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认为，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朋友” | 来论
2019/1/29 9:19:23兰台 短史记
文 | 兰台
卫青与霍去病是不是汉武帝“男朋友”，这件事局限于史料，尚难定论。但司马迁认定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朋友”，这件事却是没有疑议的。
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卫青与霍去病归入了《佞幸列传》。
卫、霍被归入《佞幸列传》
被归入到《史记.佞幸列传》中的其他人物，都是板上钉钉的“男宠”。卫青与霍去病自然也不会例外。
司马迁在《佞幸列传》开头，就已写明了“佞幸”的性质：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这句文言文并不难解——民间谚语说，努力耕种不如碰上好年景，尽心工作不如遇上好领导。不只有女子可以凭色媚主，士宦中的男子也同样可以靠着色相上位。
《太史公自序》里也有一段文字，解释了“佞幸”的性质：
“夫事人君能悦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大意是：侍奉君王之人，能靠着娱乐君王的耳目，让他们开心，进而获得宠信亲近。这些人，不只靠美好的色相上位，才能上也各有所长。
显然，所谓“佞幸”乃是一种因果关系，“佞”是因，“幸”为果，因“佞”而得“幸”。换言之，得入《佞幸列传》者，都是获得了君王宠幸之人。只不过，其中某些人只有色相，另一些人则在色相之外，尚有其他才能。
汉高帝时期的籍孺，汉惠帝时期的闳孺，是典型的只有色相：
“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
司马迁还讽刺了汉惠帝时期的士风，说惠帝时代那些年轻的贵族子弟们，眼见着闳孺得宠，也群起效仿，“郎侍中皆冠鵕璘，贝带，傅脂粉”。
这里的郎和侍中，属于皇帝身边的近臣，按惯例从贵族子弟中选拔。这些有机会接触到皇帝的贵族子弟，涂脂抹粉意欲何为，自是希望也能够得到汉惠帝的宠幸。
高帝、惠帝所开启的这种宫廷风气，与整个西汉相始终。武帝时代也不例外。
文帝时代的邓通、景帝时代的周文仁，也都是依凭色相获宠于君王，而被写入了《佞幸列传》。
汉武帝的男宠，则往往在色相之外，尚有其他才能。比如，韩嫣“善骑射”，李延年则“善歌”。不过，这种“才”只是“色”的衍生物，骑射也好，纵歌也罢，都是因为武帝喜欢，可以取悦武帝。韩嫣与武帝一同长大，司马迁说“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李延年受“宫刑”后嗓音发生改变，吸引了汉武帝，如叶舒宪所言，“李延年受宫刑后嗓音变得具有中性美，因而获得汉武帝的宠幸”。
司马迁在描述李延年的结局时，用词也颇有深意：
“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
“爱弛”一词，出自《韩非子·说难》中的弥子瑕与卫君的同性爱情故事，原话是“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
《佞幸列传》叙述完韩嫣与李延年，随后便提及了卫青与霍去病：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大意是：此后，武帝的男性内宠大多来自外戚，卫青和霍去病也因为外戚的身份被宠幸，不过同时也能依靠才能在仕途上前进。
《卫青霍去病传》中，司马迁也特意提到了霍去病乃汉武帝的“男朋友”这件事情：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
与班固《汉书》的相应篇章对照，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个“幸”字的真实含义。
基于与人为善、不在当事人本传中刻意揭丑的为史原则，《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隐去了这个“幸“字：“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但在《汉书.佞幸列传》中，则仍保留了“爱幸”一词：
“是后，宠臣大抵外戚之家也。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汉书·佞幸列传》之赞词明言，其中所载人物，均系皇帝的男宠——“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男色”二字，意思已经很明确了。“爱幸”一词，也是班固在《佞幸列传》用来描述皇帝宠幸男朋友的专用词汇，比如，“始时，(韩)嫣常与上共卧起。嫣弟说，亦爱幸”、“(李延年)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
简言之，司马迁与班固皆认为，卫青和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朋友。
以上，并非笔者在深文罗织。古人读《史记》《汉书》，对卫青、霍去病的历史身份，也持相似看法。
比如，《南齐书.幸臣列传》是直接把霍去病与韩嫣、邓通并列的：“汉文幸邓通，虽钱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韩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马。”《南齐书》的撰述者萧子显，做过南梁的户部尚书，也是南齐皇族，沈约曾赞誉萧子显的才华可与班固媲美，他自然看得懂《史记》与《汉书》。
再如，苏轼曾言——“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在苏轼看来，卫青与汲黯，是身份不同的两类人，汲黯是国之重臣，所以武帝必须穿戴齐整与之相见；卫青只是获宠幸的奴才，“踞厕舐痔”最为合适。
图：酒泉的霍去病雕塑
汉武帝的“生殖器政治”
卫青、霍去病在武帝时代能够“颇用材能自进”，与汉武帝奉行“生殖器政治”，有直接关系。王维《老将行》中所总结的“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正是这种“生殖器政治”所造成的结果。
