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人·祖国情丨在共和国旗帜下成长
2019/10/20 6:30:00 学习时报
在共和国旗帜下成长
——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载风雨兼程，70载砥砺奋进，党校人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本版即日起开辟“党校人·祖国情”专栏，刊发党校人亲历共和国建设发展光辉历程的见证，抒发党校人的爱国心声，激励党校人牢记初心使命，奋发有为。
1949年10月1日，我正好满16岁。我与新中国同生日，这是我一生的幸福和荣光!
我出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因此我的父母亲给我取的名字叫瑞生。1931年，我父亲陈正人是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11月7日至20日，他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七位常务主席之一。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我母亲彭儒是福建省中共长汀县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父亲因患肺病住在红军医院位于绵江河畔的一座老庙里。母亲也常到这里住。在我母亲生我时，是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伯伯把我接到这个世上来的。这一天，就是1933年10月1日。
我出生后的一年时间里，虽然整个中央苏区周围充满着战争的硝烟，但红都瑞金是平静的。一岁时的我，是一个幸福的幼儿。
但好景不长，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北大门广昌失守，中央根据地的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中央苏区危在旦夕。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雩都河北开进。中央红军主力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就这样，父母亲都走了。他们把刚满一岁的我托付给我奶娘抚养。奶娘知道，“天变白了，白狗子来后，日子肯定很艰难。一旦瑞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红军啊!”
我母亲对奶娘说：“大嫂子，部队要转移了，我们带不了这孩子。求求你收下这孩子吧!请你们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父母亲没有钱，只能送给奶娘一点自己节约的粮票，还有给我织的一件小毛衣。母亲流着泪，跟着大部队走了。那时我的母亲，也仅仅21岁。
红军走后，瑞金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家属首当其害。奶娘天天背着我东躲西藏。奶娘居住的那个村子叫潮陂头，几十户人家都姓宋，全是客家人。我吃过许多妇女的乳汁，也吃过许多人家的饭。
我3岁时就开始记事了。那时，我最怕村边的狗叫。狗一叫，就会有白狗子背着枪来抓我。每当白狗子一来，奶娘就叫我爬着木梯子上二楼，躲在一个大米缸里，或者跑到河坝的灌木丛里躲着。幼小的我，总是这样心惊胆战地度过每一天。
奶娘家很穷，吃饭的嘴很多，吃了今天的就没有明天的。在我6岁的时候，养父把我转让给大柏地高丘村一个姓陈的医生家里。我不愿意离开他们，养父和奶娘也舍不得我，但实在是太穷了，没有办法。临走时，我哭得撕心裂肺。奶娘是小脚，走不了远路。是我的奶奶(养父的母亲)送我。她老人家是天足。其实，我从小就同她睡在一个被窝。她对我比对待亲孙子还要亲。奶奶背着我，翻山越岭，朝着那陌生的山村走去。我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掉在奶奶的背上。
到了陈家后，我只读了小学两年书，就辍学了。从9岁起，我就上山砍柴，早晚放牛、喂猪。大一点后，就干农活了，除了不会犁田、耙田外，样样农活都要干。晚上还要做香烟、做鞭炮、浇蜡烛、做金锭银锭、做纸钱，每天累得精疲力竭，身体骨瘦如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极为苦难中度过的。
我天天盼望着红军早日回来，盼望着有朝一日我能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
1949年8月23日，瑞金解放了!
有一天，我像做梦一样，看到在高丘村的墙壁上贴了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布告》，最后署名：“司令员陈奇涵，政治委员陈正人”。村民们看到了这张布告。有的知情人赶快叫我：“瑞生呀!你爸爸陈正人回来了!”我兴奋地泪如泉涌。我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的父亲终于回来了!
