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政治内斗中，武臣是如何被文官全方位碾压的？ | 短史记
2019/4/14 12:03:48方震华 短史记
本文节选自方震华著《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五章，已获授权。标题为编者所拟。
真宗在景德二年(1005)以后的绥靖政策，让多数的百姓得以在其统治期间免于战争之苦。真宗于乾兴元年(1022)二月的过世，也没有改变这个和平局势。
年仅十三岁的仁宗即位，因过于年幼而无法实行统治。刘太后因而继续着她对朝廷的支配，一面与大臣合作管理政事，一面教育年幼的皇帝。仁宗自幼即为博学的官僚所环绕，接受文艺与儒学的教育。① 所以，当他在明道二年(1033)开始独立进行统治时，他很自然地亲近文臣精英，而与武官有所隔阂。
在景德二年之后的承平时期，一些根基于儒家政治理论的行政改革被推行。御史台与谏院官员影响力的扩大就是一个显著的转变，这符合君主应广开言路的儒家理想。尽管台官与谏官自建国之初即已设置，皇帝却经常派遣这些官员到各地执行任务，而非在朝廷论政。直到真宗朝晚期，御史与言官的数量才增加，并发挥监察失职官员、批评朝廷施政缺失的功能。②
尽管台、谏官的品秩要远低于执政大臣，但他们的意见在决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力，成为制衡执政官员的力量。执政与台、谏官间的冲突，成为仁宗朝政治的一大特点。③ 自真宗朝以降，台、谏官的职位几乎成为进士的专利，这使得一批资浅文臣得以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力。④
相对于越来越多的文臣参与决策过程，武人的权势持续衰落。对于文官，尤其官居高位者，武职的唯一吸引力便是拥有较高的收入。在几则官员由文阶转至武阶的例子中，文官都是为了享有较高的收入或较轻松的工作而做出的此种决定。这些要求经常会引来批评，为了较高的收入而放弃文职被视为贪婪的行为。 李维(964～1034)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因为厌倦翰林学士繁重的业务，而在天圣四年(1026)请求转任武阶，因而招来言官的批评。⑤因此，多数仁宗朝的文官将转任武职视为一种降级或侮辱，这由陈尧咨的例子可知。
陈尧咨成长于文官家庭，与两位兄长皆考中进士，在真宗朝成为朝廷的高官。在文学才能之外，陈尧咨也以善射闻名。真宗认为陈尧咨的才兼文武十分难得，想要尧咨出任节度使，让他在契丹使臣面前展示箭术。当尧咨向母亲禀报此事时，陈母十分生气地说：“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显然，在陈母看来，其子想要接任武职只是为了俸禄，这将玷污陈家作为文臣世家的清誉。出于这个原因，陈尧咨婉拒了皇帝的提议，真宗也就此放弃原先的计划。⑥
然而，在真宗死后，刘太后于天圣五年(1027)将陈尧咨改换为观察使，知天雄军。陈尧咨坚拒这一任命，太后为此改变只在双数日会见官员的惯例，在奇数日召见陈尧咨，强调：“天雄，朔方会府，虏人视守臣为轻重，非文武兼材不可。” ⑦陈尧咨不得已接受任命，但特别请求：“臣本儒生，少习俎豆，今荷圣恩，易以武弁，愿佩金鱼以示优异。”陈尧咨显然以自己的儒者身份自豪，要求朝廷授予象征较高品秩的金鱼袋，以自别于其他武将。朝廷不仅接受他的请求，还每年多给他一百万的公使钱。 ⑧这个例子清楚显示，转任武职有损于陈尧咨的权益与声誉，朝廷必须授予他代表更高地位的金鱼袋与更多的公使钱作为补偿。
