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谋士”是比“帝师”更高危的职业
2022/3/2 思想潮
来源 | 先知书店
在古希腊的哲学家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哲学家对政治说什么和做什么之间，也经常是不协调的。 在阅读柏拉图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了他与独裁者关系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我们又碰到了这个问题，只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些不同。 柏拉图虽然想影响独裁者，但他怀抱的是“哲人王”的理想。在他自传性的《第七封信》里他回忆录早年的想法，他那时候就已经明白，人类的邪恶永远不会有终止的时候，除非由哲学家掌控了真正的政治权力,或者哲学家真正对掌权者能有影响力。他自己无法成为哲人王，所以他三次去叙拉古，试图对那里的君王发挥他的影响力。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要务实，他从来没有哲人王的想法，而只是认为，那些掌权的统治者，也就是独裁者，可以从哲学家那里学到真正的哲学或专门知识，或者用哲学家来给自己当谋士。
▌帝王不会尊重知识人 即便是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没有机会正儿八经地当过独裁者的谋士，他只是在亚历山大成年之前，当过这位13岁王子的老师。亚历山大出生于前356，公元前335年他父亲腓力二世去世，他20岁就登上了王位。亚里士多德在腓力二世去世后回到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名叫Lyceum。这样算起来，他在马其顿的时间大约是7-8年。有研究者认为，在此期间，他给亚历山大当老师，不过3年的时间。 不少史书强调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的“重要影响”，说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十分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等等。但现有的资料显示，亚里士多德对这位学生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雅典学院》中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图源：《文艺复兴大师系列·拉斐尔》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哲人，他热爱所有科学，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只是钟情于数学。这一点反映了他们两人与知识世界联系方式的深刻区别。凡是有生命的事物都能让亚里士多德充满兴趣，激发他对它们进行归类的热情。他把自然科学、修辞学、诗学和政治理论作为教学的主要课程。同样的知识冲动，也使他在《政治学》里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分类。 弗兰克·凡泰在《希腊世界里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中提到，虽然亚里士多德很想用政治学影响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却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最不感兴趣。 亚里士多德劝导亚历山大要当希腊人世界的领袖，要把其他希腊城邦当朋友和亲戚来对待，但对其他民族则要实行专&制，把他们当“野兽和植物”来对待。但这似乎并没有对亚历山大产生什么影响。当时试图影响亚历山大的哲学家不止亚里士多德一个，这些哲学家之间互相攻讦，都要争取他的信任，这和今天所谓的谋士们之间相互妒嫉，关系紧张、拆台多于合作差不多。 古希腊雅典著名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与亚里士多德是同时代人。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望族家庭，一生未曾参与政务，为维持生计，他多次替人撰写演说辞，以此在法庭上为他人辩护。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建立了修辞学校，吸引了不少学生。他在写给亚历山大的一封信里，提醒他要小心亚里士多德的“辩术”，因为君王的职责是决断和命令，不是论证和说服。亚历山大后来也确实对亚里士多德有这样的看法。有一次他跟卡山德起了争执，他生气地对卡山德说，“这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老一套诡辩，一件事情两面都能说圆”。可见对他老师的哲学思辨并没有什么好感。 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总结出与专&制君王相伴的经验体会，他不止一次告诫卡利斯提尼，“对一个舌头动动就能取人性命的人，要尽量少说话，尽量说讨喜的话”。卡利斯提尼是历史学家，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亲戚。他曾陪伴亚历山大大帝进行远征，最后还是被亚历山大以阴谋叛逆罪处死了。他的死结束了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的师生情谊。
