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谋士”是比“帝师”更高危的职业
2022/3/2 思想潮

来源 | 先知书店

在古希腊的哲学家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哲学家对政治说什么和做什么之间,也经常是不协调的。 在阅读柏拉图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了他与独裁者关系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我们又碰到了这个问题,只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些不同。 柏拉图虽然想影响独裁者,但他怀抱的是“哲人王”的理想。在他自传性的《第七封信》里他回忆录早年的想法,他那时候就已经明白,人类的邪恶永远不会有终止的时候,除非由哲学家掌控了真正的政治权力,或者哲学家真正对掌权者能有影响力。他自己无法成为哲人王,所以他三次去叙拉古,试图对那里的君王发挥他的影响力。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要务实,他从来没有哲人王的想法,而只是认为,那些掌权的统治者,也就是独裁者,可以从哲学家那里学到真正的哲学或专门知识,或者用哲学家来给自己当谋士。
▌帝王不会尊重知识人 即便是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没有机会正儿八经地当过独裁者的谋士,他只是在亚历山大成年之前,当过这位13岁王子的老师。亚历山大出生于前356,公元前335年他父亲腓力二世去世,他20岁就登上了王位。亚里士多德在腓力二世去世后回到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名叫Lyceum。这样算起来,他在马其顿的时间大约是7-8年。有研究者认为,在此期间,他给亚历山大当老师,不过3年的时间。 不少史书强调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的“重要影响”,说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十分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等等。但现有的资料显示,亚里士多德对这位学生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雅典学院》中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图源:《文艺复兴大师系列·拉斐尔》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哲人,他热爱所有科学,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只是钟情于数学。这一点反映了他们两人与知识世界联系方式的深刻区别。凡是有生命的事物都能让亚里士多德充满兴趣,激发他对它们进行归类的热情。他把自然科学、修辞学、诗学和政治理论作为教学的主要课程。同样的知识冲动,也使他在《政治学》里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分类。 弗兰克·凡泰在《希腊世界里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中提到,虽然亚里士多德很想用政治学影响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却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最不感兴趣。 亚里士多德劝导亚历山大要当希腊人世界的领袖,要把其他希腊城邦当朋友和亲戚来对待,但对其他民族则要实行专&制,把他们当“野兽和植物”来对待。但这似乎并没有对亚历山大产生什么影响。当时试图影响亚历山大的哲学家不止亚里士多德一个,这些哲学家之间互相攻讦,都要争取他的信任,这和今天所谓的谋士们之间相互妒嫉,关系紧张、拆台多于合作差不多。 古希腊雅典著名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与亚里士多德是同时代人。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望族家庭,一生未曾参与政务,为维持生计,他多次替人撰写演说辞,以此在法庭上为他人辩护。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建立了修辞学校,吸引了不少学生。他在写给亚历山大的一封信里,提醒他要小心亚里士多德的“辩术”,因为君王的职责是决断和命令,不是论证和说服。亚历山大后来也确实对亚里士多德有这样的看法。有一次他跟卡山德起了争执,他生气地对卡山德说,“这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老一套诡辩,一件事情两面都能说圆”。可见对他老师的哲学思辨并没有什么好感。 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总结出与专&制君王相伴的经验体会,他不止一次告诫卡利斯提尼,“对一个舌头动动就能取人性命的人,要尽量少说话,尽量说讨喜的话”。卡利斯提尼是历史学家,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亲戚。他曾陪伴亚历山大大帝进行远征,最后还是被亚历山大以阴谋叛逆罪处死了。他的死结束了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的师生情谊。

