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的“童子军”和根据地的“儿童团”，有什么区别？ | 短史记
2017/2/19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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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参加全国第二次童子军检阅的小号手
抗战中的“童子军”与“儿童团”
文 | 谌旭彬
“抗日”一词贯穿了半部民国史，民国儿童的成长也不免带有浓厚的抗日色彩，且国共两党各有其不同的组织与方式——国民政府致力于“童子军”；敌后根据地则广泛建立“抗日儿童团”。
童子军战时服务团
“童子军”运动于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北洋政府时期，国内部分中、小学校已有采用。1930年，国民政府开始对“童子军”运动实施中央统一领导，至1934年，教育部将“童子军”训练列为了初中必修科，每周三小时。自此，“童子军”教育进入全国所有中、小学校。①
中国“童子军”运动的目的，按1933年出台的《中国童子军总章》的说法，是为了“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
抗日准备时期，“童子军”除常规的政治、侦查、服务、工艺训练外，所承担的最重要职责，是配合促成“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实施。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其本质，乃是一场“全民军训”，是抗战前夕相当重要的一次民众组织训练——对此，蒋介石在内部讲话中说得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②
但“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民众的，并不是直接的军事训练，而是对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规训，如禁止吸烟、禁止烫发等。如此，就不免招来民众的抵制与舆论的非议。由“童子军”出面来监督“新生活运动”的执行，则成了一种缓冲的办法。正如曾担任“新运总干事”的黄仁霖所言：“有些人指控蒋先生在干预民众的个人自由，因为他大部分靠警察的力量来实施这项新的运动。当我接事之后，我大都依靠童子军和学生们来推动这个运动。”所以，童子军们上街纠正行人的着装、掐掉行人的烟头、要求行人按交通规则走马路，乃至剪掉行人的奇装异服，是此一时期，相当常见的现象。③
全面抗战爆发后，多数学校难以继续维持常规的“童子军”教育；“童子军”运动的重点转向为战争服务。据统计，至1941年10月，登记在册的“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共有127个，在前后方服务的童子军总数，达1.5万余人。淞沪会战期间，“童子军战时服务第一团”曾组合了2500余人，在后防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承担警卫秩序、协助担架、急救包扎、代写书信、清洁保管、新闻宣讲、抗战鼓舞、社会募捐……等职责。另有部分年纪较大之团员，直接前往前线，协助红十字会转运伤兵，其中17人为国捐躯。女童军杨惠敏泅渡苏州河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国旗，则被当时的媒体誉为“童子军”的代表人物。④
1941年全国在册“童子军”近14万人，参加战时服务的1.5万余人，多系其中较年长者，这些童军，“或奔驰运输，或忙于救护，或护送难民，或劝募捐输，或慰劳救济……负伤罹难，亦无所畏惧”。余者，则多参加如寒衣募捐、宣传劳军、收集铜铁等活动，亦为抗战尽其绵力。⑤
图注：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三名疑似参加前线服务的“童子军”被日军俘虏
抗日儿童团
在敌后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同一时期活跃的是“抗日儿童团”。不同的是，“童子军”的年龄，多在10-18岁之间；“儿童团”的年龄，则多在7-14岁之间。⑥
