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责骂民众是义和团 | 短史记
2019/1/13 11:29:36谌旭彬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1900年前后，因华北地区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加剧，民间出现诸如“梅花拳”、“大刀会”等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宗旨的义和团前身组织；再后来，这些组织先是被民间秘密教门渗透，又遭朝廷利用，遂演变成“庚子拳乱”①。
“义和团”也因此被标签化，成了国人“盲目排外”的代名词。
周宏涛回忆录《蒋公与我》中，曾记载蒋介石使用“义和团”一词严厉指责民众。
时为1957年。该年3月20日，驻台美军顾问团上士雷诺在其住宅前枪杀“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5月23日，美国军事法庭审理宣判雷诺无罪释放，引发台湾民众愤慨；24日，示威民众冲入台北“美国大使馆”，砸毁汽车、家具，焚烧文件，殴打使馆人员；警方介入后，民众又冲入台北市警局，并终于闹出人命。此即著名的“五二四事件”。
5月29日，蒋介石首次对高层官员公开评论“五二四事件”。据周宏涛回忆：
“他把这个事件比拟为义和团事件，由此可见他的痛心。蒋公说：‘清朝由于昧于外情，放任义和团暴民仇外盲动，以致使得整个中国蒙受重大损失；而这次暴动因为青年昧于国际礼仪，捣毁了‘美国大使馆’，是教育上的大失败!’他当场嘱咐张其昀，应将这次教训写进教科书，教育下一代，不要犯同样的错误。”②
6月1日，蒋再次提及义和团：
“正如先前对高层官员的谈话内容，他谈到国父(指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扫除国耻，而国耻之中，最可耻的就是《辛丑条约》，而《辛丑条约》就是因为义和团暴动，攻打外国使馆、残害使节和外侨引起的。”③
图：西方媒体绘制的义和团形象——残忍屠杀教民、传教士
蒋把《辛丑条约》归咎于“义和团暴动”，自然是不合史实的。
大刀会、梅花拳的兴盛，并非源自抽象的“盲目排外”，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具体的现实利益。这种利益诉求，有两个背景，一是清廷的不作为乃至反作为；二是教民对非教民利益的侵犯。
关于后者，如果不愿相信中国学者的论述，不妨参考西方来华人士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比如：
德国学者狄德满(Rolf Gerhard Tiedemann)认为，相比做慈善事业，“天主教传教士倾向采取更有效的策略：代表一方干预词讼，以该方皈依为代价。……这种富有争议的皈依策略被证明在传统冲突盛行的区域取得了成功。”④
七次考察中国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对方济各会在山东传教，也有类似的描述：“中国教民多数主要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保护而受洗入教的，就连马天恩神父也承认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⑤
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干预诉讼)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⑥
曾任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相蓝欣，利用西方史料，判定鲁南教区的主持者安治泰，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胡作非为：
“安治泰不会放过一个教案的机会对中国政府进行勒索，……有的时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寻衅，无事生非。19世纪90年代中，鲁南的很多民、教冲突发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谣言流传甚广。1890年在某县集市上，一位屠夫在卖肉时将一羊头挂在摊上，有教民看见，告诉洋教士，谓此乃有意诋毁洋教，只因为‘羊’‘洋’谐音。一场混战之后，该屠夫被教士报官，在公堂上这位屠夫自然输掉了官司，吃尽了苦头。”⑦
还有学者发现，不少民间非法组织如白莲教，为寻求庇护也加入了教会，而传教士们来者不拒，认为“白莲教的成员多是乡村中的好人，是农村人口中的优秀分子”。⑧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教民和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制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彼此自不难和睦共处。但清廷的不作为乃至反作为，实则加剧了教民与非教民的法律地位的不平等。
整个1890年代，朝廷下发了大量的文件，要求地方官严防死守，绝不可让教案发生，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若事发突然，地方官降一级留任；若保护不力，地方官降两级留任。
这等于将地方官推入了一个无解之局：不能挑战传教士的特权，就只能偏袒教民，无法在诉讼中保持公正；偏袒了教民，则必然引起非教民的不满，这些不满者，只好去寻求“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的帮助，来和教民对抗；这种对抗，又势必增加教案的发生机率。
所以，1890年代的山东，自巡抚而下，地方官员们全在颤颤巍巍地走钢丝——为保住乌纱，他们对“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采取两手策略。一手鼓励，希望“大刀会”等能展示实力，让传教士们从自己的辖区知难而退；一手杀戮，在冲突激化时，把“大刀会”等组织的领袖抓起来，给传教士一个交待，以消弭教案。
这种两手策略，可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不作为”。
1899年春，朝廷出台《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则是一种典型的“反作为”。朝廷本意是想甩锅，把处理教案的权力和义务，全甩给地方官，这样就可以回避列强动辄把教案上升为外交事件。