当文职变得比武职更受敬重时，主政大臣乃设法将自己厌恶的文官转换成武职。出身军人家庭的进士刘平(973～1040)，即是此种做法的受害者。真宗欣赏刘平的行政能力与真诚人格，想要将他拔擢至朝廷的高位。然而，宰相丁谓却将刘平视为政敌。为了阻止刘平升迁，丁谓向真宗建议，刘平身为武将之子，应当被派遣至西北边境任职。天圣元年(1023)，朝廷将刘平转换为武官，派往陕西担任知邠州。刘平知悉自己的换官乃是丁谓设计的阴谋，乃与丁谓产生嫌隙。⑨
陈尧咨与刘平的例子展现了文人对改换武官的排斥。不过，有些士人认为文官转任武职，可以终结武人对军务的垄断。尽管陈尧咨很不情愿地出任武职，但此举得到了一些文人的赞扬。穆修(979～1032)称赞陈尧咨：
“使刚粗匹夫，号名主将者，观之、闻之，色死气丧，俯首听命，知将帅之道，不在于彼而在吾儒也。” ⑩
由此看来，部分文人因鄙视武人，认为只有儒者才懂得“将帅之道”，乃乐见文臣出任军职。基于同样的考量，甚至有仁宗朝的文官宣称武臣不应参与军事政策的谋划。例如，景祐三年(1036)，朝廷计划减少陕西地区的驻军数量，陕西都转运使王沿(1044年逝世)建议削减戍卒数万，与知枢密院事李谘(982～1036)意见相左。仁宗为此下令询问陕西各地都监的看法。王沿为此上奏反对：“兵机当在廊庙之上，岂取则小人哉？” ?属于中阶武职的都监，居然被王沿指为不能对政策发表意见的“小人”，显示出文人精英的高度优越感。
当文官意图将影响力拓展至军事领域时，宝元二年(1039)年初党项人的进犯，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尽管与宋廷在景德二年(1005)达成和平协定，党项的领导人李德明却从未放弃扩张领土的野心。他的战略是与宋维持和平，借以集中军力对付西方的蕃部。随着西向扩张的成功，党项聚积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并厚植他们的军事力量。当李德明之子李元昊(1003～1048)在明道元年(1032)继承其位时，乃不再满足于屈居宋的属臣。在彻底征服河西地区后，李元昊于宝元元年(1038)自立为帝，派遣使者至汴梁，要求宋廷承认他的地位。北宋君臣被李元昊僭称帝号之举所激怒，乃试图以武力让李元昊屈服。?
图：党项人所建立的西夏的位置
当宋廷准备对党项开战时，具有作战经验的宿将几乎都已过世。枢密副使王德用(979～1057)是唯一曾立下战功，拥有崇高声望的武将。? 然而，对于仁宗及其文臣来说，正因王德用声望太高，很难放心让他指挥军队作战。听闻李元昊自立为帝后，王德用请求率军讨伐，但仁宗拒绝了他的请求。三个月后，王德用被免除枢密副使之职，接着降调为随州知州。王德用的失势，是因为有文臣担心王德用在军中的声望，以及长期执掌枢密院，会对既存的政治秩序构成威胁。 ?显然，边患的出现造成文臣忧心政权的稳定，但这种焦虑促使他们猜忌而非信任知名的老将。
在剥夺名将权力的同时，北宋文官试图亲自处理这场危机。两名资深文臣夏竦(985～1051)与范雍(981～1046)前往陕西主持军务。负责实际作战的则是进士出身，曾任文官的武将刘平。刘平的军事能力与文官背景，使得他受到文官的赞扬，仁宗也称许他为“诗书之将”。刘平本人也很自负，深信自己可以轻易击退党项的入侵。康定元年(1040)正月，李元昊突然领军进犯延州，刘平立即率所部驰援。由于低估敌军的实力，刘平的行动过于仓促且大意，在三川口遭到党项军的伏击。刘平兵败被俘，手下的兵马也多数被歼。 ?
