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陵王到枣庄王：中国地名更改的经验与教训 | 短史记
2019/3/9 10:47:47谌旭彬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地名变更，往往会直接改变一个地方的气质形象。

     “兰陵美酒郁金香”变成“枣庄美酒郁金香”，《兰陵王入阵曲》变成《枣庄王入阵曲》，画风立时迥异；“包头吕布”、“石家庄赵云”、“驻马店袁绍”的感觉也会很怪。

     揆诸历史，当代以来，中国共发生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其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宣威火腿变榕峰火腿

     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取消了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歧视色彩的地名。

     比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

     基本上，凡地名中含“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华夷之别字眼者，都在更改之列。①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但落实到具体操作，却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比如，云南宣威县，“宣威”二字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被更名为榕峰县；其实，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宣威州，已历200余年，当地百姓早已不是雍正时代的土司之民，这种更改其实没有必要。而且改名后，也破坏了多年来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资源，1959年，因为“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经国务院批准，榕峰县又改回了宣威县。②

    

     图：上世纪50年代新华社对“榕峰火腿”的图片报道

     清除帝国主义侵略色彩，也是这一时期地名更改的一大依据。比如，“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1952年)。③

     汉字简化与地名变更

     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被更改。

     当时，汉字简化被视作“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手段，依据简化字更改地名时，也较少考虑到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问题。

     比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直到2015年才再度改回“瑷珲”。

     还有很多更改，可谓毫无章法。比如：

     (1)“邠县”更名为“彬县”。说是简化，新地名的笔画反而多了；

     (2)“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保留了下来，没有改成“大余岭”；

     (3)“沔县”更名为“勉县”。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该县之来历“沔水”却又不改；

     (4)“鬰林”更名为“玉林”。“鬰”是森林繁茂之意，和“玉”八竿子打不到一块；“鬰江”“鬰南”当时更名成了“郁江”“郁南”，独独“鬰林”更名成了“玉林”，当地又不产玉，简直毫无道理可言。④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1966年，发生了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

     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

     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依次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大跃进路十五条”……⑤

     北京不是个案。大略同期，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有70条街巷被改名为“反修巷”、“文革巷”等名称；福州城区的街道名称，改动比例高达98.7%……⑥

     这种“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无法紧跟运动步伐，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1974年，北京市委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原名称，只保留了14处新地名没有恢复。

    

     图：北京苏联大使馆门前道路被重命名为“反修路”

     追逐经济利益得不偿失

     1979-1986年间，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

     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之前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陆地地名550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

     新一轮改名风潮始于自80年代末，一直延续至今，动机是“发展经济”，故改名者多以城市居多。不过，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者并不多，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01)，或许可算其一。

     多数地名更改，并未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许多无谓的纷扰。比如：

     (1)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

     (2)1988年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辖内与青城山利益相关者即相当不满；

     (3)2001年，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但当地此前本就有一县级淮安市，结果游客去了后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周恩来故居。

     有些地名更改，甚至可以视作笑话。比如：

     (1)河北完县，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认为“完”寓意“完蛋”，遂于1993年更名为顺平；

     (2)辽宁铁法市，以金兀术曾在该地某山调兵遣将之传闻为由，将市名更改为不伦不类的“调兵山市”，沿用至今。⑦

     文化传承与经济成本

     地名变更，是一件成本巨大的事情。

     2010年底“襄樊”更名为“襄阳”，有学者预估，“修改各种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行政成本将至少达1亿元，至于民众要承受多少成本，尚未考虑在内(此次更名实际产生了多少成本，迄今并未公布)；石家庄市区划地名办，在2009年对外界透漏，如果石家庄要改名字，“没有10亿元人民币是完不成的。”⑧

     很多人主张恢复文化传承，支持将驻马店改回汝南(现在尚存汝南县)、将枣庄改回兰陵(现在尚存兰陵县，系2014年由苍山县改回)，但往往忽略了上述巨额成本。

     这种是要恢复文化传承、还是要考量经济成本的两难，其实也是在提醒一个常识：地名更改必须慎重，一旦改了，要想再改回来，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面对这种既成事实的两难，美国地名委员会的立场，或可供参考：

     仅仅为了纠正历史错误或者回归历史传统，并不构成更改地名的理由。⑨

    

    

     ①参见：《建国以来地名更改简表》，收录于：《1949-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P21-25。

     ②《国务院关于同意将榕峰县改名为宣威县给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9年第29期。

     ③《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关于“额菲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的通报》，人民日报，1952年5月27日。

     ④《现行县以上地名中的异体字》，收录于《异体字规范字应用辨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390-392。

     ⑤陈徒手，《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⑥曾世英、杜祥明，《试论地名学》，收录于《地名学文集》，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测绘出版社，1985，P08-09。

     ⑦《地名更名热》，《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12》，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商务印书馆，2012，P197-199。

     ⑧参见：张宏伟，《襄樊更名为襄阳 一字之改成本过亿》，华商报2011年1月8日；《石家庄若改名 损失将超10亿》，解放网-新闻晨报2009年8月17日。

     ⑨美国地名委员会官网：http://geonames.usg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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