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本驻华外交官:中国吸取日本教训,很多都错了
2018/12/29 11:55:20 股票投资论坛

    

     文|刘玉海 ,原文刊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津上俊哉:中国吸取的日本教训,很多都错了

    

     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为数众多的近邻里,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这样,和中国关系跌宕起伏、却又相映相照的紧密纠结在一起。

     即便只看最近这10来年,在诸多节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剧增之时、中国地产价格一次次飞涨之时,日本之于中国,也总是一个隐隐约约的存在:无论中国对日情感状态如何,理性上却总将日本作为中国发展的镜鉴。

     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一个持续至今的隐忧:中国能否避免步日本后尘,饱尝地产泡沫破灭的苦果?在2006年、2013年、2016年,这一忧虑不时在公共舆论发酵。

     作为经济发展“东亚模式”的开创者,经历了从经济追赶到泡沫破灭完整过程的日本,究竟有哪些经验教训?中国如此重视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又何以隐忧久久难去?

     受致力于推动中日交流合作的非盈利机构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的邀请,笔者日前赴日采访、参观一周,期间得以与独立经济学者津上俊哉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津上俊哉曾长期在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作,1996年至2000年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对中日两国经济有着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在采访中,津上俊哉频繁强调,希望中国不要犯日本在发展中曾经犯过的错误。但在他看来,中国虽然非常重视吸取借鉴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但实际上吸取的教训很多恰恰是错的。

    

     中国与其重视产业政策 不如改善经济环境

     经济观察报:关于日本经济,中国媒体过去通常的说法是“失去的十年”,但也有说法认为,1990年代泡沫破灭后,虽然日本经济增长并不明显,但通过海外投资而再造了一个“海外日本”,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津上俊哉:日本企业在海外比较活跃,以前被看作是日本产业的流失;现在认为,是请这些企业到海外给日本打工、赚钱回来。日本企业可以在海外设一个公司生产产品、销售,然后把利润拿回来,而未必需要在日本国内生产产品再出口。这不失为一个办法,特别是在劳动力人口快速下降的情况下;否则,在日本勉强维持制造业,利润很低。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日本企业适应目前经济环境、选择的结果就是这样。

     经济观察报:在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通商产业省(后改为经济产业省)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你曾在经济产业省工作过,对于今年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热烈的产业政策问题,你怎么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产业政策退出了吗?在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津上俊哉:在经济发展非常幼稚的阶段,是可以有产业政策的,因为课题很简单。比如:需要电力、钢铁、煤炭,这时把贷款等经济资源向煤炭、钢铁等特别需要的产业倾斜,有一定的道理。这个阶段,产业政策还是有效的。不过,这样的发展幼稚期经常时间很短,接下来,就是“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我并不相信政府官员能看准下一个爆发的产业会是哪一个——官僚没有这个能力。

     我在经济产业省的时候,负责过几个行业,但很有意思的是,经济产业省特别努力发展的几个产业,结果都是失败的。尤其是石油和飞机制造这两个产业,是经产省特意培育的,但都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

     就石油产业而言,因为当时是以美国为主的——当然,也有些欧洲的——行业巨头垄断,这个垄断的力量很难抗拒。所以,产业政策的力度不够——这和日本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有时候需要看美国的脸色有关。特别是有战略性的石油行业,不能和电机这样一般的产业相提并论。

     就飞机制造业而言,可以看空客的例子。空客由欧洲四个国家合作,现在相当成熟了;但刚开始的10几年,空客的赤字是百亿美元级别的。因为民用飞机,像波音、空客,开发一个机型,比如波音777,订单在500架以前,基本是赤字;超过500架之后,到六七百架,才开始盈利。之前是非常大的投入,日本当时负担不起这个投入;并且,也没有必要为了特定的一个行业投入这么大一笔钱——还有电子、汽车等很多产业需要发展,怎么可以都倾斜在飞机,这就不能说服国内舆论,所以产业政策的力度也不够。还有一个问题是,日本有几家航空生产企业,想让他们形成空客那样的一家企业,很难。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整体合作的、国家的利益。

     所以,我对产业政策的看法比较悲观,特别是技术发展的趋势性的方向是什么,只能由“看不见的手”来决定。

     经济观察报:既然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告别幼稚期后起不了作用,那政府还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津上俊哉:那就是改善经济环境:尽可能的降低税负、改善法治环境。对企业而言,很重要的是可预测性,所以如何提高可预测性,是政府需要扮演的角色,需要做很多。但发展哪一个行业,官僚不能出面。

     现在中国每制定一个引导性的产业政策,比如风电、太阳能发电,结果全都是产能过剩。所以,在很幼稚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政策可以做,而中国早已“毕业”了。

    

     中国不会经历日本那样剧烈的地产泡沫破裂

     经济观察报:日本经济经历过繁荣到泡沫的完整周期,经济高增长期结束后,往往产生很严重的债务问题;中国经济高增长期的拐点已经到来,人们担心除了债务问题,是否还会连带产生一些社会问题?