三川口的惨败迫使仁宗重新部署陕西地区的人事。康定元年(1040)二月，武将夏守赟(1042年逝世)及宦官王守忠(1054年逝世)成为西疆的新统帅。然而，这项决议很快便遭到文臣的反对，他们宣称夏、王两人皆不适任。 五月，仁宗将夏、王两人召还朝廷，并指派夏竦出任经略安抚使，并由颇具声望的文官韩琦(1008～1075)与范仲淹(989～1052)担任副使。 显然，文臣依旧自信能够应付李元昊带来的危机，并说服仁宗让宰相与枢密院官员共议边事，到了庆历二年(1042)，更以宰相兼任枢密使。 康定元年(1040)，仁宗下令“枢密院与宰臣同议边事”。庆历二年(1042)，下令宰相兼任枢密使，宰相因而同时控制中书与枢密院，直到庆历五年(1045)因战争结束才恢复旧制。?如此一来，宰相同时负责军政与行政，进一步落实了文官掌控军队的原则。
仁宗与多数官僚在康定元年仍对宋军的实力相当自信，尝试以一场大规模的攻击迫使李元昊屈服。在韩琦的策划下，大将任福(1041年逝世)率领大军出击，却在康定二年(1041)二月兵败而死。? 此次失利迫使宋廷改采守势，因而再次变更指挥体系。康定二年(1041)十月，朝廷召还夏竦，分陕西为四路，指派范仲淹、韩琦、庞籍(988～1063)和王沿出任安抚使，掌管各路的军、民事务。在四位文臣安抚使之下，由四名武官担任安抚副使。? 此次任命后的六个月，在宰相吕夷简(979～1044)的主导下，仁宗下诏将四位安抚使换武阶为观察使。 ?
吕夷简主张，由于安抚使职司统兵，不应维持他们原有的文阶官。此外，由于武阶官的薪俸较高，若不改换武阶，这些安抚使的薪俸将少于部分辖下武官。?吕夷简的主张看起来相当合理，而且文臣一旦派任军职，改换武阶官是行之有年的惯例。 支持吕夷简的谏官张方平(1007～1091)，在奏书中即强调此点。?张方平提出用以支持吕夷简主张的前例是钱若水。咸平五年(1002)，真宗拜工部侍郎钱若水为邓州观察使，随后派他出任并代经略使。?不过，在这些光明正大的理由背后，吕夷简真正的动机却让人怀疑。由于化解党项进犯成为国之要务，文官安抚使若立下战功，将有入朝执政的可能，对吕夷简的宰相之位构成威胁。若将他们改换为武官，则未来功劳再大，也不可能入朝为相。?
换官的命令旋即引起安抚使们的反对，范仲淹的抗议尤其激烈。作为吕夷简的头号政敌，范仲淹对于隐藏于改官命令背后的动机十分敏感。? 他先后呈交三份书表，坚拒这一诏令。范仲淹主张，他原有的文职头衔“龙图阁直学士”代表他是以朝廷近臣的身份，前往陕西督导边防，致使边将不敢挑战他的权威。若接受新任命的武阶，他的身份就转变成地方官员，既失去原有的优越地位，也将丧失与朝廷官员争论军事决策的资格。尤有甚者，“观察使”是朝廷经常用来授予归顺蕃族首领的官衔，若接受此官，会招来蕃部的轻视。范仲淹还说，假使朝廷坚持此项决定，他情愿为了违抗皇命，身陷囹圄之中。 ?范仲淹的说辞显示地方上的军事官员在地位上已相当低，且影响力小；对于廷臣来说，从文阶转为武阶是不能接受的。面对范仲淹的顽抗，朝廷最终取消了任命，而让陕西诸路安抚使维持本来的文官官职。?