据《晋西抗日儿童团简章》，“儿童团”的主要任务依次有六。按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是：“1、站岗放哨查路条；2、侦察敌情送情报；3、抓住汉奸不放松；4、抗战家属来慰劳；5、扫除文盲要努力；6、学习生产呱呱叫。”⑦
敌后根据地与日占区犬牙交错，对“儿童团”的要求也就更为严苛。如1942年3月，面对日军的扫荡，北岳区青救会曾发起“五不运动”，要求边区“儿童团”成员遵守五不规约：1、不上鬼子的当；2、不念鬼子的书；3、不告诉鬼子一句实话；4、不替鬼子干事；5、不当鬼子的亡国奴。此外，如扩军、选举等边区政治事务，也都少不了“儿童团”——为顺利扩军，1939年7月，晋察冀边区曾号召所有“儿童团”成员举行“优抗周”活动，在一周的时间内，为抗日士兵家属提供各种慰劳服务，如“拿新鲜的蔬菜和桃、杏区慰劳抗属”、“给抗属家里来哥彻底的扫除”、“这七天里，见了抗属一定要敬礼”、“女儿童要给抗属洗衣服和抱孩子”……此外，抗日根据地子弹短缺，搜集废弃铜铁，也是儿童团重要的任务。⑧
“童子军”与“儿童团”，都曾为抗日而做出沉重的牺牲。如在正面战场，1941年秋，岳阳14岁学生金继贤，“被日军掳去带路，他趁机将日军引入国民党守军的埋伏圈，守军毙敌80余人，金亦壮烈牺牲。”在敌后战场，则广泛流传着“王二小”的故事。不过，二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最典型者有三：1、“童子军”由教育部领导，学校参与度很深；“儿童团”则受党所辖之“各级青年救国会”领导，学校不得干涉。2、“童子军”服务于抗战者，多系其中较为年长者，总数止1.5万余人；“儿童团”则深入敌后根据地所有乡村，不论长幼，普及性极高，至1940年，仅华北抗日根据地，就已有儿童团员60余万人。3、“童子军”的主要活动是战时服务及后方募捐、宣传；“儿童团”最重要的职责则是放哨、侦察敌情。⑨
图注：检查路条，是“儿童团”放哨、侦察情报的主要手段之一
注释
①吴小玮：《以训练为中心的儿童组织——民国童子军之研究》，博士论文。②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③黄仁霖，《蒋介石特勤总管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9，P68。④⑤孙玉芹、刘敬忠，《抗日战争时期童子军社会服务活动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⑥⑦⑨参见：《晋西抗日儿童团简章》，1940年8月13日。《晋察冀边区抗日儿童团团章》，1940年7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儿童团与小学校关系的决定》，1942年1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340页。⑧徐光、李浩，《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儿童团》，收录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回忆录选编》。
附文：
被遗忘的30余位抗日英烈
文 | 谌旭彬
(若您对下述“特殊忠勇”先烈的事迹有所了解，敬请留言告诉我们。)
2015年3月，笔者读到一册文献，名曰《七七抗战史迹专册》，编纂者系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刊印时间是1946年“胜利后首个七七纪念日”，其主旨，是“谨以胜利的光荣史迹献祭于诸先烈在天之灵”。专册内容，分四大块：政要题词、抗战简史、特殊忠勇军民题名录、抗战照片，但均极简略，仅32页，且颇有错别字。诚如其“前言”所述，“限于时间与篇幅，所收材料极为有限，印刷也未能力求精美。”①
这本粗糙的小册子中，最使笔者感兴趣的，是其中列名表彰了三十四位“特殊忠勇”民众。其名单如下：
丁先英、王国正、薛庆祥、孙福空、赵继、李汉三、叶瑞、李作屏、夏叶九、李超然、于萃国、叶瑞三、王永思、龚昌华、李焕章、毛衍鋆、毛衍祺、毛刘氏、胡春台、胡春堂、胡胥氏、胡元凯、赵平章、陈俊义、章霞、徐仲炎、胡宗桓全家、周仪两、金继贤、杨敬濂、任霁初、冷爱日、胡李氏、杨少贵。 ②
抗战八年，为国死难之民众，不计其数。“胜利后首个七七纪念日”，获国民政府国防部列名表彰者，仅止此数，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更遗憾的的是，按常理，上述三十余人，乃是抗战为国死难之民众的典型代表，其生平事迹当不难搜寻，但出乎意料的是，笔者查询逾周，所得竟极为有限。
下文，系笔者所能考证确实的部分“先烈”之行谊。
图注：《七七抗战史迹专册》封面，及国军总参谋长陈诚题词