记得是9月中旬，父亲派他警卫连的龙指导员，带着他写的亲笔信到瑞金潮陂头，找到我的养父宋元注。后来，又到第二家找到我。
同我一起乘坐一辆十轮卡车回到南昌的还有刘伯坚的儿子刘豹生、李立三的儿子李新民。我们从瑞金出发，经过兴国县和吉安。那时路况很差，走了三天才到达南昌。
当晚，我就在南昌豫章路3号，看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一身军装，十分英俊。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母亲彭儒是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部长。
父亲知道了我这15年的苦难生活，他安慰我说：“你不要难过，红军留在中央苏区的孩子都和你一样经受过这一段苦难生活。这一段苦难经历对于你今后的成长会有好处。你能活着回来就好。你不要忘记苏区的老百姓含辛茹苦地把你抚养大的恩情。你回来后到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去学习。学好本领，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母亲也对我说：“瑞生，回来就好。先到省军区医院检查身体，把病治好。将来好好读书，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让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母亲还订了牛奶让我喝，使我矮小的个子长到了1.70米。
1950年春天，我到汉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读小学，作为插班生读二年级，同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和我的小妹妹一个班学习。她们都比我小八九岁。
一天，帅孟奇妈妈在校长王长德(谭政夫人)的陪同下，来看望这些从哈尔滨随军南下的部队子弟。当她走到我面前时，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立即回答她：“陈瑞生。”“多大了？”“16岁。”“读几年级？”我回答她：“二年级。”我羞愧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她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不要难过。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耽误你们上学了。”王校长对帅妈妈说：“我们正在考虑让这些大龄的孩子跳班或上速成班。”
学校的全部老师和后勤人员都是军人。学校不仅注重对我们进行文化教育，还特别注重对我们进行品德的教育。例如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爱党、国际主义、艰苦朴素、团结互助等革命传统教育。这些启蒙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每当我看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浓浓的热爱祖国的情怀，是新中国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尽管我已经16岁了，但我还是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后来，我还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学们选我当班长。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获得了“品学兼优”的奖状。我用3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小学6年的学业。
1953年夏，我到了北京，考上了北京师大附中(后改名为北京101中学)。接着，又考入了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在这个班里，我终于成了年龄最小的一个。同学们选我当了这个班的副班长。班长是张学良的弟弟、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她是抗战时期的团职干部。后来，我还被选为全校学生会的副主席。在这些久经沙场的工农干部面前，我努力做一个热心为大家服务的勤务员，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195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得知后，十分高兴。自从我回到他的身边后，他对我关爱有加。父亲在1952年底调到北京，担任第一任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我读中学时，他出差到外地也会给我写信，并寄书给我看。他鼓励我好好学习，在政治上要不断进步。他曾在我的一把折叠纸扇子上题写“有志者事竟成”。这6个字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1957年夏，我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并担任了哲学系57级一班的班长。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父母亲十分高兴。父亲在一次向毛主席汇报时，顺便对主席谈到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的情况。主席说：“哲学怎么能从书本上和课堂里学到呢？应该到社会实践中去学，要到工厂去锻炼一段时间，到农村去锻炼一段时间，到部队去锻炼一段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把哲学学到手。”
在校学习和参加工作期间，我一直遵循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积极地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活动。我当过车工，下过矿井，参加过农村的生产劳动和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1962年夏，我大学毕业，此后十几年一直在高等院校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1977年7月，我被调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被调到中央党校进修部担任副主任和教授工作。我从一个放牛娃到教授，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结果。
回首这些年，我感到虽然尽职尽责地为党和国家效力了，但是谈不上作出过什么重大的贡献。但党和国家却给了我不少荣誉。坦率地讲，我感到惭愧。
所以，我在退休后的近26年中，一直坚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我出版了一些书，例如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少年》，传记文学《井冈山的红杜鹃——我的母亲彭儒》。同时，我还参与写作一些书，例如《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历史大潮中的小脚母亲》《我的父辈》《陈正人文集》。另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中，刊登了几十篇我撰写的各类文章。
目前，我正在撰写一部回忆录《追寻那逝去的难忘时光——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日子》，已写了7万多字。从2017年起，江西省锦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将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少年》改编成40集电视剧《井冈山儿女》，由我担任总策划。现在摄制工作正在进行中。
我愿将此生最后一点余热，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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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党校(行政学院)通讯)》2019年10月18日第4版
本期编辑：王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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