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当公务员，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2022/2/28 思想潮
作者 | RORO(作家、翻译)
来源 | 《我在日本做公务员》
与我同期进入国际交流课的同事里，大多数都是从其他部门调任过来的，只有一位姓桥下的男生是当年的本科应届生。桥下从鸟取大学法律系毕业，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最后通过考核后被分配到国际交流课，令其他同学们无比艳羡。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填报这里，被人问起时也总是一脸无辜：“我也不知道怎么被分来了这里……”这令那些外语比他好、更懂得人情世故的同级生感到无比懊恼顿足。
事实上，也不怪这个兵库县土生土长的老实男生，因为日本的公务员分配确实难以捉摸。
桥下外语一般，但考上日本的重点大学也称得上是学霸，又在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里过关斩将，可以说明学习能力之外的综合素质达标。他考取的兵库县厅属于地方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的四分之三，余下四分之一是门槛更高的国家公务员。
日本对考公务员的学历没那么高要求，高中毕业和博士毕业都有机会，但参加的考试不同。报考国家公务员的话，本科毕业生参加第1类考试，录用后可以担任事务官；专科毕业生参加第2类考试，录用后做一般公务员；高中毕业生参加第3类考试，录用后只能做辅助性工作。通过第1类考试的人，基本等同于“精英官僚”，不仅将铁饭碗收入囊中，还享受着“无过即有功”的稳定条件。
理论上说，通过1类考试的人在退休时都能以局长甚至副部级(相当于国内副厅级)着陆，而第2类、第3类公务员最多只能做到保长(相当于国内科长)。通过1类考试的难度可想而知。
报考地方公务员，即我所在的兵库县厅等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地方公务员考试。地方公务员也能进入国家公务员系统，但只能做“一般职”，比如前两年人气日剧《半泽直树》里，从大阪国税局升到金融厅检查局主任检察官的黑崎，就是这种情况。与“一般职”对应的是“特别职”，该职位通过选举产生，或者由上级直接任命，大多由政治家担任。
除了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外，法律系、经济系、公安系、教育系从业人员也属于公务员行列。在日本，老师们一直与公务员平起平坐，也时常有教育岗和行政岗之间调换的情况。
除了仕途稳定，收入稳定且不菲也是公务员的职业亮点之一。
做一名地方公务员，平均月工资约为33万日元，一年两次的奖金另算。据2014年的新闻报道，日本国家公务员的冬季奖金(年终奖)平均额度为69万1600日元，即一年的奖金约为138万日元，地方公务员虽然有些差距，但年收入拿到几百万日元还是没有问题的。
与普通上班族相比，上述收入的确颇为可观，至少择偶方面不会有经济压力。在一则纪录片中曾提到，通常女性希望另一半的年收入达到400万日元，这样看来似乎公务员结不了婚应该不是经济问题。但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与那些一毕业就进入三菱商事、三井物产等大财阀集团或者世界名企的同学相比，差距也会逐渐显露出来。那些“金领”在30岁之后，一般年收入可达1000万日元以上，薪资上升空间也比公务系统可观。
至于退休后的养老待遇，公务员虽说比中小企业宽裕，但仍然比不上大企业员工。公务员的年金(即养老金)由个人缴纳的保险金和国家财政两方面承担，大企业员工通常还有自己的企业年金。
更为难的是，除了兢兢业业服务，公务员还得以身作则。如“3·11”东日本大地震后，临时搭建了很多救急住宅，公务员家庭却要排到最后入住。
至于公款消费，更是没有可能。即便和领导吃饭，也大多是AA制，领导偶尔才出钱请客。几年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因为出差坐飞机头等舱和被爆料拥有私人豪宅而被拉下马，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堪称以身试法的典型案例。我来兵库县厅后也听日本同事说过，这里好几年前有一个小小的贪污案，当事人直接被开除了，可谓得不偿失。在日本，比失业更可怕的是大家的眼光，失去信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为了保住手上的铁饭碗，大家小心翼翼地尽职尽责，在纳税人面前保持着“服务态度”的谦逊与恭敬，重复着他们自己口中“平淡枯燥”的工作。
与此同时，铁饭碗还对应着相应的牺牲。日本有梦想和抱负的年轻人不再像上一代人那般热衷于报考公务员，更愿意去企业闯荡一番，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
就像我和桥下聊天时问他同龄人考公务员的情况，他颇自嘲地说：“像我这种内向老实的人才适合做公务员，我很多同学都去企业啦!”
