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过四十的男人,陷入热恋后跑去与猪决斗 | 短史记
2019/9/30 11:07:27林九言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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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章衣萍,一度与鲁迅过从甚密。
《鲁迅日记》1924年9月至1930年1月间,共记有二人间的交往共150余回。①
1930年,章衣萍出版了一册《枕上随笔》,该书旨在“仿世说新语体,记载许多师友的风采议论”。其中录有一则“鲁迅与猪决斗”的逸闻: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叭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侯,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②
与啃吃相思树的猪决斗而“不便告诉”同事的原因,自然无非是“相思”二字。

图:章衣萍《枕上随笔》1930年初版封面及内页
自1926年秋至1927年初,鲁迅在厦门大学待了100余天。期间与身在广州的许广平,几乎天天情书往来。其孙周令飞曾统计称,“两人分处两地四个多月,饱尝了人间的相思之苦,他们在四个月里往返书信多达80多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③
年过四十的中年人,仍如初恋般充满了盲目的激情,见不得猪啃相思树而要与之决斗,自然是难能可贵。
只是,这种盲目的激情若逸出二人世界,涉入社会事务,又不免造成种种误伤。鲁迅介入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女师大风潮”,有学校与社会两重特殊时代背景。
学校方面,长期存在着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的势力盖过校长、教授乃至整个校方机构的问题。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沉痛言及这种乱象:
“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一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④
社会方面,政客们操弄学生为其冲锋陷阵,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气。“女师大风潮”背后,即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暗中鼓动。具体负责其事者,则是李石曾等人。
顾颉刚曾披露道:
“他(李石曾)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而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具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会拨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甘心情愿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⑤

图:青年顾颉刚
顾颉刚写于1950年的这段回忆,大致准确。惟其中有两处交待含混不清。
其一,李石曾当年在北平鼓动学生闹事进而“抢学校”,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其身为国民党元老的一种“职务行为”。
“女师大风潮”本来只是单纯的校内纪律问题。1924年2月,杨荫榆接掌女师大,正值该校“学生自治会”势力最为鼎盛之时。杨留美归来,孜孜于以整顿纪律为先。11月左右,杨欲开除三名迟到两月有余的学生,遂与“学生自治会”发生激烈冲突,后者要求杨荫榆去职离校。1925年3月份,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杨荫榆反对女师大学生参与公祭孙中山的政治活动,“学生自治会”并不理睬。
至晚在1925年的5月份,国民党人已经介入到了“女师大风潮”之中。
5月7日是“二十一条国耻日”,杨荫榆在校举行演讲,登台时遭到学生自治会的抵制,“学生久已不承认杨为校长,于是即派学生自治会职员,请杨退席”,杨请警察入校维护秩序无果,其办公室反被学生查封,并堵住校门不许杨入校,杨只好在校外租房办公。5月9日,女师大校方组织的“评议会”决定开除许广平、张平江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据许广平回忆,大约在这个时候,她们与李石曾等人建立起了联系:
“不久杨荫榆公布了开除六个学生的名单。……张平江是国民党(笔者注:风潮期间,许广平本人也已是国民党党员,受限于回忆文章的写作时代,许对自己的这一身份略过不提),是四川人,她去和张继、李石曾、易培基等联系。当时国民党也受段祺瑞压迫。”⑥
另据国民党北京执行部1926年1月份的一份报告,1924年该部尚未完全掌控北京的学生活动;1925年5月7日,是该部在操作群众活动方面的一个转折点,李石曾则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十三年(1924年)一年间,北京方面之学生运动只能谓为北京学联会中之同志所领导,不能谓为党部所领导。自本年(1925年)五七国耻日起,北京学生联合会党团成立,所有一切北京群众运动,始渐归北京执行部所主持。……第一次大会(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案同胞雪耻大会)为六月十四日,到会者十余万人,主席为李石曾同志。”⑦
李石曾欲以“女师大风潮”作攻击北洋政府的武器,故在运动中赤膊上阵,批判教育部长章士钊——1925年8月2日,李石曾、易培基等人作为“各界代表”在中央公园发表讲话,支援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抨击章士钊支持杨荫榆解散参与运动的四个班(当时,三十余名学生占据女师大校园,不许校方入内已三月有余)。李在发言中宣称:章士钊此举,是受了帝国主义的驱使,要整顿外交,非先清理内政不可。

