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投日后，如此这般“纪念鸦片战争100周年” | 短史记
2019/1/30 8:00:00谌旭彬 短史记
图：汪精卫纪念鸦片战争百年资料短片封面截图
文 | 谌旭彬
最近看了一段汪精卫纪念“鸦片战争100周年”的视频资料。①
汪的讲话，可以说是操纵、扭曲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典范。
时为1942年的8月29日，中英鸦片战争结束、两国签订《南京条约》一百周年之日，汪伪与日军合作，在南京召开了一次“阿片战争百周年反英兴亚大会”。
“阿片战争”是日人用词，汉语中的“鸦片战争”，即译自该词。
汪在会上说道：
“所以今天纪念的意思，……就不是什么报仇雪恨。那纪念的意思是什么呢？纪念的意思呢，就是指示出一条，中国现在应该走的道路，这个才是纪念的意思。…………如果大家集中一条心，往孙先生所指的路往外走，我们一定能够建立(战胜)大东亚战争!我们一定能够兴复中华!我们一定能够保卫东亚!”(省略号系因笔者某些字句辨识不清)
注：因视频无法上传，这里截取了汪讲话的音频
讲话提到的“孙先生所指的路”，即孙中山生前所主张的“大亚洲主义”。
汪将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等同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这是一种刻意的扭曲。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访问日本，曾就何谓“大亚洲主义”，做过公开演讲。
孙说，当今国际关系当中，同时存在着“霸道文化”与“王道文化”。前者是一种“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就属于此类。后者讲究仁义道德，“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孙强调，自己提倡“大亚洲主义”，是希望走“王道文化”之路，“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故此，他希望日本好好思考一下自己要走的道路：
“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②
很明显，孙中山要的，是王道版的“大亚洲主义”；汪伪和日军所实施的，则是霸道版的“大东亚共荣圈”。
图：汪精卫在“阿片战争百周年反英兴亚大会”会场
汪伪之所以要在1942年纪念“鸦片战争一百周年”，与1941年底英国对日宣战有直接关系，目的是通过煽动反英情绪，来增进国人的亲日情结。
这场宣传，是汪伪1942年的重大活动，整个沦陷区自“中央”到“地方”，都被动员了起来。
比如，伪湖北政府接到指令，在8月27~29日，也集中举行了“纪念鸦片战争百周年”活动，旨在“发动扩大反英美宣传，藉以唤起民众，击灭英美势力，完成东亚建设”。伪省政府连续三天“出动全体宣传员，赴街头讲演南京条约所受之耻辱及英美压迫中国之痛史，并表演反英美的画片剧”，“市府各机关长官亦将定期广播‘英美侵略史’‘鸦片战争史’”。伪湖北政府下属的伪黄陂县政府，也举了“鸦片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反英兴亚大会”，重点宣传了“鸦片战争经过及英美诸国侵略东亚之罪恶史”。③
汪伪政府《外交公报》1942年第72期刊载有《汪主席在反英兴亚大会上训词》(公报文章与大会发言的主旨相同，但具体的文字表述存在很大差异)。训词非常鲜明地在煽动反英情绪，试图将日本打扮成拯救中国的盟友。
比如，汪在训词中说：
“我们今天纪念百年前的今天缔结之所谓南京条约，可是南京条约自大东亚战争之日起已废除了，至少已停止了。是谁使之废除之，使之停止的呢，是中国自己吗？我们应该惭愧得抬不起头来。没有日本的陆海空军，南京条约的压力，仍然压在中国的头上。中国今天应该猛醒了，中国从今天起，只有整顿自己，鞭策自己，怎样的与日本协力，以完遂大东亚战争……”④
明明是当时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在汪精卫的笔下，日本却成了中国最有力的“盟友”，成了将中国拯救出《南京条约》的恩人。颠倒是非，莫此为甚。
图：汪精卫纪念“鸦片战争”100周年训词
为了替日本侵华洗地，并洗白自己的投敌行为，汪精卫还在训词中利用三国史，做了如下一番发挥：
“说说三国志罢。西蜀刘备因为孙吴夺了荆州，杀了关羽，气忿不过，兴师去打，落得大败亏输，气死在白帝城的时候，诸葛亮受遗诏辅政，第一件事便是与孙吴讲和，这一件事，照如今重庆方面的人来看，岂不是大逆不道吗？西蜀只得四川和汉中，失了湖北湖南，江山便去了一大半了，而且上将关羽，也给孙吴杀了头，并且将头送给曹操了。一个创业的先帝，雪耻不成，活活气死了，在这时候去和孙吴讲和，照重庆发面的人讲来，岂不是十足道地的汉奸吗？然而诸葛亮决不为这些留言所动，知道天下大患，在曹魏，不在孙吴，连孙吴以拒曹魏，尚可支持，若一味继续不断与孙吴寻仇，其结果只有同归于尽，因为这样，才毅然决然与孙吴讲和，因为这样，才能南征孟获，北伐中原，直至身死之后，继者非人，方才覆亡，而在他生时，却能以至弱敌至强，使曹魏及司马畏蜀如虎。”