【02. 午休时的沉默】
来这里工作三个月后，我在浅田小姐的带领下，吃遍了单位附近各种日餐、西餐、中餐的“定食”(日语单词，指套餐)。然而，磨合期一过，我的中国胃就开始抗议了。炎炎夏日，我好想来一份自制的味道浓郁的麻婆豆腐，一口下去多么舒服!于是也开始尝试自带便当，在短暂的午休期间不用匆忙外出觅食，可以悠闲地在办公室度过，也由此看到了同事们的午休状态。
日本兵库县厅
午休时间从12点到1点，一到饭点，县厅三栋大楼里会像小学课堂一样同时响起铃声。伴着铃声，电灯统一熄灭，一切信号都在提醒你：吃饭时间到了。
这样的后果是，每当快到12点时，大家就不由得紧张起来，想赶紧把手头的事情做完，迎接愉悦的午饭铃响。还要做的是，要在打铃瞬间假装从容地拿起钱包冲向电梯，只为抢到电梯位。这栋办公大楼有三千多人，但只有3架客梯和1架货梯，早一分钟晚一分钟区别会很大。晚的后果是，每次开门的电梯间都是满载，而且鸦雀无声，然后门再默默关上。等电梯的人很无奈，电梯里的人更无奈，因为每一层都要经历开门、被围观、关门。
好在我们在7楼，不高不低，大家索性一出门就自觉直奔楼梯，只听得噼里啪啦脚步声响，像日本人地震避难般迅速有序，连穿高跟鞋的姑娘都练出了高超的下楼技巧。每次下到一楼，我都一阵眩晕。
我常常想，为何不采取打卡休息制？这样既能控制大家守时，也能缓解电梯人流、避开餐厅的用餐高峰，不至于在短短一小时内还要排队吃饭。
也许从没有人给后勤部门提出建议，也可能有人提出过，但没有解决办法。常听到周围同事抱怨，却终究日日如此，年年如此。
于是，沉默的电梯间，沉默的楼梯走廊，只有电梯门的“叮咚”声和楼道里的“嗒嗒”声回响。每个人也沉默着做一样的事——抓紧时间冲进餐厅，或者冲去便当店。只有点完菜的那一刻，才终于松一口气，有空和同事聊上几句，一个人吃饭时只能继续沉默。
而即便在餐厅聊天，大家也不会太热闹，所以很少在午饭时听到有人高谈阔论或爽朗大笑。只有在晚间时分的居酒屋里，当有了酒精的助攻，日本人才能稍微放开声音，从日本人变为“喝了酒的日本人”。
留在办公室里的是自带便当的姑娘，还有吃爱妻便当的大叔。有便当吃的人，几乎日日中午不下楼，能在办公室坐一天，比如我的顶头上司冈田先生。
每天，他都会在铃响的一瞬间从包里取出便当盒，解开传统的“风吕敷”，打开便当盒开吃，在十分钟内解决，然后去水房冲洗便当盒，回来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始打盹，直到1点铃响。
有时，这个大桌子只有我们两个人留在办公室，沉默着各吃各的。空气里飘着无法散开的尴尬，他也觉得有点僵，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日常，说他在新加坡单身赴任时吃腻了麦当劳，在斐济工作时好无聊之类的事。继而跳到我吃的东西，然后是中国菜好吃的话题。但对话也仅限于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他就沉默了，我就继续刷自己的手机。
抬头看看前后，留守办公室的人都默默不出声，打电话都得去外面的走廊，小心着低声细语，否则安静的楼道会瞬间变成最佳的立体声环绕音响。
不过，有年轻姑娘的地方总有春风拂面的朝气。办公室中间的大会议桌是姑娘们的午休时间聚集地。以前在这里工作过的几个女生后来分到了其他办公室，但大家约好午休时间回来老地方，找我们的小蓝一起吃饭。每每这时，办公室就充满女孩子们欢快的说笑声，关于美容，关于八卦。她们才不顾及那些沉默的大叔呢，与其说是打扰，我觉得大叔们说不定很享受。
吃完便当到走廊尽头的水房冲洗餐具时，每次都能看到公共沙发上有人睡着，摆着不同的睡姿。矜持些的交叉着双臂，豪放些的干脆直接躺下。