范仲淹拒绝转任武官，是北宋文武关系发展中的划时代事件。文臣统兵的惯例在陕西建立，此后更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文臣担任边区的军事统帅，指挥军事行动，武官则位居其下，承命奉行。边区的武官鲜少能参与决策，也根本没有机会面见皇帝。宝元二年(1039)，直集贤院富弼就批评：“伏闻西鄙用兵已来，不住差移武臣往彼，每有过阙下而求见者，多不许见。”三年之后，知谏院张方平又说：“况自西鄙用兵已来，三年于兹，立功将士如〔狄〕青等，未尝得一到京辇，仰望天颜。” ?由此可见，武官在政治结构中居于文臣之下的从属地位。
在文臣的主导下，宋军的防御策略仍无法遏阻党项的进攻。相较于对手，赵宋的统帅及军人显然欠缺经验与训练。更严重的是，宋集权中央的政治结构，加诸军事统帅各种限制，范仲淹曾指出这是宋朝在边境防御上的明显缺点。范仲淹认为，汉、唐的边将拥有充裕的后勤支援以及统率军队的自主权；不受朝廷的干预，他们可以延聘需要的贤才，并以自己的方式训练士兵。由于可以自主决定采取攻势或守势，他们可以基于地方上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宜的决定。因此，有才能的武将得以善用敌人的缺点赢得胜利。 ?
在范仲淹看来，中央政府的过度干预，是宋军在战场上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自太宗朝以降，朝廷持续性地削减边将权力，导致干练的武将难以抵御外敌的进攻。当文臣掌管军务时，自己也成为这种政策的受害者。缺乏足够的力量与资源，尽管前线的官员持续努力改善防务，宋军仍旧没能赢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反之，大批宋军又在庆历二年(1042)于定川寨遭到围歼，这使得北宋君臣的强硬政策有所软化，文官开始强调和谈的好处，进而筹划外交协商。?
当求和的声音在宋廷逐渐壮大时，李元昊也开始寻求重回和平的可能。尽管党项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但战争仍然严重消耗了他们的经济资源，进而导致生活条件的恶化。此外，李元昊又与契丹国君产生嫌隙，乃倾向与宋和谈。通过协商，双方在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和议。赵宋与党项恢复和平关系，并以巨额的岁赐换取党项名义上的归顺。?
党项战争对于北宋文武势力关系的消长具有重大的意义。文官决定了应对党项的政策，并在军事领域建立起文官支配体系。派遣文官主导边区防务，随后成为全国性的政策。随着武官最后的舞台为文臣所占据，文士的政治优势也就确立。蔡襄(1012～1067)的一段话表露了文臣对武人权力的侵夺：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穀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 ?
由于文官已习于掌控各种重要的职位，即使任命武官担任边区的长官，也可能引起谏官的反对。显然，以武臣出掌边区虽是北宋立国以来的常态，至此时已不再为文臣所认可。例如，朝廷在庆历四年派遣武将狄青(1008～1057)出知渭州，统领泾原路的兵马。此一任命最终因为谏官余靖(1000～1064)的强烈反对而被撤回。余靖坚持指派一位文臣取代狄青，或者至少委任一位文臣分享其权力。他还强调：“求一士而分其任，纵无奇才，比于专委一夫，不犹愈乎？” ?余靖连上四份奏章反对狄青的任命案，认为即便是一位平庸的文臣，也会比只委派一名武将来得更好。余靖的话蕴含对武人的严重歧视，在此种歧视下，希冀获得重任的武官将面临严酷的挑战。
图：今人铸造的狄青像
当文官掌控了军事指挥权后，他们的仕宦生涯就可能往返于朝廷与边区之间。例如，仁宗在庆历三年(1043)因为范仲淹及韩琦在陕西地区的功绩，召他们入朝担任执政。 范仲淹与韩琦在庆历三年四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很快又在八月成为参知政事。?范、韩二人的生涯看起来与初唐“出将入相”的传统有些相似。然而，11世纪的情况与7世纪已大不相同。一方面，只有文官才享有在文武二职中交替工作的权利，武人不再有机会担任高阶文职；另一方面，文官虽然可能统率军队，但仍然不太看重军务与士兵。范仲淹在他的奏章中明确地告诉皇帝，身为一名儒生，他并没有兴趣长期从事军职。 ?