显然，汪精卫是在将日本比作东吴，将西蜀比作中国，将英美比作曹魏(紧接着这一段，汪开始论述“英帝国不打倒，世界无和平之望”)。同时还将自己比作了“与东吴讲和”的诸葛亮。
概念偷换到如此境界，也算是费尽心机了。
图：汪精卫试图利用三国史来洗白日本与自己
同期，日军和汪伪还致力于通过电影、戏剧等文艺产品，向沦陷区民众灌输亲日与反英美思想。
沦陷区的中国电影，当时由东和商事董事长川喜多长政管理。他的洗脑手段是：提供胶片给中国人，让他们自己去拍摄影片，因为“中国电影”远比“日本电影”更容易对沦陷区的中国人造成影响。日方的管控主要集中在两点，(1)不允许电影内容助长反日情绪；(2)通过各种历史剧，重构英美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从日本转移向英美国家。⑤
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中日合拍电影《万世流芳》，就是配合上述洗脑手段而诞生的影片。
电影讲述了青年林则徐与两个大家闺秀的情感故事。女主角静娴本是福建巡抚之女，对被留在巡抚署读书的林则徐心生爱慕。后林则徐科举及第，受命南下禁烟。静娴之父去世，兄长又吸食鸦片导致家道中落，遂遁入空门为尼，研制出“戒烟丸”救济世人；后又组织、参与三元里抗英并牺牲。林则徐为其立墓碑“万世流芳”。
沦陷区电影人拍摄此片，缘于无法抵抗日军的刺刀。不过，他们刻意将此片拍成一部爱情剧，也让日军相当不满，认为冲淡了电影的反英色彩，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宣传目标。所以后来又曾在日本东京重新拍摄了一部宣传色彩更浓的《林则徐》，但上映时鲜少有观众购票。
图：电影《万世流芳》海报
描述太平天国之乱时英国人的种种阴谋的中日合拍片《春江遗恨》，也是相似性质的影片。影片虚构一个日本武士高杉晋作，讲他如何如何帮助太平军，与助清廷为虐的英国人作战。高杉晋作在影片中一再强调日本“热爱着东亚，热爱着中国”。
这种建构所试图带来的，是一种“滞后的愤怒”。
其实，鸦片战争发生之日，清帝国民众几乎没有任何感受。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战，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也限于庙堂中高层与部分知识分子受到震荡，底层民众仍然没有什么感知(蒋梦麟小时候，甚至长期以为甲午之战是中国大胜)。
1907年，御史黄瑞麟在奏折里痛心疾首地写道：
“今思十年前甲午之役，台湾既已割让，然官僚中竟有不知之者。甚至庚子之变时，京畿之地虽为之震惊，然东南地方官僚中竞有全然不知、歌舞醉饱者。”⑥
中下级地方官僚尚且如此，底层民众也就更可想而知了。国与民割裂至此，才是真正需要反思之处。可惜的是，这个层面的反思，汪精卫们并无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如何愚民。
图：汪伪政权宣传部长林柏生在“阿片战争百周年反英兴亚大会”会场
①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710482/
②《大亚洲主义》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户高等女校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演讲。
③《纪念鸦片战争百周年，省市积极展开反英美宣传》，《武汉报》，1942 年8月27日，第3版。《黄陂扩大举行宣传鸦片战争辱国条约》，《武汉报》，1942年9月4日，第2版。转引自：徐旭阳，《试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地区敌伪政权的奴化宣传——以湖北沦陷区伪政权为例》，《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④汪伪政府，《外交公报》，1942年第72期，第35页。下文引自该资料者不再赘注。
⑤钟瑾，《民国电影检查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第164~165页。
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一编《三、黄瑞麟摺》，1907年。转引自：(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三联书店，2011，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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