和同事聊天时，说起我上大学前都会在中午回家吃饭，父母也回家做饭，午休时间有两个半小时，吃完饭还能睡一觉再去上学或上班，日本人震惊的表情似乎又被颠覆了三观，极其羡慕地说：“那就意味着一天三顿都跟家人在一起吃吗？”答曰“是啊!”，于是他们更羡慕地感慨道：“中国好人性化啊!”我也不好再补充一句，因为那是我老家小城市的作息时间，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可都靠外卖续命呢。
吃完便当，我常常在打铃前去超市买咖啡，会路过楼下的吸烟区。那里也是一片沉默地带，每个人各自占据一小块地方，保持着礼貌的距离，抽着烟，或玩手机，或喝咖啡，但没有交流。也许他们天天都碰面，但并不熟识。
最后的高潮在上班铃响之前。吃饱了饭，大家都懒洋洋的，那表情明显在说“不想上班啊!”临近打铃，电梯间再次迎来高峰，却不再有刚才那般积极。大家宁愿在大厅等上三五分钟的电梯，也不愿爬楼梯。
于是，人们有秩序地一拨拨走进电梯间，默默按下楼层，默默走进办公室。
有趣的是，只要铃一响，气氛就紧张起来。总能听到还没回到办公室的人一阵小跑，走廊里响起的急促脚步声。如果不小心迟到了，就得赶紧回到自己座位，做出害羞的不好意思状，小声嘀咕句“すみません”(对不起)，虽然并没有人接话。
工作时间里，沉默是主流，偶尔才能闲聊两句。除了工作上的事情，大家几乎没有多余话语。
只有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尤其是“真真假假”的加班之后，日本人才能松一口气，抖落出一天的话。第二天，又开始度过沉默的一天。
每次被办公室的沉默笼罩时，我都忍不住想，如果午休时大家可以更随意一点，多交流一点，会不会也更轻松一点呢？
不过那样的话，就不是日本人了。
【03. 有一种幸福叫美莎子】
美莎子是办公室的同事，一位身材瘦削个头高挑的日本女性，4月刚刚入职，但她不是县厅的正式公务员。
来这里工作的前几个星期，大家都感觉她干练又高冷，每天在办公室利落地处理各类事务，雷厉风行。此外，她还要负责办公室的杂务，包括处理垃圾、给热水器加水，等等。由于事情太多，平时只见她在不停地找人签字、盖章、接电话、打电话。她是京都出身，一开口就有京都口音。而一到下班时间，她就背上双肩包匆匆离去，不知道在赶什么场。在办公室里，我几乎和她说不上话。
后来，有几次活动一同参加，一来二去，聊得多了才熟起来。她告诉我们，除了白天上班，她还在上夜间大学，每天一下班就得赶电车去学校。为了上课不迟到，她主动申请缩减午休时间，以便下班可以提前15分钟走。她有一个7岁的女儿，有时候要去学校参加女儿的活动。
我们一致的感觉是她也太拼了，工作育儿两不误已经很难，还这么努力地读大学，“辣妈”指数一路飙升。外表瘦弱的美莎子，在我们心里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里，也不过是个励志的“辣妈”养成记而已。
后来有几次一起参加英语角，在一众分不清“r”和“l”的日本人学习英语的阴影中，美莎子充满阳光沙滩味道的流利英文顿时刮来一股清新的风，连Jack听了都两眼放光。美莎子还忙不迭请教Jack面试的细节，因为她正在申请模拟联合国的项目。
有一次无意中说起这件事，我说她英语好棒，她谦虚地回了句，“以前在澳大利亚留过学而已。”
再后来，她的办公桌搬到了我斜对面，中午就有机会一起吃饭，聊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感觉她和普通日本女性不太一样，没那么多婉转迂回的心思，也许是在澳大利亚待过8年的缘故，她说话更直接也更有趣。
聊起日本社会对推着婴儿车乘坐公共交通的现象似乎不够包容，比如有文章说推婴儿车坐地铁和电车占用了太多地方，让原本高峰时期的车厢变得更拥挤时，美莎子便会吐槽，“开什么玩笑，本来就少子化了，日本人应该感谢这些愿意生孩子的人啊，下次见到推婴儿车的父母要对人家道谢才是!”
说得酣畅淋漓!