韩琦则对部将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 ?也就是说，唯有具备儒学教养并取得科举功名的人才值得尊敬。显然，范、韩二人的戎马经验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对于儒学价值及文官职位之优越性的信仰。如果将韩琦、范仲淹的经历视为“出将入相”传统在11世纪的重现，则此现象只不过展现了文人对军事、行政权力的宰制，而非文武官员的平等地位。
因为文臣，尤其是进士出身者，掌控了政府，武官无论才能多高或贡献多大，都无力挑战文臣压倒性的优势。狄青是11世纪战功最著的北宋武将，也成为文臣主要的猜忌对象。行伍出身的狄青，在对党项的战争中展露才能。他的贡献及能力吸引了安抚使范仲淹的注意。范仲淹不仅托付给狄青重要任务，也嘱咐他培养学术素养。狄青因而开始研读儒家经典与历史文献，这使他能够有效地与文士们沟通，并以其军事才能赢得他们的尊敬。
以战略知识闻名的文官尹洙(1001～1047)便是其中一个例子。与狄青讨论完统率军队的原则后，尹洙甚为称许狄青的能力，且认为他的能力即便是古时名将也不能轻易超越。 ?狄青的才能也吸引了皇帝仁宗的注意，这使他得以迅速晋升，并在皇祐四年(1052)成为枢密副使。 ?然而，狄青的成就并不能改变他出身卑微的身份。御史中丞王举正上奏反对，指出：“〔狄〕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左司谏贾黯也说：“国初武臣宿将，扶建大业，平定列国，有忠勋者不可胜数，然未有起兵伍，登帷幄者。” ?反对者特别针对狄青出身基层士兵的背景加以抨击，只是这些意见并未动摇仁宗的决定。
就在同一年，由西南边境的蛮族首领侬智高领导的叛变，令仁宗君臣大为震惊。侬智高原本仅率领五千人的军队，然而宋在西南地区的驻军寡少，让叛军在广西各地肆虐，接着围攻宋在岭南的政经中心广州。? 宋廷再次派遣文官前去镇压，先是杨畋(1007～1062)，接着是余靖与孙沔(996～1066)。 ?然而，宋军屡遭挫败，而侬智高的人马却很快增加至两万人。由于局势不断恶化，宰相庞籍意识到必须派遣经验丰富的武将主持战事，乃向仁宗推荐狄青。当皇帝任命狄青做统帅时，谏官的反对声浪旋即出现，他们力主武臣不应该享有不受牵制的军队统帅权。由于庞籍曾在陕西担任安抚使，了解武将行事受到文官监督的弊病，因此说服皇帝，让狄青在没有任何文官牵制的情况下，统领他的人马。在庞籍的支持下，狄青得以调动陕西的精锐骑兵，以对付侬智高手下的步卒，还可享有充分的权力去命令及惩处他的手下。 ?皇祐五年(1053)正月，狄青的人马在昆仑关击溃侬智高的部队，侬智高被迫潜逃至大理国躲藏。一场持续年余的危机至此得到化解。 ?
狄青的成功，是仁宗朝对抗外族进犯的第一场重大胜利。为了奖励狄青的成就，仁宗计划将枢密使高若讷(997～1055)调职，以擢升狄青为枢密使，这个想法遭到庞籍强烈的反对。庞籍认为，枢密使是武将能够得到的最高职位，一旦狄青位居此任，未来就没有可以进一步奖赏他的官职。更何况，行伍出身的狄青在任命为枢密副使时，已引起文官的抗议，更进一步的晋升，势必引发狄青与文臣间的更多冲突，终将对狄青的仕途造成伤害。
不过，参知政事梁适(1000～1069)却在仁宗面前提出相反的意见。梁适之所以支持狄青担任枢密使，全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身为枢密使的高若讷具有晋升宰相的资格，成为梁适争取相位的竞争者。相对地，狄青的武人身份使他不可能成为宰相。对梁适来说，通过拔擢狄青而使高若讷去职，将可扫除争取相位的障碍。
面对执政大臣的不同意见，仁宗原本接受了庞籍的想法，但梁适并未放弃。他通过宦官的帮忙，向仁宗表示，如果狄青不能得到相称的奖赏，未来将不再有人愿意为朝廷而战。宦官们的一再进言，终于改变了仁宗的心意。皇祐五年五月，狄青最终成为枢密使。?