▲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隐喻:君权不可共享,君主不容质疑 ▌献策不是教学,权谋不求真理 帝师或谋士都可以对独裁者起到一些影响,但是,他们的身份和作用毕竟是有区别的。说起为专&制君主出谋划策,在西方经典中,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绝对不会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是因为,马基雅维利本想要把《君主论》献给佛罗伦萨的专&制统治者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朱利亚诺死后,他又把这本书献给他的侄子洛伦佐。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据信只是他讲课的材料,并没有献给任何专&制君王的意图。 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在城东北部祭祀阿波罗和缪斯的一片小树林中,租借房子,建立了自己的学园,这就是在吕克昂学园。现在所见的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20世纪杰出的古典学者沃纳·杰戈尔在《亚里士多德:为历史发展奠基》一书中提到,《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两部不同的独立作品的混合。其中第一部作品是他早期的作品,相对还不成熟,那时候他还没有完全脱离柏拉图的影响,因此注重于对最佳政制的论述。第二部作品是他后期的作品,这个时候他已经转向了务实的研究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亚里士多德论述暴&正的部分是他在自己学园里讲学时的后期作品,也是他用的教材。 教材与献策自然不是一回事,不同的读者可以从同一部教材学到不同的东西,这取决于学习者自己的目的,并不是写教材的人可以决定的。这就像科学或技术的知识被用作什么目的,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所能决定的。数码技术可以用来建设自由信息的互联网,也有可以用在设置阻隔自由信息的防火墙。同样,亚里士多德对暴&正运作的分析也可以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 任何一部为专&制统治出谋划策的作品,如果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它的建言必须被专&制统治者接受,第二,它的建言必须对被统治者保密。
也就是说,专&制统治者必须垄断那种对他有用的权术的知识信息,不能让它泄漏给这种权术要对付的人民。权术建言是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统治权术。权术要成功,就一定得是秘密武器,这样才能在臣民没有防备的状态下,收到出其不意的功效。例如,《韩非子》这部书历来不提倡百姓阅读,因为其中有着不宜让百姓知晓的秘密,《商君书》更是秘而不宣的“帝王之书”。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因此,他生前并没有发表或出版过《君主论》。他想把这部作品当作一部统治秘笈,或者仅供君主内部参考的建言献给统治者。但是,这部著作并没有得到他献策的两位统治者垂青,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
就统治建议被君王接受和采纳而言,中国古代的“谋士”——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要幸运的多,他们的建言能得到君王的赏识,但是相应的,他们的下场普遍悲惨,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得以善终。 ▌谋士的命运:起于不义,亡于不义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为专&制统治出谋划策的谋士,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他们都善于修订和总结,都是条理化和系统化的高手,但不是创造发明者;二、他们都谙熟并善于利用人性中最软弱和阴暗的部分。 第一,深思熟虑、计划周全的谋士只需要归纳、不需要独创,因此,他们提供的权谋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例如,《商君书》的驭民五术是: 一、 愚民:统一思想。 二、 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三、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四、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五、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即通货膨胀或狂印钞票);人穷志短。五者若不灵,杀之。这些手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有所论述,并非商鞅的独创。 在为维持暴&正出谋划策的时候,谋士一般都不会建议暴君彻底放弃杀戮。放弃杀戮的建议听上去会像是对暴虐和血腥统治的直接批评。他们会提出一些改变统治手段而不是目的的建议,例如,如何让杀戮退居幕后,隐蔽起来,或者避免只是依靠杀戮手段,避免让暴&正显得过于暴虐。 中国古代有名的谋士们给暴君出的,大多数都是这类的主意,各自提出不同的权谋理论。例如商鞅重于法,申不害重于术,慎到重于势,韩非则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理论。维护和加强暴&正专&制的权谋除了暴力与恐怖,没有固定法则,经常是,看似相反的权谋,正反都能奏效。 例如,朱元璋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私有经济,以此维护专&制独裁。但是后面的皇帝,又被迫允许私有经济发展,鼓励精英发财致富,同样也能维护专&制独裁。