     津上俊哉:如果社会问题主要是指“就业难”导致社会动荡,这是中国的强迫症。中国的劳动力可以分为两类:蓝领和白领。对蓝领部分而言,2007、2008年就是拐点——后来工资每年以15%、20%的速度增长,为什么?就是劳动力供不应求,严重的“蓝领荒”。比如,初中、高中毕业后,在制造业、第三产业就职的十几岁的年轻“90后”劳动力,现在每年大概有1500万、1600万;十年前,这类年轻的“80后”劳动力,每年有2500万,新增劳动力规模现在是十年前的三分之二!再加上大学的升学率,十年前不到20%,现在是40%,那么,做蓝领的年轻人口差不多只有十年前的一半!劳动力那么迅速的减少,还在谋求7%以上的经济增长,在我看来,这是开玩笑的。中国劳动力供给根本对应不了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所以,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2008年左右就结束了,后来的高速增长只是人为勉强维持的——代价就是目前的高负债。

     就白领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毕业后有的也很难找到好的岗位,这在将来会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能解决吗?我觉得不行,解决方法肯定不是以投资为主、以高负债为主的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我听说,中国现在的大学生不一定要找到大企业的岗位,认为与其那样不如自己创业。所以,白领要做的事情的内容,比十年前有很大变化。

     经济观察报: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高负债问题,汇率和房地产是中国人当前比较关心的问题,日本20多年前在汇率和房地产方面经历过很大的震荡,在这些方面你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津上俊哉:我不相信中国会经历像日本20年前那样剧烈的地产泡沫的破裂。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级市场还是一个卖方市场,而且卖方只有一个:地方政府。卖方垄断的市场,很难泡沫破裂,至多是有价无市。所以,中国的市场调整应该会是花很长时间慢慢来做。

     日本的土地价格,以1992年为100,8年后的2000年是25,跌了75%!这就是日本的泡沫破裂,中国的土地市场不会经历这么剧烈的波动、破裂。但是,这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市场调整需要很长时间,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病要治愈,需要的时间也很长。

     日本虽然从100跌到25,很痛苦,但是这意味着调整结束了,调整结束后日本就有了“REIT市场”——以房地产投资收益做的金融产品。因为以前日本土地非常贵,不能以房地产投资收益做金融产品——成本很高,收益很低,但房地产泡沫破灭、土地价格跌下来后,房地产投资的成本跌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就可以做这种金融产品了。所以,泡沫破裂接下来日本的金融产品非常发达,这是坏消息之后的好消息。但如果市场调整很慢,就不能期待这样好的效果。

     经济观察报:有什么办法迅速结束这个调整期?

     津上俊哉:问题是能不能承担得起这个痛苦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征收房产税,能抑制、挤出地产泡沫么?

     津上俊哉:中国以前没有房产税,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很多国家地方政府都有——只有和中央政府分成的一些税收。这样税收的来源与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变相的行动。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引入房产税是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中国以前有很高的土地价格——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把几十年的土地税收以拍卖价格的形式一次性拿回来了。现在政府引入房产税,那意思是,我们要付两次土地税收吗?所以,房产税征收难度很大。如果中国真的要收房产税的话,就不应该让地方政府那么炒高地价。

     不彻底处理不良债务,经济活力不会恢复

     经济观察报:汇率问题上,中国和日本有同样的经历:升值压力。十年前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的态度是坚决顶着,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现在人民币相对美元开始贬值,因此中国国内出现了“保外汇储备”还是“保汇率”的争论,你怎么看?

     津上俊哉:首先,吸收日本的教训:不让人民币很快升值,这是学错了。不是不让汇率快速升值,而是不要太害怕自己的汇率升值,这才是应该吸取的日本的教训。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面临升值,舆论争论很厉害:政府、产业界都非常怕日元升值,然后呼吁政府跟美国、欧洲商量,看有什么办法,结论是:可以不让日元升值,但应该扩大日本的内需,不能搞太多出口。日本政府同意,就把信贷利率大幅下降——以提振、刺激内需,这是1988年,结果就是经济泡沫。因为金融过于宽松,导致泡沫,然后泡沫破灭。而过于宽松的金融,原因就是太害怕日元升值。应该吸取的教训就在这里!甚至货币升值本身,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给出口制造业带来灾难;但给消费者带来利好。因此,不能那么激烈的、一刀切的不让汇率升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虽然中国经常讲要借鉴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但从中国实际走的路来看,都吸取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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