▲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隐喻：君权不可共享，君主不容质疑 ▌献策不是教学，权谋不求真理 帝师或谋士都可以对独裁者起到一些影响，但是，他们的身份和作用毕竟是有区别的。说起为专&制君主出谋划策，在西方经典中，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绝对不会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是因为，马基雅维利本想要把《君主论》献给佛罗伦萨的专&制统治者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朱利亚诺死后，他又把这本书献给他的侄子洛伦佐。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据信只是他讲课的材料，并没有献给任何专&制君王的意图。 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在城东北部祭祀阿波罗和缪斯的一片小树林中，租借房子，建立了自己的学园，这就是在吕克昂学园。现在所见的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20世纪杰出的古典学者沃纳·杰戈尔在《亚里士多德：为历史发展奠基》一书中提到，《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两部不同的独立作品的混合。其中第一部作品是他早期的作品，相对还不成熟，那时候他还没有完全脱离柏拉图的影响，因此注重于对最佳政制的论述。第二部作品是他后期的作品，这个时候他已经转向了务实的研究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亚里士多德论述暴&正的部分是他在自己学园里讲学时的后期作品，也是他用的教材。 教材与献策自然不是一回事，不同的读者可以从同一部教材学到不同的东西，这取决于学习者自己的目的，并不是写教材的人可以决定的。这就像科学或技术的知识被用作什么目的，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所能决定的。数码技术可以用来建设自由信息的互联网，也有可以用在设置阻隔自由信息的防火墙。同样，亚里士多德对暴&正运作的分析也可以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 任何一部为专&制统治出谋划策的作品，如果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它的建言必须被专&制统治者接受，第二，它的建言必须对被统治者保密。
也就是说，专&制统治者必须垄断那种对他有用的权术的知识信息，不能让它泄漏给这种权术要对付的人民。权术建言是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统治权术。权术要成功，就一定得是秘密武器，这样才能在臣民没有防备的状态下，收到出其不意的功效。例如，《韩非子》这部书历来不提倡百姓阅读，因为其中有着不宜让百姓知晓的秘密，《商君书》更是秘而不宣的“帝王之书”。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因此，他生前并没有发表或出版过《君主论》。他想把这部作品当作一部统治秘笈，或者仅供君主内部参考的建言献给统治者。但是，这部著作并没有得到他献策的两位统治者垂青，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
就统治建议被君王接受和采纳而言，中国古代的“谋士”——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要幸运的多，他们的建言能得到君王的赏识，但是相应的，他们的下场普遍悲惨，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得以善终。 ▌谋士的命运：起于不义，亡于不义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为专&制统治出谋划策的谋士，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他们都善于修订和总结，都是条理化和系统化的高手，但不是创造发明者；二、他们都谙熟并善于利用人性中最软弱和阴暗的部分。 第一，深思熟虑、计划周全的谋士只需要归纳、不需要独创，因此，他们提供的权谋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例如，《商君书》的驭民五术是： 一、 愚民：统一思想。 二、 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三、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四、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五、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即通货膨胀或狂印钞票)；人穷志短。五者若不灵，杀之。这些手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有所论述，并非商鞅的独创。 在为维持暴&正出谋划策的时候，谋士一般都不会建议暴君彻底放弃杀戮。放弃杀戮的建议听上去会像是对暴虐和血腥统治的直接批评。他们会提出一些改变统治手段而不是目的的建议，例如，如何让杀戮退居幕后，隐蔽起来，或者避免只是依靠杀戮手段，避免让暴&正显得过于暴虐。 中国古代有名的谋士们给暴君出的，大多数都是这类的主意，各自提出不同的权谋理论。例如商鞅重于法，申不害重于术，慎到重于势，韩非则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理论。维护和加强暴&正专&制的权谋除了暴力与恐怖，没有固定法则，经常是，看似相反的权谋，正反都能奏效。 例如，朱元璋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私有经济，以此维护专&制独裁。但是后面的皇帝，又被迫允许私有经济发展，鼓励精英发财致富，同样也能维护专&制独裁。