狄青的晋升是执政大臣内斗的结果，正反映出无论有什么样的才能与贡献，狄青只能静待文臣来决定他的命运。即使在成为枢密使之后，狄青的未来仍旧取决于文官的意向。
图：宋仁宗像
如同庞籍所预料，狄青的高位引来了文臣的敌视。狄青脸上的刺青持地提醒文官他卑微的出身。仁宗考量到刺青的侮辱性含义，曾下诏要狄青以药物将其去除。不过，狄青回绝了皇帝的提议，并回答道：“陛下擢臣以功，不问门地阀阅。臣所以有今日，由湼尔，愿留此以劝军中。”? 基于这个理由，据说狄青经常以酒洗面，以使刺青更加明显。 ?狄青有意宣扬战功的价值，使得他深受军人的欢迎，却更加惹怒文官。更重要的是，之前的三名文臣统帅都无法压制叛军，狄青只以昆仑关一战即解决了侬智高之乱，不免让文士感到难堪。为了守护文官支配军务的正当性，一些文士并不承认狄青的成就。刘敞(1019～1068)对狄青的战功有以下的评论：
初讨智高，使杨畋以起居舍人行，其后两将败没，贼势益炽，畋以故谪守鄂州。及狄青率诸军至邕，一战破之，议者以为文士不足用，而宿儒伟贤亦不能自解，非知言者也。杨畋之官素微，又其行以使者往，而所与俱者蒋偕、张忠之徒，官皆在畋右，或宿将自负，颉颃作气，招之不来，麾之不往，且安得有功？青两府，本起行阵，能得士卒心，其势固重，而朝廷亦深借以权，州郡得擅调发，幕府得擅辟置，将校得擅诛赏，以此督战，亦安得无功？使两人易地而处，巧拙等耳。?
刘敞认为，将杨畋与狄青相比，主张“文士不足用”是昧于时势。在他看来，狄青的成功在于朝廷授予他全部的统帅权力，假使杨畋能享有相同的待遇，他也可以立下相同的功业。刘敞又说：
初议发蕃落部马击侬贼，殊怪之，何则？自古诗书所载，皆云华夏异宜，水陆异习，步骑异便。以曹操之善将，蹶于乌林，故不得不怪也。何意以此取胜哉？骠骑将军所将常选，然亦有天幸，未尝败衂，近之矣。?
主张西南方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骑兵的行动，狄青却靠着陕西蕃部的骑兵赢得胜利，只能归因于“天幸”。也就是说，狄青的成功并非靠着军事才能，只是运气使然。
尽管文人基于对武人的嫉妒，试图贬抑狄青的能力及贡献，不过狄青的军事功绩与快速升迁，却成为流布于军人及百姓间的传奇。身为知名武臣，狄青在公众场合的现身往往吸引众多旁观人潮，甚至达到阻碍道路交通的地步。关于狄青家中出现祥瑞的谣言也在京城流传。? 这些现象都招来文臣更多的猜疑与敌视。
狄青也明白，文臣对他的敌视来自他的军人背景。狄青曾将自己与著名的文臣韩琦进行比较，并埋怨道：“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处在这么不受欢迎的情境下，狄青小心翼翼避免犯下任何错误。由于政敌难以找到可以弹劾他的口实，遂让狄青担任枢密使达四年之久。直到仁宗身染重病，文臣恐惧政权不稳，才全力铲除狄青。
嘉祐元年(1056)正月，仁宗突然身罹重病，有六个月的时间无法与群臣朝会。? 为了预防政治中枢的真空，宰相与谏官秘密地计划说服皇帝册立储君。尽管这个议题对于政府来说至关重要，狄青与另一位枢密使王德用却完全没有被告知，直到立储之事已获得多数廷臣支持，两人才有所耳闻。王德用对此颇不以为然，翰林学士欧阳修在听闻王德用的反对意见后，语带轻蔑地回应：“老衙官何所知!” (51)王德用在至和元年(1054)三月被召还朝廷担任枢密使，取代因病请辞的王贻永。(52)显然，无论担任什么样的职位，武官被刻意排除在立储一事之外，文臣认为他们根本不够资格与闻国家的机密大事。
不过，尽管许多文臣很热心地想确立储君，仁宗的回应却很冷淡，他显然仍期待获得亲生子嗣，而无意收养宗室之子为储君。帝位继承人的不确定，加上皇帝健康的恶化，使得文臣对政权安定感到忧心，而天灾的降临更增强了此种恐惧。从嘉祐元年六月开始，持续的大雨给北方带来了严重水患。到了七月，彗星出现于天际，更使人相信动乱即将来临。在恐慌的情绪下，文臣致力于去除可能危及现有政治秩序的威胁。军人对于狄青的爱戴，让他成为文官急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持续地上奏要求将狄青免职外放。例如，欧阳修说狄青虽无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 (53)
可见，文臣要求狄青去职的理由并非基于具体事实，全出于主观上的猜忌，得到军人支持的武臣对政权是潜在的威胁。到了八月，狄青被解职，外放陈州。七个月后，狄青在陈州过世。 (54)
在狄青遭到外放后的三个月后，王德用也在御史赵抃的接连指控下，被迫辞去了枢密使一职。批评者指摘王德用贪污徇私且健康欠佳，不应继续担任枢密使。然而，根据南宋史家李焘(1115～1184)的考证，赵抃之所以批评王德用，很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反对建储。(55)
狄青与王德用的罢职，显示不论他们的职位多高，武官都缺乏抵挡文臣批评的能力或资源。对于在仁宗朝出任枢密院长贰的武官而言，维系职位的最好方法，是将自己定位为朝堂上无所作为的装饰。王贻永(1056年逝世)的生平提供了一个范例。在枢密院担任要职长达十五年的王贻永，被形容是“常远权利，归第则杜门谢宾客，迄无过失，人称其谦静”。(56)
可见，文人们欣赏王贻永的谦虚谨慎与远离权力。王贻永的消极不作为，使得他虽然长期担任枢密院的高官，却没有任何实质成就被记录下来。唯一被史家记录的事件是：在庆历年间，深受仁宗信任，位居入内押班的宦官杨怀敏曾向执政官员提出赏罚数十名官员的建议，多数官员畏惧杨怀敏的权势，只有王贻永发怒地回应：“押班如此，腾倒人太多，宁为稳便!”致使杨怀敏难堪地离去。这个结果使其他文臣甚为满意，并说道：“常得此老发怒，大是佳事。” (57)这个评论意味着王贻永鲜少在廷议时表达他的意见，这显然是他能够长居此位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仁宗朝武官的处境与五代前期的宰相颇为类似。
狄青与王德用于嘉祐元年因谏官的弹劾而去职之后，在仁宗朝余下的时日里，武官不再担任枢密院的长贰。(58)也因如此，所有重要的朝廷职位都转入文臣之手。在仁宗剩余的统治时间里，朝臣一直因皇帝健康的欠佳以及储位的虚悬而感到不安，这也导致文官更加猜忌武人，以求稳固捍卫他们的权力。当文官彻底掌控枢密院后，他们不仅决定了军事政策，也把持了武臣的任免大权，文官的压倒性力量至此达到了最高峰。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政治演变，一个全由文人支配的政权，终于在仁宗朝晚期得到确立。