丁先英，湖南临湘县丁家山人。1938年11月9日，日军攻陷临湘，不满十岁的小学生丁先英，拒绝为日军带路，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遂被日军杀害，“砍成几块”。金继贤，湖南岳阳协成乡人。1941年秋，“14岁学生金继贤，被日军掳去带路，他趁机将日军引入国民党守军的埋伏圈，守军毙敌80余人，金亦壮烈牺牲。”③
王国正，河南郾城人。新华日报1942年8月13日第2版，曾刊文《一门忠国：豫郾城老农王国正，三子殉国，一女继从军》，报道其生平事迹。
赵继，山东曹县人，流落郑州，“居城南十里铺，经营饭馆糊口”。1941年10月，郑州失陷，“村墟狼籍，益自悲愤，乃投身军伍，请为前导，协助杀敌。至(十月)二十四日之夜，引兵数人为掩护，而自持砍刀，直奔敌营，斩七人。翌日入夜，复用手榴弹掷敌，毙十一人。二十九日，烈士又潜赴五里堡，夺敌机枪一挺，被敌察觉，以机枪扫射，烈士殉焉。殁后数月，始获其尸，断胫割胸，为状至惨。”其义行，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嘉奖。④
叶瑞三，浙江青田县六上乡村民。1942年7月，日、伪军劫掠六上乡各村，乡民自发反击，“古稀老人叶瑞三持矛号召：因抗敌致死的人，其子女由我负责养到十六岁”，“嗣后，浙江省民政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明令将六上乡改名为尚义乡、忠义乡，以示嘉勉。”王永思，亦是六上乡村民自发抗日领袖。⑤
李焕章，四川内江金台旅馆经理。1943年，响应“国民节约献金运动”，允诺每年捐献黄谷六百市担，直至抗战胜利。国府军委会以委员长名义，致函嘉奖：“忠诚慷慨，足为国民楷模，且使前方将士益增感奋，良深嘉慰。”⑥
胡春台、胡春堂、胡胥氏，湖南岳阳康王庄人。胡春台系国军退伍返乡军人，1938年岳阳沦陷，胡春台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后接受县府收编。1939年4月，日军为胁迫其归降，将其兄胡春堂、其嫂胡胥氏掳去。胡春台回信乃兄：“兄可为国家正义死，弟不能因骨肉私情降”，兄、嫂遂死。1941年，蒋介石手令第九战区嘉奖胡春台，对其兄嫂从优抚恤。⑦
周仪两，湖南岳阳公田镇向家村人。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长沙第三次会战，日军败退，途经先生的教馆——‘莲香祠宇’。见日军奸淫妇女，先生挥砚击寇，寇枪杀先生于书案。”⑧
任霁初，前清贡生，湖南岳阳县甘田乡港口村人。1941年国军驻扎港口村，任“利用其社会影响力，临危不退，并且号召当地子弟，帮助我军队给茶送水、挖战壕、修工事，担任向导运输”，该村失陷后，被日军杀害。⑨
除上述12人外，余者，其生平行谊，笔者均未能查询确切。抗战胜利已70余年，而逾半数“特殊忠勇”之先烈，竟成难考，惜哉。⑩
图注：《七七抗战史迹专册》封底，及内页“特殊忠勇”民众名单
注释
①②国防部新闻局：《七七抗战史迹专册》，1946年7月7日，南京。③《岳阳市军事志》，P64。《临湘县百年大事记》，P45。另可参见新华日报1942年7月14日第二版报道：《三湘多义士，九龄童丁先英高呼抗日口号被惨杀，乡长方楚雄毁家杀敌》。金继贤事，参见《中共岳阳地方史》第1卷，2005，P366。④《烈士赵继碑文》，河南省第一区行政督查专员杨一峰1942年4月撰写。⑤《青田县志》，1990，P536-537。另，《中共青田党史 第一卷》(P138)称其为“古稀老人叶族公”，似是当地宗族领袖。⑥《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2005，P404。⑦《岳阳市志·12·人物卷》，2004，P255。另可参见《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P524。⑧姜育：《周仪两先生轶事》，收录于《岳阳县文史资料》第1辑。⑨据其后人回忆文字：任凯鹏，《军民合作打日寇——记曾祖父任霁初抗击日寇的故事》，湖南抗日战争纪念网。⑩胡李氏，疑似湖南益阳县人，据县志载，1944年6月24日，该县有村妇胡李氏，张其彩绘纸伞，使战马受惊，拖死一日本少佐军官。胡元凯、赵平章、陈俊义、章霞、徐仲炎五人，《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942年9-10期分别刊有其“壮烈殉难令”，惟笔者尚无缘得见该刊缩微胶卷，故无从获悉诸人之大略行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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