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三省”的村庄究竟在哪里
2019/9/29 6:30:00姜继洪 学习时报

     1935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川滇黔交界之地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作出了政治局常委分工、红军战略转移方向调整、中央苏区行动方针转变等三项重大决策。“鸡鸣三省”会议因此而成为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推动形成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一次关键性会议，成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中的重要一环。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没有发现这次会议记录的直接原始档案，学术界对于会议召开的地点即周恩来回忆中所说的“鸡鸣三省”庄子究竟在哪里，众说纷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数次派人专程赴川滇黔交界的岔河等地实地考察调研，也未能明确具体地点，只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鸡鸣三省”庄子指三省交界附近、以岔河为中心的村寨。此后，不少学者特别是当地党史工作者经过研究，逐渐形成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说是贵州毕节林口迎丰村，一说是云南威信水田寨花房子，一说是四川泸州叙永石厢子。学者们将其概括为“川、滇、黔三说”。

     迎丰村说的疑点是，查阅红军长征日记及1935年2月3日至5日期间的电报，尚未发现任何一处提到中央军委纵队到过林口，这表明“鸡鸣三省”会议不大可能在这里召开。花房子说的疑点是，根据伍云甫日记记载，2月5日“23时半才到”花房子，在短短的半小时之内不可能有时间从容地召开会议讨论一系列重大问题。花房子仅一栋三开间木房及一屋，不具备周恩来所说的庄子条件，不能满足中央军委纵队住宿所需。剩下唯一既满足中央军委纵队到过又符合庄子条件并且住宿过的，看来只有石厢子了。

     石厢子说的理由的确很充分：当时石厢子有75户人家、400多人，满足周恩来所说的庄子条件;中央军委纵队在这里历时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有充足的时间开会讨论重大事项，而且石厢子远离敌军，安全有保障，具备开会的客观条件。最直接的文献依据是钱江日记明确记载2月3日“到石厢子(鸡鸣三省)，留驻一天”，这里的括号清楚地表明，在当时红军看来，石厢子就是“鸡鸣三省”村庄。但是石厢子说也存在两大疑点。一是石厢子距岔河太远，与“鸡鸣三省”地理特征不符;二是2月5日中央复项英这封至为关键的电报，只署了日期而没有发电时间，地点并不明确，很难说是石厢子。

     关于第一个疑点，涉及如何理解“鸡鸣三省”地域概念。从这些年来的研究看，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鸡鸣三省”，指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从地理位置看，岔河是最符合“鸡鸣三省”特征的。当时三省一侧各有一户人家，确实是一家鸡叫，三家皆闻。但是据时任中央红军总部机要科机要员的李质忠回忆，“真正三省交界岔河那个地方总部没有去过”。另一种是广义的“鸡鸣三省”，指由岔河开始形成的分属三省的三面扇形山地。当地群众把四川古蔺县的水潦、石厢子一带(1962年划归叙永县)，云南镇雄县的坡头、威信县的水田寨一带，贵州毕节县的林口一带，统称为“鸡鸣三省”。广义的“鸡鸣三省”概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长期以来为多方所使用。

     石厢子到底是否属于“鸡鸣三省”，这需要通过历史文献及实地调研寻找答案。根据1944年威信县地图、1950年古蔺县地图、1954年美军陆军制图局绘制的25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图示在四川境内的木瓦房村一带有滇属飞地存在。调阅云南四川两省关于这块飞地划界变更的往来公函，以及地方县志，查明：1935年的石厢子以西，为云南威信(扎西镇)水田乡的飞地木瓦房村。实地踏勘时，当地老人指证，石厢子场镇边上、毗邻赤水河北岸的凤凰山历史上就叫“鸡鸣山”，从凤凰山顶上向南不足1公里直线距离就是赤水河南岸的贵州毕节生机镇镰刀湾村，往西北不足2公里直线距离就是解放前的木瓦房村一带，凤凰山顶上公鸡一叫，贵州的镰刀湾、云南的木瓦房村都能听到。后来山顶上的人家迁到山脚下的石厢子场镇，所以民清时期的石厢子还有一个别名叫“鸡鸣三省”。

     木瓦房村这块滇属飞地，揭示了当时真实的地理关系，为我们理解“鸡鸣三省”地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岔河为中心来界定“鸡鸣三省”。而历史上，还有以石厢子一带为中心的“鸡鸣三省”存在。石厢子今天确实不与云南接壤，但在历史上一度却是与云南毗邻接壤、与贵州隔河接界的“鸡鸣三省”之地。

     关于第二个疑点，涉及中央书记处2月5日电报发电和接收时间。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四次致电中央请示行动方针，“盼于即日答复”“请立复”。据时任红24师代理政治部主任袁血卒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红军长征以后》记载：“1935年2月上旬，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拍来电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立即在驻地井塘村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紧急会议后在分局机关驻地“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文艺会演”“会演在晚上进行”。当年项英驻地的房东及井塘村群众在回忆中，均有过了年以后、春节后几天的公审、会演情况的记载。分析可知，1935年2月中央分局收到中央的电报一共有四次，分别是2月5日、13日、23日、28日。2月上旬中央分局在于都黄龙井塘村收到的电报只有一次，那就是5日中央书记处所发电报。收到这封“万万火急”的电报后，中央分局“立即在驻地井塘村召开会议”，符合当时项英及中央分局日夜期盼中央来电的情形。之后中央分局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地区，其他三封电报的收报地点是在禾丰。

     由上述材料可知，苏区中央分局2月5日接到中央书记处电报后，立即在驻地召开会议，会后还举行了会演。从接到电报、通知开会、召开会议、会后会演等情况综合分析，中央分局接到中央书记处电报的时间，不可能太晚，至少是在晚上之前，大概率是在白天。由此倒推，中央书记处2月5日电报应该是在5日白天即已发出。再根据红军日记记载，5日离开石厢子后，一直在行军且有民团骚扰，中途不可能开会。还要考虑到，这封“万万火急”“先此电达”的电报，不大可能开完会后等到行军途中发出，它应该是开完会后立即发出的。因此，在没有更可靠的文献证明的情况下，目前的材料可以表明，“鸡鸣三省”会议在离开石厢子之前就已经召开过了，石厢子应该就是周恩来回忆中所说的叫“鸡鸣三省”的庄子。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9月27日第7版

     本期编辑 :董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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