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在1970年代的奇特命运 | 短史记
2018/1/10 短史记
文 | 杨津涛
《新华字典》自1953年问世至今，总计出过11个版本，全球发行5.67亿本。
这本字典，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鲁迅“题写书名”
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民国编纂了《新字典》(商务印书馆)、《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校改国音字典》(北洋政府教育部)等。
1949年后，这些字典，在例句和释义上，已无法满足新政权的需要。于是成立了以魏建功为社长的“新华辞书社”，负责编纂《新华字典》。
初版《新华字典》问世于1953年。始由魏建功用隶书题写书名。后来为突出集体，淡化个人，曾改集鲁迅手迹作为书名。周恩来在审查时，否定了这种做法：
“我就不赞成这样的拼凑字作书名，拼字不是艺术。还有人把毛主席的字拼来拼去。主席题字都是完整的构思，不能随意拆开。比如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一艰苦朴素’，都有完整的布局。鲁迅没有给这本字典题过字。鲁迅在世时，还没有简化字，这个‘华’字还不是凑成的吗?这是不尊重鲁迅。将来一考证，说你们尽造假。还是老老实实的好。封面不要用鲁迅的集字，不要弄虚作假。你们这样搞，我就不批准。”(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新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09，第403~404)
图：1962年，魏建功
1970年的审查
1966年之后，各类字典停止发行，很多学生没有字典可用。1970年5月，陈伯达指示“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
“《新华字典》你们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出版，《四角号码词典》不能出了，因为是王云五搞的，待以后考虑。”
很快，“出版口三人小组”审查了被封存的1965年版《新华字典》，并将意见反馈了上来。共审查出大小问题200余处，其中以“毒”字例句为“太阳很毒”，“好”字和“友”字下例句均是“中苏友好”(当时中苏关系早已恶化)等，问题最为严重。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将审查报告的原文附录于下：
出版口三人小组关于《新华字典》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970年9月5日
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请北京市一中、二十三中和特钢厂一起对《新华字典》(1965年修订重排本)作了一次通读审查。现将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这部字典是旧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它在“不要勉强与政治挂钩”、“工具书的稳定性”等修正主义原则支配下，选字、选词收录了一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早已在人民生活中死去的生僻字；可是毛主席著作中和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最常见的重要词语，如“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却没有收录。它在一些注释、举例中塞进了封、资、修的黑货，宣扬或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在通读中，发现有200多处明显的存在着程度不等的问题，其中严重的有几处，如93页“毒”字下例句“太阳很毒”。还有几处提到中苏关系的，如158页“好”字和513页“友”字下例句均是“中苏友好”，又如13页“保”字下例句“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保障。”鉴于目前还没有一本新字典来满足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文化、学科学的需要。也考虑到这部字典收字较多，字形注音还比较准确，字义解释也还有可取之处。因此，我们打算将存书(70万册)加一“致读者”(另附)有组织地内部按成本发行，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地使用。并请他们在批判地使用过程中，对编写新的字典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准备组织一个十几个人的班子，同有关单位协作，深人工农兵，着手编写新字典。
这样处理如无不妥，即开始发行。
主送：国务院值班室
附件：致读者
这部《新华字典》是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工具书。它在一些条目中塞进了封、资、修的黑货，宣扬或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考虑到这部字典收字较多，字形注音还比较准确，字义解释也还有可取之处，因此，我们将存书发行，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地使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在批判地使用这部字典的同时，对编写新的字典提出宝贵意见。信函请交北京商务印书馆，邮资由商务印书馆总付。
编者
1970年9月5日
(据国务院出版口保存的原件刊印)
图：1953年初版《新华字典》
1971版的时代烙印
同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北大中文系、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抽调专人，组成了“《新华字典》修订小组”。于是有了著名的1971年版《新华字典》。
该版字典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比如，在词语的释义上，初版中“社会主义”词条的释义仅41个字，而这一版增至200个字，直接在释义中传达了“最高指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974年重印时，又在“法”字后加入“法家”的义项，释义占了12行(约150字)；原“儒家”义项被扩充为“以孔丘、孟轲为头子的当年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学派，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儒家反动思想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巩固和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工具。”可谓紧跟当时的“评法批儒”运动。