她也毫不介怀地聊一些私人问题，包括自己的事情，比如她主动说自己是单亲妈妈。很自然的，我们心里划过一道“原来离婚了，怪得不这么拼”的感慨，又转念一想，在这个离婚和分手差不多普遍的年代里，也没什么稀奇的。
然而，她似乎猜到了我们怎么想，补充道，不过我不是离婚的那种情况，是我怀孕之后，和那个男生没能在一起，于是一个人生了孩子带大的。这这展开有点超出预想，她却说得一脸平静。
后来慢慢了解到当时的美莎子29岁，而那个男生才21岁，这段感情以男方家指责美莎子为结局无疾而终，而美莎子也曾犹豫是否要选择单亲妈妈的路。
她说，自己在澳大利亚学的是医学专业，本打算按部就班地回日本医院工作，却没想到出了这个状况。如果打掉孩子，就和她当医生的初衷背道而驰，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于是，她选择生下了Sakura(她女儿的名字，日语里是“樱花”的意思)。
小樱从来没见过自己爸爸，因为对方后来组建了新的家庭。美莎子也不会刻意对她隐瞒事实，会认真地跟孩子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反复告诉她其实爸爸很爱她，这么做是不想孩子内心埋下仇恨的种子。而她自己也这样阴差阳错地没能去医院，但英语好的日本人太难得，于是她一直在不同的国际机构从事兼职工作，以方便带孩子。
了解到这么多之后，我被她跌宕起伏的人生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她说起这一切的时候实在是太平静了，既没有委屈也没有抱怨，甚至还自嘲地说好想找个好男人，但她这种条件很难找……
RORO在日本的办公桌
她知道我喜欢京都，于是某个周末邀请我去她老家玩儿，就在京都附近，是一个我还没去过的小城市。在她妈妈家里，我见到了她女儿小樱，是一个懂事、体贴、略显早熟的小女孩。美莎子每周带小樱回妈妈家一次，其余时间独自带孩子。原本日本的育儿观就和国内有很多不同，她也从没想过直接把孩子扔给妈妈带。
看到祖孙三代的三个女人在一起其乐融融，似乎也看不出这样有什么不好，反而会被她们的和谐与温暖感染，那不是一种自怨自艾式的将就，而是充满了自信的快乐，令人感受到一种更积极向上的力量。
我在一旁看着她们，尤其是看到美莎子终于能在周末自己妈妈家得以悠闲度过的神情，还有她用精致的餐具享受午后咖啡和茶点的闲适，便忍不住想起题目里那句话，或许，有一种幸福叫美莎子。
可能在曾经的某些时刻，她也向往过普世价值的幸福，找个互相爱的人，结婚，生子，工作，一起老去。但命运的发展就像掌纹的变化，谁也不能预料到这条看似平坦的幸福之路上会遭遇什么意外，又会引领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而去。
在普通人眼里，美莎子的遭遇是不好的，是一步错步步错的典范，不仅耽误自己，也影响孩子。可是我竟在她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比普通幸福更强烈的力量，那不是爸爸妈妈牵着孩子去公园玩耍，沐浴着慵懒阳光一般的温吞的幸福，而是彻夜爬山后在山顶等待日出时，那种眺望着若隐若现却又充满希望的朝霞般的幸福。她在拼命努力地向上，想要冲过重重云层，从而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美莎子心里清楚周围人的眼光和看法，但因为内心强大，她才能在说起自己的故事时没有悔恨。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没有人能让自己绝对幸福，更没有人能让自己陷入绝对不幸。人生那么长，唯有自己始终努力，才会无限接近自己想要的幸福。
和她在一起聊天时，很少说到女孩子喜欢的美容、化妆、电视剧之类的话题，她反而对跨文化交流和社会现象更感兴趣，也会问我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虽然有不少是媒体偏见导致的误解。有一次，她在大学的公开课上提出没有切身感受到政府对单亲妈妈这个群体的关照，后来开课的同志社大学教授专门为她开了一场讲解日本女性福祉政策的讲座。
这就是美莎子。当我问她可不可以把她的故事写出来发表的时候，她爽快地答应了，真是轻松!
每当看到她，我总会想起罗曼·罗兰那句话：“真正的英雄主义只有一种，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们不必刻意成为英雄，却可以让自己不被真相轻易伤害，如此，才可以活出自己觉得幸福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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