(完)
注释
①关于仁宗所受教育的细节，见黄燕生《宋仁宗、宋英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第19～24页。
②有关北宋监察制度之转变的讨论，见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卷六，第479～480页；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32～33页、第118页。
③关于仁宗时期台谏官的讨论，见James Liu(刘子健), Ou Yang Hsiu: An Eleventh Century Neo Confuciani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59-64。
④真宗朝以降，所有的台、谏官都是文臣，且绝大多数拥有进士功名，见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第88～94页、第135～138页。
⑤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三月，第2402～2403页。
⑥(宋)文莹：《湘山野录》卷b，第3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五，天圣五年八月，第2446页。
⑦(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四，中华书局，1984，第52～5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五，天圣五年八月，第2446页。
⑧《渑水燕谈录》卷五《官制》，第6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五，天圣五年八月，第2446页。
⑨参见何冠环《败军之将刘平(973—1040后)——兼论宋代的儒将》，《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8，1999，第104～110页。
⑩(宋)穆修：《河南穆公集》卷二《上大名陈观察书》，收入《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杭州叶氏藏述古堂影宋本，第11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八月，第2798页。
关于党项的西向扩张，以及李元昊对宋政策之讨论，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pp 179-187;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40～46页。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二三《武恭王公神道碑铭》，第162～165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正月、五月，第2894、2907页。
参见何冠环《败军之将刘平(973—1040后)——兼论宋代的儒将》，第115～123页。
见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黎明文化事业，1981，第19～20页。
关于任福之败的细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171～173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月、十一月，第3190～3191页、第3196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四月，第3241页。
《儒林公议》卷上“范仲淹帅环庆抗章”，第60页。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闰九月，第3298～3299页。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二月，第1115页；卷五一，咸平五年四月，第1124页；卷五二，咸平五年七月，第1140页。
(宋)陈长方：《步里客谈》卷上，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第1页；《石林燕语》卷四，第53页。
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冲突，见James Liu, Ou Yang Hsiu: An Eleventh Century Neo Confucianist, pp 29-38。
范仲淹的三篇上表，见(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六，收于《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76、17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景江南图书馆藏明翻元天历本，第127～131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一三八，庆历二年五月、十月，第3266、3312～3313、3315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第2933页；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四月，第3240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康定二年五月，第3013页。