再如，在例句、例词上，1965 年版的“工”字，收有“工夫”和“功夫”两个词语，释义包括“长期的修养，训练久了的结果”。1971 年版中，释义被改为“努力实践或长期实践的成果”，回避了“修养”一词的使用。1965年版里对“忠”字的释义为：“赤诚无私，诚心尽力：～于人民。～于祖国。～言逆耳。”1971年版变为“赤诚无私，诚心尽力。在阶级社会中，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忠于毛主席。～于人民。～于祖国”——“忠于毛主席”这个例词不能将“忠于”省略为“～”。
很多涉及“封、资、修”的词条，也被作了细微改动。如1965年版“拗口令”词条下举例“墙上画三凤，黄凤、红凤、粉红凤”，因“凤”被认为是封建时代的产物，1971年版删去。1965年版对“礼拜”的解释是“对神敬礼或祷告”，1971年版改为“宗教迷信者对神敬礼或祷告”。
据“修订小组”1977年1月11日在《北京日报》所刊文章，该版《新华字典》修订初期，还曾将“陛下”、“僧侣”等词删除：
“当时，由于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我们曾删掉了‘陛下’、‘太监’、‘僧侣’等许多词和字，认为这样才算革命。周总理知道后，要有关领导部门告诉我们，不能认为‘陛下’等都不能进字典，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
1971年6月24日，在接见《新华字典》修订小组成员时，也有人向周恩来请示“编写外语词典要不要收入燕尾服、新婚、蜜月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词汇”，周回答：
“你不用怎么行？外国字怎么能取消？像陛下、殿下，怎么能不用？来个国王，你还能不承认陛下？”
图：各种不同版本的《新华字典》
征订数高达8482万册
虽然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问题很多、很明显，但仍极受欢迎。
当时，图书出版、销售几乎全部停止，《新华词典》成了很多人唯一能阅读的“弱政治读物”。比如，梁漱溟被抄家时，想留下《辞源》《辞海》两本工具书，但“红卫兵瞪了一眼，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训斥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可见《新华字典》在当时仍属于可读之书。
1971年修订版《新华字典》于当年6月出版，全国新华书店第一次报回的征订数，竟高达8482万册，以至于印刷上根本无法安排，到1971年12月，全国只印制了3453万册，远不足以满足需求，只能待次年再印。
民众对《新华字典》，留下了许多难忘回忆。比如：
作家王益民说，自己70年代上小学时，“特别羡慕我的语文老师有一本《新华字典》，用牛皮纸包着，从不许我们翻看，似乎那里面藏着无穷的秘密。”
山西的王振颖回忆，1962年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在“没有多少能读到的东西”的时代，“我也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好随时向它求教。它除字词句外，囊括了诸如：天干地支、五千年间的朝代更迭，甚至还有枯燥生僻的化学名称……真可谓是无所不包的知识宝库。”
经济学家魏达志，恢复高考后曾在复旦学历史，也回忆道：“小学毕业以后当知青，工作以后才考的大学，进入大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扫盲，天天带着《新华字典》来对付历史学科那些数不胜数的艰涩字眼。”
钱币专家马传德，在被关押期间，每天要交一份“思想汇报”。他“佯称《毛泽东选集》中有很多字不认识，要求代买一本《新华字典》”，获得同意。获释回家后，父亲曾夸他“语文水平大有提高”。
辞书编辑余云霞曾被下放“干校”，身边只剩下一本“蓝皮书”《新华字典》。余回忆，“《新华字典》成了我的爱物，每天劳动之余，我对它爱不释手……后来，我竟大着胆子利用‘天天读’的时间翻阅这本字典了……借助它，我仿佛涉足知识的课堂，每天都能从中吸收一些新鲜的营养……这本《新华字典》不仅陪伴我度过那灾难深重的岁月，而且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这为她后来编写《汉语的常用字和常用词》等词典打下了基础。
1976年之后，商务印书馆曾约请一些学者修订《新华字典》，“重点在肃清极‘左’病毒”，“不过受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不知不觉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政治套话”。直到1998年第9版删除大量政治套话，《新华字典》才回归正常。
(参考资料：刘运峰：《藏书：因鲁迅而展开》，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156—158页；刘庆隆：《<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05页；陈原：《<新华字典>五十年——回忆与思考》，《界外人语》，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1—208页；陈原：《大国出小字典 小国出大字典》，《黄昏人语》，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方厚枢：《1966—1976商务印书馆的片段回忆》，《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8日；王保贤：《特殊时期的特殊工具书——记“文革”中的两个第四版<新华字典>》，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1日；金欣欣：《关于<新华字典>1971 年修订重排本的评价问题》，《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汪东林：《梁漱溟“文革”自述》，《桂林文史资料》第23辑，第182页；马传德：《币海拾贝：马传德谈钱币珍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余云霞：《我和词典的缘分》，《辞书研究》1989年第3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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