾的敏隆讲堂，有足够多的学员，一期又一期不断地回来。“看理想”愿意支持《中国原典通读计划》音频节目一直不断推出下去，也就够了。
这就表示说，他们认为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么一群人，不要去假定这群人有多大。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时代，早就没有大众，都变成了分众。
像《中国原典通读计划》的听众，很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中间读者”，他们可能需要有35%、 40%的知识准备，我们就好好针对我们认定的这群分众去做，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种知识事业应该有的态度，这样就够了。
学人：接下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杨照：我在今年的5月刚刚完成了中国通史的大概将近200万字的写作计划，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也就是《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的所有手稿。
我目前的写作计划基本上是整理过去课程所留下来的内容。正在进行当中的比较庞大的是两个系列的写作。一个系列是把我从2005年开始在台北诚品讲堂的一系列现代经典细读课程内容逐步整理成为书稿。另外就是，过去在台湾我花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讲过一整套包括10位作者的日本现代小说选读系列，这个系列比较特别。这10位作者从夏目漱石开始，到村上春树、宫本辉，大概涵盖了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末的100年当中，日本一些主要的现代小说家和他们的主要作品。当时在讲课设计的时候，这一部分就稍微完整一点，有将来变成一套书的计划，所以目前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两个比较大的系列的写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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