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六稳”及其关系
2019/11/19 20:30:00 学习时报
编者按
201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和一些新问题新挑战，首次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19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围绕当前形势下如何认识“六稳”尤其是如何理解“六稳”之间的关系，我们特约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专家、地方领导等就此展开三方会谈。
关键是稳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冯俏彬
近来，全球经济来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不确定性明显上升。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再次下调了今年和明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WTO等也对今后一个时期全球贸易增速给出了悲观的预测。有经济学家预测，全球经济正在同步进入下行期。
面对全球经济周期性下行的局面，中国经济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为6%，这是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六稳”的提出，正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变化所作出的应对方略。
所谓“六稳”，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统称，是在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紧紧抓住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主要方面，分别从需求与供给、内部与外部、经济与民生等维度发力，共同托住中国经济的大盘，支持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六稳”的关键是稳预期。理论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预期经济，预期对于投资意向、消费决策等发挥着先行引导的作用。乐观的预期能引致投资与消费，悲观的预期则可能引致萧条与衰退。但预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既有理性成分，也有非理性“羊群效应”的成分，既有短期得失的考量，也有长期走势的预判。综合而言，政府的政策、态度在预期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特定时间节点上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即所谓“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当前，面对种种逆全球化浪潮，我国政府多次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坚定支持全球化的决心，同时以实际行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力所能及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努力向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体现了大国的风范与担当。
稳外贸、稳外资是要有效控制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形成了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模式，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较高。随着美国不断对我加征关税，这些地区的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受到了较大影响，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影响。稳外贸就是要在中美经贸摩擦有可能长期化的背景下，通过积极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大力开拓非美市场，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其不可替代性，以市场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来打开进出口需求的广阔空间，迎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与此同时，还要积极稳外资。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国家，大量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资金，更带来了技术、知识、先进的经营管理等无形资产，他们进入后对国内市场产生的“鲶鱼”效应，能有效激发竞争、鼓励学习，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部分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跨国企业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部分企业甚至被迫将工厂移出了中国。稳外资就是要千方百计稳住那些已经在华经营的外资外企，并努力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和投资者来华经营。近年来，我国通过出台《外商投资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力提升营商环境等，努力留住和吸引更多的外资外企。数据显示，即使面临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进入我国的外资、外企仍然在增长，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市场巨大的吸引力。
稳金融是要进一步增强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的金融安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总量是不是与经济运行的资金需求相匹配，相关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实体经济效益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一国经济金融与外部世界紧密联通，有时甚至是同升同降，风险与收益相生相伴，保持货币政策稳定连续、资金合理充裕的难度和挑战性都不容小觑。稳金融就是要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遭遇冲击的情况下，通过增强货币资金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调性，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利率、汇率市场化程度大为提升，资本市场结构更加合理，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这不仅增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而且也为国内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创造了条件。
稳投资是要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投资需求有所下行。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下行曲线过于陡峭，以免宏观经济过度承压。另外也要看到，近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有所下行，既有外部需求的冲击，也有内部政策调整的影响。如果说前者无法避免的话，后者则可以通过加强政策协调、掌握好政策执行的力度与节奏而有所改善。因此，我们应通过调整投资结构、优化完善相关政策，有效调动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住投资下行的趋势。必要的时候，还要通过扩大政府投资的方式来稳住总需求，保证宏观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稳就业是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底气所在。经济发展的最终表现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业问题直接关系民生与社会稳定，历来是党和政府的最大关切。只有就业不出问题，我们才有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底气。目前看，我国就业状况总体上是稳定的，这主要表现在近年来我国调查失业率均稳定在5%左右，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都在1000万以上。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大学生、农民工、转业退伍军人等一些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仍然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有所显性化。因此，应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拓展多样化的就业形态、用活用好失业保险基金等，努力稳住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
总之，“六稳”是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点问题所采取的有针对性之策，目标是稳住我国经济运行的大局。从现在的情况看，明年还有必要继续坚持“六稳”方针。同时也要指出，我国经济体量大、基础强、产业门类齐全，那些源自外部的冲击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经济的大海，相反我们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只要长期、短期结合，需求、供给并重，就一定能在稳住经济运行的同时，推动我国经济逐渐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迎来光明的未来。
“六稳”工作要合力做好
安徽省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 凌云
做好“六稳”工作，是党中央基于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效应对经济内外部双重压力，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因此，从地方角度来说，应把做好“六稳”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准施策，筑牢稳中求进的根基，确保经济行稳致远。
聚力稳就业保民生。稳就业要牢牢把握实现更充分就业和更高质量就业的总体要求，在拓空间和提能力上“双向发力”，在稳就业中推动经济稳中提质。一方面，创新创业拓展就业空间。应加快综合性高新技术平台及园区建设，加强与相关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科研合作，并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向来看，我们尤需提速建设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新产业集群，实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发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产教融合提高就业能力。坚持“政府服务高校、高校服务社会”的理念，全方位推进产教融合，鼓励驻地院校根据地区发展战略与人才需求，增设相关专业;坚持开放办学思路，系统构建以工匠培养、实习实训、“双师队伍”等为重点的现代职教体系。同时，应充分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对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抓住生源扩招的契机，处理好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之间的关系，以培养本地行业企业急需、适用的技术技能人才。