而且，同样的招数也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形式，例如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是专&制国家的人身支配权术，但又有许多变化的形式：官籍与民籍、贵族与平民、清白人家与政治贱民……高等级享受高待遇。 在“利出一孔”的专&制利益分配制度里，人们无不想摆脱低等级，加入高等级，高等级里还有更高等级，这样的流动可能变成极有控制效果的胡萝卜。除了维持其政权，专&制本来是没有原则的，所以任何能用来维持政权的手段，对它来说都是可以采用的，都是有用的好手段。
第二，所有的专&制统治权术，都是通过利用人性中的软弱或阴暗部分起作用的。 人如果不贪婪，个人的“先富起来”就难以诱惑和引导人们不再关心发财之外的公共政治。人如果不妒嫉、不攀比、不势利，就不会羡慕别人的地位、金钱。别人过得比自己好，也不会因妒忌而心生怨恨，干出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不会去告密诬陷，也不会去给统治者当眼线。 暴&正的帝王学和驭民术都是针对阴暗和软弱的人性，巧妙地加以利用和操控，不断调整和完善，变成了“理论”或“哲学”。商鞅、韩非是这样，马基雅维利也是这样。他们并不是人性恶的发明天才，而只是能对人性之恶巧加利用的有心人和聪明人。 
▲商鞅鼓励告密、严惩包庇，终于自掘坟墓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暴&正是政制蜕化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天才的暴君设计好了蓝图来实施的。与暴&正一样，极权也是一种政制蜕化，也不是单靠天才领袖设计和实现的。暴&正和极权都是制度之恶和人心之恶的融合，而这两种恶也都是既发生在统治者身上，也发生在被统治者身上，造成了他们共同的道德腐败和人心堕落。 20世纪针对极权主义的批判理论不仅研究极权制度本身，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极权文化中的普通人情感、思维、行为、人格、禀性、习惯等特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要问的是，“暴&正”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力量推动形成了专&制？是哪些阴暗的人性因素在驱使政治制度蜕变为暴&正？今天我们对极权制度也同样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关于暴&正和奴役心理机制的回答，那就是，导致暴&正的是人性中的恶：贪欲、暴戾、残忍、奴性、奸诈、妒嫉、仇恨…… 而且，一旦暴&正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它也就会不断地再生和强化人性中的恶。人们一旦屈服于专&制暴&正，将此接受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他们就会丧失自由意志，沦落为一个受奴性支配的人群，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奴性的人群共同体是不可能配得上城邦这一名称的”。 我们在现代极权中看到的，是更可怕的景象：政体的制度恶与国民的人性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邪恶的政体造就了千千万万与体制之恶同流合污、为虎作伥的无良国民，而这样的国民则有无时无刻不在帮助维持邪恶的政体。下一讲就来谈谈政体与国民性的关联问题。
本文编选自徐贲作品集，标题和图片系编者所加，注解请参阅其书中原作。
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徐贲教授算是一个“异类”。 1950年，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尽管生于革命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克制，既厚重，又与时俱进。
他关注的问题，既有公共性，却又关乎每个人；他的思考，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既有人文关怀，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剧变的时代……
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海量的中外经典阅读，镌刻出徐贲的眼界和思考，也奠定了他后来的写作命题——人文、思想和启蒙。
徐贲老师的《经典阅读》《经典之外的阅读》回应我们如何求知思考；《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关注我们如何说理、参与公共生活；而《与时俱进的启蒙》《人文的互联网》直面的则是启蒙缺失下的种种问题……
过去几十年，社会层面的人文启蒙刚有起色，但现代公共训练的中断，不仅在吞噬着改革开放四十年艰难形成的些许共识，而且早晚会波及现实中的你我他。因此，徐贲老师这套“人文思想启蒙”六书就显得更加重要。
无论是洞悉我们正在遭遇的危机，还是关乎“人之为人”的重要问题，都不可不读徐贲。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品在中文界极难出版。我们有幸为书友争取到“迄今最全的徐贲老师作品集”——这套作品正是他几十年写作的集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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