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上将在日记中评价民国政要 | 短史记
2019/3/11 8:00:00谌旭彬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抗战期间，徐永昌长期担任军令部部长的要职，参谋戎机；后获授陆军一级上将。
与蒋介石相似，徐也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他位处政治要津，政治立场也颇持平，故其日记，对观照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性格面相，深有助益。
譬如，徐永昌记何应钦：
“何敬之平日办事都好，愈有事愈好琐事，每晚往来于说电话亦费一二小时，又随时阅看文件，(不尽紧要。)说话、听话都在匆匆，蒋先生下唯一重要人物，乃竟如此。”
何在抗战期间长期执掌军政部，徐、何因工作关系来往密切。由此观之，抗战期间军政部屡受前线部队诟病，非为无因，亦非纯因派系矛盾，何应钦“何婆婆”之绰号，可谓名副其实。
再如，徐永昌记阎锡山：
“常感到一种主张，请阎先生做，渠总是怀疑，甚而至于反驳不已，过若干时日，阎先生自将此种主张提出询余意见，此时只要答以甚好，即便施行。”②
自己开会提建议，结果被领导驳回，过些天领导“自主”提出个建议，和自己被驳回的那个一模一样——阎锡山这种做领导的性格特征，近现代政治人物中所在多有，在“林彪笔记”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普通人在日常工作中，也大概率会遇到。
再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居住于浙江溪口，徐永昌亦奉蒋召至此，彼此有颇多近距离的交流。据徐日记，张学良由戴笠陪同，初至溪口时，“意气至豪，在渠以为极周至、极爱国，事实上则大都非是，今仍不悟。”徐对张的评价是：“思想幼稚”、“极易受环境支配，亦可以说是浮躁、无定见，苦哉。”但也肯定张“富感情，爱国心浓厚”，惟认为这种“不愿准备、不稍忍耐，希冀一战胜人”的爱国心，“正如打吗啡以求身体健壮者”，只会“重招耻辱”。
就杨虎城、张学良二人比较，徐的判断是“张躁杨私”。徐并记录：杨虎城要求西安事变善后条件之一，乃“陕变经用六百万准报销”，张学良在溪口称：“由事变起截至渠离西安两星期间，用款不过二十余万。”③
再如，刘湘在西安事变爆发时，有援张举动，中央人员之在川者俱遭监视，徐评价称：
“刘湘人妖哉!”④
鲁迅生前，在文坛已较有名，但其作品甚少进入国民政府高层政要人物的视野。徐永昌可算是个例外，1940年5月，他曾阅读过鲁迅文章，也不知道他究竟读的是什么内容，竟使他得出了如下评价：
“笔名鲁迅者做小说，颇能煽惑青年，其居心不忠厚，愤慨出于忌妒，伎俩在无中生有。使其人通显，亦不能优于汪精卫、陈公博。”⑤
图：徐永昌日记(图片引自台湾“中研院”网站)
徐在日记中评价最多的，要算他的直属上司蒋介石。
某天上班路上，徐突然领悟到，蒋的基本性格特征，乃是“大声以色”：
“途中细体‘大声以色’，实蒋先生之行径也。蒋先生诚有善善恶恶意，惜疎于识人，求功太急，苦口鲜效，治丝愈纷，虽然，就今日可任首领者，尚无出其右者。”⑥
所谓“大声以色”，语出《诗经·大雅》：“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略言之即：怀有道义之人，不必声色俱厉。按孔子的说法，以“声色”，也就是疾言厉色来教化民众，“末也”，是低级手段。
最能体现蒋“大声以色”者，莫过于其以拐杖殴打兵役署署长程泽润。
据徐永昌日记，这件事的始末如下：先是，戴季陶之子戴安国耳闻重庆市机房街新兵惨遭殴打，告知蒋纬国，蒋纬国又告知蒋介石，蒋遂“遣特务兵多人围守该处”，派士兵把现场给包围了，然后召集政府要员多人，同往现场察看，“所见其人似鬼，其地如狱，伤痕宛然，遂告之曰我为委员长，汝等无惧”——见到一群不像人更像鬼的新兵，跟他们说不要怕，我是委员长。蒋盛怒之下，要追究责任，恰好，这个时候兵役署署长程泽润赶到，蒋立刻就上演了全武行：
“委员长怒而捶击之，杖为之折，程目亦伤。”
对于此事，徐的评价是：
“蒋先生震怒当然，应鞠之以军法，而以杖痛击并伤其目，毋乃过乎？”⑦
震怒是应当的，但处理问题应该依照军法，交给执法部门，自己挥舞拐杖打人，还打伤了人眼睛，这也太过分了。
抗战末期，蒋置身内外交困之中。外有美国欲攘夺全部国军指挥权交予史迪威。蒋最终选择与史彻底决裂，徐评价此事称：
“真如人评蒋先生能大忍而不能小忍”。
内有军队腐败。徐认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以致追溯其由，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但在蒋的立场，他不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而是试图用更激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这个更激进的办法，就是彻底抛弃旧国军、另造新军。⑧
图：1945年9月2日，徐永昌作为中国受降代表，登上密苏里舰签字接受日本投降
此举在国民政府高层引发了不小的震荡。
1944年9月3日，军委会众人在曾家岩蒋介石官邸聚餐，“蒋先生对于目前国军情形甚悲观”，蒋提出要编练十万学生军，让众人着手筹备。
9月9日，军委会开会讨论，“敬之、健生、文伯、为章等对此咸不赞同”，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刘斐全都表示反对。
9月16日，军委会再开会讨论，“张文伯、钱慕伊争执甚力，几于动武”，两人差点打起来。
9月20日会上，白崇禧发出警告，此举若实施，“全体国军恐将解体”。
对这些反对之声，蒋的回应是不予置评，只催众人赶紧去办，“蒋先生甫经提及此案时即令速办”；徐永昌自己也提了许多反对意见，但“蒋先生仍不稍动，力排众议饬即着手，仅谓一面尽管办一面来研究”。⑨
很显然，蒋没有任何兴趣，与何应钦、白崇禧诸人商议此事。他对军委会的唯一要求，只有执行。
虽则如此，徐对蒋仍抱有一些期望，在日记中为其打了一个“上中”的分数：
“蒋先生为人不猛，恶恶而不能去之，非善之道。犹得几分忠于谋国，近尤积极，在领袖中可称上中，纵眼徧求国内如彼者尚少，国事似非绝望也。”⑩
大意是：蒋这个人不算残暴，他痛恨恶，但没有能力消灭恶，这不是为善之道。不过他对国家还有几分忠心，最近也算积极，在领袖当中可打个“上中分”，国事还没到完全绝望的地步。
徐写下这段日记，是在1944年9月30日，正值豫湘桂战役大败之际。这个评分与“国事似非绝望”之辞，大约也有自我安慰、自我鼓舞的意味在其中罢。
(完)
①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4日。
②徐永昌日记，1937年1月1日。
③徐永昌日记，1937年1月13日、14日、16日、18日、25日、2月12日。
④徐永昌日记，1936年12月22日。
⑤徐永昌日记，1940年5月6日。
⑥徐永昌日记，1944年8月13日。
⑦徐永昌日记，1944年8月30日。后在蒋的坚持下，程泽润被判处枪决，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对此颇有异议，认为按军法当罪不至此。
⑧徐永昌日记，1944年9月20日、30日。
⑨徐永昌日记，1944年9月9日。
⑩徐永昌日记，194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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