自康定二年年末，宋廷中求和声浪即逐渐增强，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康定二年十月，第3192～3194页；卷一三五，庆历二年正月，第3218页。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pp 188-189;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56页。
(宋)蔡襄：《蔡襄集》卷二二《任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384页。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第3626～3633页。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〇，庆历三年四月，第3363页；卷一四二，庆历三年八月，第3417页。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六《让观察使第一表》，第128～129页。
(宋)王铚撰，朱杰人点校《默记》卷上，中华书局，1991，第16页。
(宋)王珪：《华阳集》卷四七《狄武襄公神道碑铭》，收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17页；(宋)余靖：《武溪集》卷一九《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常熟瞿氏藏明成化本，第5页。
《华阳集》卷四七《狄武襄公神道碑铭》，第14～15页；《武溪集》卷一九《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第1～2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第4153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四、五月，第4142～4146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第4147页；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八月，第4168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九月、十月，第4174～4176页。
关于昆仑关战役的过程，见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218～219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五年五月，第4207～4209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第4153页。
《石林燕语》卷七，第103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二月注引，第4197～4198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二月注引，第4198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八月，第4435页。
《默记》卷上，第16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嘉祐元年正月，第4394页；卷一八三，嘉祐元年七月，第4423页。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七月，第4424页。
(52)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至和元年三月，第4255页.
(5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七月，第4426页。
(5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三，嘉祐元年七月、八月，第4426～4429、4435页；卷一八五，嘉祐二年三月，第4473页。
(5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四，嘉祐元年十一月，第4451～4452页。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至和元年三月，第4254页。
(5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至和元年三月，第4255页。王贻永的传记，见《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中·王贻永传》，第13561～13562页。
(58) 嘉祐元年以后的枢密使与枢密副使名单，见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第976～978页。
作者简介
方震华，祖籍上海，1966 年生于台湾台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硕士，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以唐、宋时期政治、军事史为主。
本书简介
本书从描述文官与武官政治权力自唐末至北宋中期的消长过程入手，分析导致双方在文化认同上由模糊转变为严重对立的因素。权力争夺是导致文、武官之间关系紧张的主因。为了争取君主的重视，文士将武人描述为贪婪无知，而强调自身具有学养、道德的重要性。随着文官权力自后周、北宋逐步扩张，文士对武官的歧视日益加深，并透过制度的规范，阻止文、武官身份的转换。文、武官对立因而成为宋代政治上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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