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钱理群：我是“历史的中间物”
2022/3/2 思想潮

    

     来源 | 先知书店

    

     2014年年末，75岁那年，钱理群在一个关于自己作品的座谈会上宣布，自此将“退出我原来参与的各种界……包括学术界”，他说“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不久后，他卖掉了房产，带着妻子搬进了位于北京市北郊的养老院。这引起了不小的舆论关注，钱理群却几乎不作回应。 2016年7月，钱理群所著的《岁月沧桑》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也是他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 他在总序中写道：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 他是以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与描写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钱理群出身世家，外祖父项兰生早年创办《杭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后来参与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是早期的维新派人士。 1948年，正是新旧中国交替的时刻，也是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中自我抉择决定命运的时刻。这时的他只有9岁。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是项兰生在安定学堂的门生，在清华学堂预科毕业后，于1906年或1908年间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与胡适是同学。1948年胡适准备组阁，钱天鹤是名单中的农林部长。 钱理群的三哥钱临三，抗战时从沦陷区逃到重庆，1947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9年之后，成为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 1948年，钱家准备从上海先去广州，再逃到台湾去，但是钱理群的母亲不肯走，便让钱天鹤先到台湾去看一看。 但他的父亲去台湾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此后，钱理群的长兄钱宁去美国留学。“父亲葬于台湾，三哥葬于旧金山，母亲葬于南京。钱理群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家的悲剧，是——生不团圆，死各一方。”▌“历史的中间物” 在钱理群的人生计划里，还有5本书要写。他很享受养老院的宁静生活，对于现在的状态，他的回答是“自由”。 而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因自我投射带来的心灵折磨和思考的痛苦，“我叫它‘丰富的痛苦’。我认为痛苦与沉重，并非完全消极，它有内在的丰富性。产生思想的状态下，心灵是很沉重的，但同时也可以感觉到生命的丰富性和价值感。” 自80年代以来，钱理群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与尊重。 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考与批判，诸如批判“北大正在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言论，至今还时常被人提起。 钱理群试图鸟瞰中国当代以来的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以精准而冷静的笔调，完成他对社会思潮变迁和人心转向的思考。但似乎他越努力，就越困惑，他自己愈像一个苦行僧。

     2002年，钱理群从北大退休后，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随后，他逐渐放弃了“教育”，退出了学术界，也告别了青年。他认为自己是在特定的阶段对中国的教育、思想、学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 他在多次座谈中总结道：“我发现我已经不理解当代青年了，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这都是可笑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钱理群自称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他的辩证法在诸多的社会困局中已经不起作用，甚至很难说服大多数人，他自称“不左不右”。 钱理群说，已经想好刻在自己墓志铭上的话：“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在北大课堂上他的风采还一直被人们所追忆。他的敢于直面当下风气的目光，那些不断拷问人的灵魂的言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他在人们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在太平之景中意识到了危机。他带着忧患之心面对众生，但热情之高超出常人。 他常常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 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我们未曾见过的他都经历过，我们已经见证的，他都是当事人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曾说：钱理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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