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武帝最初并不打算以卫青为将，而是准备用自己的大舅哥、卫青的哥哥卫长君。卫长君死了，才转而使用卫青为将，“先是卫长君死，乃以青为将军”。
武帝首先看重的，并非卫长君与卫青的军事才能，而是二人通过生殖器与自己所构筑起来的政治关系。基于相同的逻辑，卫、霍之后，武帝又重用了同样外戚出身的李广利。
图：临汾的卫青、霍去病像
武帝如此做，有两大时代背景。
第一，经过多年休养生息，汉军实力已有极大的提升。
景帝时期，韩安国反对汉匈开战，理由已不再是军事实力不济，而是汉军没办法长期占领匈奴之地，“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疆”。刘邦北击匈奴时，汉军“多步兵”；汉文帝三年派窦婴抗击匈奴时，汉军骑兵数量已经达到了8.5万人；汉文帝十四年，卫将军周舍用于防守长安的骑兵，已达十万骑。
第二，武帝致力于塑造大一统，一切权力统归皇帝一人。在政治上打压外朝相权、起用布衣儒生，在军事上重用出身低贱、只能靠生殖器这一纽带依附于皇权的外戚，是大一统的必然选择。
在卫青、霍去病之前，武帝曾重用过出身较高的外戚窦婴和田蚡。但田蚡任丞相期间对皇权的制约，曾让武帝深感不快，乃至于怒嘲田蚡：“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你的人事任命够了吗？皇帝我也想任命几个人!故此，田蚡死后，武帝已打定主意，只重用那些出身低贱的外戚和布衣文人，这些人除了做皇权的奴才，别无出路。
卫青第一次出塞击胡，即是武帝为扶植卫青上位，而精心准备的战斗。
据《汉书》记载：
“元光六年，拜(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笼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唯青赐爵关内侯。是后匈奴仍侵犯边。”
查《汉书·地理志》，当时匈奴单于庭在头曼城，大概位置是雁门的正北方，靠近代郡和云中。李广万骑出雁门，公孙敖出代郡，公孙贺出云中，均有可能遭遇匈奴主力，惟卫青所部出上谷，遭遇匈奴主力的几率甚低。
结果也正是如此。正对匈奴单于庭的李广全军覆没，距离稍远一点的公孙敖折损了七千骑兵，出云中扫荡的公孙贺无功。这三路人马吸引了匈奴主力，卫青带着一万骑兵在匈奴侧翼斩杀数百人。
这是一场带有“保送”性质的战争，目的之一正是为了让卫青因军功封侯。武帝做这种事情非止一次，在他的安排下，他的另一个“男朋友”韩说(韩嫣的弟弟)，也曾因军功而封侯——“嫣弟说，亦爱幸，以军功封案道侯。”
图：西汉和匈奴的战争
卫、霍获得武帝重用之后，一反当时社会常态，不养门客，也是出于对武帝谋求大一统的政治路线的深切体察。如卫青自己所言：
“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魏其侯窦婴、武安后田蚡招纳、厚待门客，皇帝切齿痛恨。笼络士大夫，启用贤人，罢免不合格者，这人事之权属于皇帝，人臣不该染指。
两汉是秦政与周政掺杂的时代，当时流行的是一种“双层君主关系”。第一层是皇帝与臣子，第二层是人臣与属吏、门主与门客。简单来说，就是大将军、郡守这类高级官员，可以自行征辟属吏、招纳门客，这种属吏、门客与其上级、门主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弱“君臣关系”。
卫青的做法，与流行的风气相悖，在当时是被看不起的，是一种放弃自尊、跪舔皇权的行为。这大概也是苏轼后来说他是“奴才”、“雅宜舐痔”的缘故。
当然，在汉武帝的“大一统”实现之后，人人皆是奴才，不独卫青一人。
图：霍去病墓遗址
参考资料：
《史记》，中华书局；《汉书》，中华书局；《南齐书》，中华书局；《东坡志林》，中华书局；《史学通论》，作者：赵轶峰；刘军《佞幸下的情感与人生——<史记佞幸列传>浅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月第11卷；张三夕《男色的爱与恨——评<史记·佞幸列传>》，《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01期；尹东洋《<史记·佞幸列传>中的男色文化》，《青年文学家》2017年02期；王晓东《<史记·佞幸列传>发覆》,《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8年01期；崔丽芳《论西汉内朝政治的缘起和特征——以皇权与相权之冲突为视角》，《安顺学院学报》2010年06期；邢晋源《浅析西汉中期的外戚政治》，《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08期；冯佳《西汉外戚与西汉政治》，《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栾保群《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外戚与皇权的关系》，《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03期；安忠义《汉武帝时期骑兵的兴起与军制改革》，《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赵盛印《试析汉武帝时期的内朝制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4期；邱树森《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02期；李迎春《秦汉郡县属吏与长官关系考论——兼谈东汉“君臣之义”的政治实质与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05期；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九章、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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