而且,同样的招数也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形式,例如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是专&制国家的人身支配权术,但又有许多变化的形式:官籍与民籍、贵族与平民、清白人家与政治贱民……高等级享受高待遇。 在“利出一孔”的专&制利益分配制度里,人们无不想摆脱低等级,加入高等级,高等级里还有更高等级,这样的流动可能变成极有控制效果的胡萝卜。除了维持其政权,专&制本来是没有原则的,所以任何能用来维持政权的手段,对它来说都是可以采用的,都是有用的好手段。
第二,所有的专&制统治权术,都是通过利用人性中的软弱或阴暗部分起作用的。 人如果不贪婪,个人的“先富起来”就难以诱惑和引导人们不再关心发财之外的公共政治。人如果不妒嫉、不攀比、不势利,就不会羡慕别人的地位、金钱。别人过得比自己好,也不会因妒忌而心生怨恨,干出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不会去告密诬陷,也不会去给统治者当眼线。 暴&正的帝王学和驭民术都是针对阴暗和软弱的人性,巧妙地加以利用和操控,不断调整和完善,变成了“理论”或“哲学”。商鞅、韩非是这样,马基雅维利也是这样。他们并不是人性恶的发明天才,而只是能对人性之恶巧加利用的有心人和聪明人。 
▲商鞅鼓励告密、严惩包庇,终于自掘坟墓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暴&正是政制蜕化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天才的暴君设计好了蓝图来实施的。与暴&正一样,极权也是一种政制蜕化,也不是单靠天才领袖设计和实现的。暴&正和极权都是制度之恶和人心之恶的融合,而这两种恶也都是既发生在统治者身上,也发生在被统治者身上,造成了他们共同的道德腐败和人心堕落。 20世纪针对极权主义的批判理论不仅研究极权制度本身,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极权文化中的普通人情感、思维、行为、人格、禀性、习惯等特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要问的是,“暴&正”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力量推动形成了专&制?是哪些阴暗的人性因素在驱使政治制度蜕变为暴&正?今天我们对极权制度也同样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关于暴&正和奴役心理机制的回答,那就是,导致暴&正的是人性中的恶:贪欲、暴戾、残忍、奴性、奸诈、妒嫉、仇恨…… 而且,一旦暴&正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它也就会不断地再生和强化人性中的恶。人们一旦屈服于专&制暴&正,将此接受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他们就会丧失自由意志,沦落为一个受奴性支配的人群,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奴性的人群共同体是不可能配得上城邦这一名称的”。 我们在现代极权中看到的,是更可怕的景象:政体的制度恶与国民的人性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邪恶的政体造就了千千万万与体制之恶同流合污、为虎作伥的无良国民,而这样的国民则有无时无刻不在帮助维持邪恶的政体。下一讲就来谈谈政体与国民性的关联问题。

本文编选自徐贲作品集,标题和图片系编者所加,注解请参阅其书中原作。
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徐贲教授算是一个“异类”。 1950年,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尽管生于革命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克制,既厚重,又与时俱进。
他关注的问题,既有公共性,却又关乎每个人;他的思考,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既有人文关怀,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剧变的时代……
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海量的中外经典阅读,镌刻出徐贲的眼界和思考,也奠定了他后来的写作命题——人文、思想和启蒙。
徐贲老师的《经典阅读》《经典之外的阅读》回应我们如何求知思考;《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关注我们如何说理、参与公共生活;而《与时俱进的启蒙》《人文的互联网》直面的则是启蒙缺失下的种种问题……
过去几十年,社会层面的人文启蒙刚有起色,但现代公共训练的中断,不仅在吞噬着改革开放四十年艰难形成的些许共识,而且早晚会波及现实中的你我他。因此,徐贲老师这套“人文思想启蒙”六书就显得更加重要。
无论是洞悉我们正在遭遇的危机,还是关乎“人之为人”的重要问题,都不可不读徐贲。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品在中文界极难出版。我们有幸为书友争取到“迄今最全的徐贲老师作品集”——这套作品正是他几十年写作的集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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