然而，该文件同时规定：传教士中，总主教、主教相当于督抚级别，可就教民问题随时面见督抚；其他依次递减，与中国地方官员的级别一一对应。这一规定，不但严重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威，而且相当于给了传教士名正言顺干预诉讼的权力，亦即“把官员的地位让渡给传教士”。
自此，底层中国民众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教民，受清廷地方官的律法治理；一类是教民，受传教士的庇护，清廷地方官的律法对他们是无效的。
整个1890年代，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在强调，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山东动荡不安的根源。没有人谈什么文化冲突、盲目排外——当然，也没有人敢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动荡是自中央而下各级政府的失职所造成。⑨
早期的梅花拳、大刀会，在与教民冲突时，所争的往往是具体的物质利益。
比如，1896年，江苏砀山县地主庞三杰与刘荩臣争夺一块名叫“东湍”的土地的所有权(因黄河改道造成产权不明)，刘荩臣入了教，庞三杰就选择从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与之对抗。1897年，家有400亩地的梅花拳领袖赵三多，介入到山东冠县梨园屯的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之中，也只是为了从教民手里夺回当地的玉皇庙。
考虑到那些躲避官府、豪族盘剥的平民，也有可能选择入教寻求保护，教民与非教民之间利益冲突的是非曲直，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判断。惟这种冲突，是清廷不作为乃至反作为的直接结果，则毋庸置疑。
当庙堂不能带来合理、安全的社会秩序，民众自然就会选择江湖。
不能忍受豪族剥削者选择入教；不能忍受教民侵夺者(当然不会是所有教民都是侵夺者)会选择加入大刀会和梅花拳，它们是义和拳的前身。
而1899~1900年的北方大旱，又使江湖格局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旱灾造就流民，某些流民乐衷于通过入教换取特权，然后恶意制造与非教民的官司；也有某些流民热衷于加入义和拳，抢掠教民的合法私产。义和拳、大刀会的领导者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家有业的士绅渐渐失去对拳会的控制权——他们不愿意离乡，不乐衷抢掠，灾荒使加入拳会寻求救济者增多，也使这些士绅感觉负担过重——姚文起、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曹福田、张德成这样的无业游民，遂成为了拳会的领袖。
再往后，发生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1900年，慈禧为了保住个人权势(她受到身边亲信的刻意误导，认为列强要逼她归政光绪)，选中了义和团，来为自己火中取栗。继而使列强以之为借口发动入侵，酿成辛丑国耻。
简言之，无论是早期自发出现的大刀会与梅花拳，还是后期受慈禧支持的义和团，它们都是庙堂失职的产物。
1957年的蒋介石，显然并不了解义和团这段历史的真实脉络。
“五二四事件”发生后，他念念于心的，是如何维系美台关系。故而，在讲话中，他特别赞扬了美国“是和我们有深厚传统友谊的朋友。唯有这个朋友，在列强中从来没有侵略我中国的寸土尺地”，希望民众面对“五二四事件”，能够做到“尽其在我”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⑩
其实，“五二四事件”中的示威民众，最开始是受到台湾当局支持的。
事件发生后，蒋经国曾在内部演讲中号召岛内民众要警惕“白色帝国主义”，陶涵在《蒋经国传》里也说，“(集会抗议的)申请案送到经国本人桌上。回想到自己学生时代的爱国热情，本身对美国军事法庭的裁决也的确气愤不过，经国批准示威集会，但是指示必须和平抗议。”?
(完)
①关于义和团的历史真相，可参阅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②③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天下远見2003，P426-427。
④(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 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P167。
⑤李希霍芬，《山东及其门户—胶州》，第六章。收录于《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P63-67。
⑥(美)柯文，《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收录于《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年》(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P598-599。
⑦相蓝欣(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P55。
⑧George M.Stenz, Life of Father Richard Henle, P38-39.转引自：(韩)李银子，《19世纪后半期鲁西民间宗教结社与拳会的动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⑨李秉衡、张汝梅、毓贤的奏折，参见《义和团资料丛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P171-176。袁世凯的奏折，参见《近代史资料专刊·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P157。
⑩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天下远見，2003，P427。
(美)陶涵，《蒋经国传》，华文出版社，2010，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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