强力稳金融防风险。金融稳，经济稳。坚持把稳金融与稳增长、稳金融与防风险有效结合，推动金融稳定、经济发展。聚焦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发挥政府引导金融资源的撬动作用，在财政金融结合上求创新，引导信贷向小微企业、“三农”、扶贫等薄弱领域倾斜。同时，应针对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政府债务等关键领域暴露和潜伏的风险，创新地方金融监管方式，健全风险预警、打早打小、存量整治、应急处置和刑事打击“五位一体”的金融风险防范处置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竭力稳外贸拓空间。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实施更加积极的应对策略，以更便捷更优质的通道服务降低出口成本，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增强竞争能力。首先，提升大通道外向功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完善交通设施网络，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与国外市场的经贸往来。其次，拓展大平台外向空间。可依条件布局外向型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形成全链条布局。再次，提速升级外贸结构。坚持优进优出，依托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借助世界制造业大会等开放平台，拓展高附加值产品的国际市场。
着力稳外资增后劲。坚持以高端产业吸引外资、以最优营商环境留住外资，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精准招商、招大引强，围绕自身优势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国外优秀企业投资与入驻。同时，围绕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市场准入、优化投资导向等领域推出具体举措，开展营商环境再提升行动，深化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营造更加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环境。
加力稳投资提质量。稳增长首先是稳投资。坚持把扩大有效投入作为稳投资的重要抓手，以政府投资撬动社会投资、民间投资。一是聚焦城市能级提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快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国际机场、高铁枢纽、水运港口等现有交通的通勤能力，加密高铁线网、城际轨道和高速路网里程，推进跨域多式联运，形成通达更便利、流通更高效的一体化交通体系。二是聚焦转型升级，加大重大产业投资。以创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三是聚焦优质供给，加大公共服务投资。从合肥的情况来看，就是要推进长三角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加快与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构建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和产业的联动融合，为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公共服务供给。
合力稳预期提信心。把增强企业信心、满足群众期盼作为稳预期的立足点和发力点，深入园区和企业送新发展理念、送支持政策、送创新项目、送生产要素，加快落实国家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提振企业的发展信心。另外，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加力推进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加快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稳定百姓对住房的预期，实现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居于首位的是稳就业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出版集团副董事长 赖德胜
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去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稳”工作方针，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中稳就业居于“六稳”之首。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六稳”工作方针是有远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卓有成效，在国际经贸不确定性不断增多的环境下，我国经济仍然实现了预期的增长，就业形势整体稳定可控，脱贫攻坚战步步为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定了厚实的基础。
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和人工成本的增加，有声音对稳就业居于“六稳”之首提出了疑问，认为想办法让企业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为此，即使失业率适当增加也是可以的。对这种声音，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并要继续将稳就业置于首要位置，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越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越要把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保持比较充分的就业，也是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前提。经济增长比较好的时候，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创业机会也比较多，就业问题比较好解决，政府更需要关心的可能是通货膨胀、经济结构、资源环境等问题。但在经济下行阶段，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可能会减少，创业机会也可能相对减少，就业压力随之增加。如果不切实采取措施，失业率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提高，这将带来一系列问题。今年以来，我国就业的主要指标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根据人社部的数据，1—9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7万，基本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三季度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1%，同比下降0.21个百分点;9月份，全国调查失业率为5.2%，低于5.5%的控制目标。但就业领域的这一优异表现，并不是说我国就业压力小了，没有就业问题了，而是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将稳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并采取了诸多措施，效果显现了，硬是将潜在的就业压力化解了。但可以想见的是，随着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实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的广泛运用等，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将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失业现象，就业压力仍将像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需要提防和化解。因此，稳就业仍需要被置于首要位置。
当然，稳就业有赖于发挥其他“五稳”的效能。其中，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涉及经济增长问题。虽然最终消费需求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在现阶段，外需和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年从此前78位跃至46位后，今年再度提升至第31位。而随着《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正式颁布，我国的营商环境将会更加优化，这对于稳外资、稳投资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外贸的不确定性将比较大，但随着进口博览会的举办、“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特别是稳外贸措施的不断出台，我国外贸也呈现出比较稳定的态势。至于金融风险，应该讲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经过实施去杠杆、脱虚向实、对外开放等措施，金融渐稳。可以说，金融、外贸、外资和投资的稳定，确保了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这夯实了稳就业的物质基础。稳预期虽在“六稳”工作中居于末位，但稳预期就是稳信心，而信心比黄金还重要。由于经济韧性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普遍信心比较足。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更给人们带来了稳定的预期。总之，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效能不断得到释放，稳就业也就有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稳就业是项长期任务。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这意味着，稳就业不仅要实现更充分的就业，而且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确保就业更充分可能是比较紧迫的事情，稳就业就是要使失业率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在经济增长形势比较好和经济发展的高阶阶段，确保就业更高质量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稳就业就是要在更充分就业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就业质量，实现体面就业。这同时意味着，稳就业需要有一种促进机制，而且这种促进机制是要管长远的。经过7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稳就业、促就业的机制，包括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到就业优先战略;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到就业优先政策;从鼓励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维持，到重视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升等。但这套机制需要与时俱进，既要坚持，也要完善，在坚持和完善中不断推进劳动力市场、就业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11月18日第5版
本期编辑：董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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