图:国民党人李石曾
次日,章士钊出席欧美同学会,碰到李石曾。章当面质问李有何凭据将女师大问题定性成外交问题,李回答不出,只好说:学生在开“沪案后援会”,政府不该在这个时候解散她们。章又问李:“校长为学生驱逐出校、封闭办公室,不准办事人等出入,如是者三四月,石曾为政,将从何处理乎?其将保留学生,径免校长之职否乎?”李石曾无言以答。⑧
无言以答的背后,是李石曾并不在意女师大纠纷的孰是孰非。
稍后,女师大被章士钊下令取消,在原址另成立女子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师组成反对派“武力保校”(驱逐前来接收校产者)未果,也于1925年9月份在宗帽胡同举行“开学典礼”,继续维持女师大。据许广平称,“付房租,维持学生的费用,则由李石曾负责解决。”
上述“不论是非只论立场”的行事准则,稍后也出现在了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一手掀起的“北大脱离教育部”风潮之中。
1925年8月18日,为将女师大风潮推向新的高峰,将更多的高校卷入进来,李石曾、顾孟余等人谋划操纵了一次“北大评议会会议”,通过了两个议题:(1)北大需因女师大事件向教育部表示姿态;(2)北大决定脱离教育部以示抗议。在召开评议会的通知中,李、顾诸人并未说明将要讨论如此敏感而重要的问题,以致诸多评议员缺席,李、顾派系之人占据了优势;投票过程中出现6票VS6票的平局时,担任主席的顾孟余放弃中立立场,违规参与投票,使李、顾派系的主张取得优势。这场选举引起了胡适等人的不满,造成了北大内部的分裂与动荡。
上海光华大学教务长朱经农的旁观,大致可以代表当时教育界一般人士对李石曾及其活动的认知。该年9月4日,朱经农致信胡适、陶孟和等人说道,
“这一次北大脱离教部关系,实在没有道理。李石曾的政治行动,令吾人失望,女师大风潮久延不决,愈闹笑话愈多。杨荫瑜脑筋固然太旧,女学生的举动也未免太新奇了。现在北京教育界太没有主持公论的人。Demagogue(煽动者)利用青年,……可笑亦可叹。”⑨

图:学生时代的许广平
其二,鲁迅介入女师大风潮,痛骂杨荫榆,并不全然是被李石曾“拨弄”与“利用”。支持许广平,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鲁迅本来无意介入女师大事件。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这封信署名个人,实是众人商议之作,且是“写好之后,给林君看过同意了”之后才送出的。信中谈了一大段“北京学界上有一驱逐校长的事”,诉苦说自己“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希望鲁迅出手“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
鲁迅收到信的第二天,就写了回信,但他的回应是消极的:“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3月15日,许广平给鲁迅回信,继续抨击中国的女子教育,痛骂女校里的学生只会捧读线装书和企图得到文凭而不关心社会,鼓励鲁迅挺身而出,“请先生不必怕上讲台讲话吧!”
3月18日,鲁迅回信,却说“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祗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仍主张不必挺身而出时,就不要挺身而出,如此可以“多留下几个战士”。
3月20日,许广平给鲁迅回信,说了一番想要用大砖头将黑染缸彻底打破的话。23日,鲁迅回信提及正在准备破坏黑染缸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26日,许广平复信,强调自己正在单独进行无党派背景的驱逐杨荫榆的运动,热切询问鲁迅搞破坏的人是否真的存在,是否是去“做土匪”,并表态愿意参与其事,做一个冲锋陷阵的马前卒。
31日,鲁迅回信,说明自己“无拳无勇”,所谓搞破坏的人,仍只是写写稿子,而不是去做什么其他的事,因为“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
4月6日,许广平复信鲁迅,称女师大事件“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了”,请求鲁迅亮明态度——“先生世故较后生小子为熟识,其将何以教之?”且拿孙中山“无拳无勇”奋斗几十年来反问鲁迅:“先生果真自以为‘无拳无勇’而不思‘知其不可为而为’乎?”
4月8日,鲁迅却在回信里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4月10日,许广平回信,继续倾诉“现在所最愁不过的,就是风潮闹了数月,不死不活”,希望寻找到若干同志,“暗中进行博浪一击”,末了罕见地“逼宫”鲁迅:“请先生朱笔大加圈点吧!——也许先生的朱笔老早掷到纸篓里去了!奈何!?”4月14日,鲁迅回信,态度仍如既往:“来信所述的方法,我实在无法说是错的,但还是不赞成。”⑩
鲁迅首次介入女师大风潮,已是1925年5月10日。
该日,他写了《忽然想到》一文,一反以往的立场,公开支持许广平等人以暴易暴,“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5月12日,文章在《京报副刊》发表。
这种立场的转变,与鲁迅、许广平二人关系的转变是同步的。
也是在5月份,许广平开始在书信中称呼鲁迅“嫩弟”(之前称“鲁迅师”),鲁迅则称许广平“广平少爷”(之前称“广平兄”);再往后,他们互相间的称谓还将进化为“嫩棣棣”、“小白象”、“小刺猬”。而鲁迅写文章介入女师大风潮那天,恰是许广平被杨荫榆开除的第二天。
自此,为了爱情,鲁迅一反“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的习惯性立场,站上了女师大风潮的风口浪尖。先是痛骂杨荫榆,给其扣了一顶“寡妇主义”的帽子,再痛骂对风潮意见不同的陈源,名之曰“叭儿狗”,后又将教育部长章士钊告上法庭。最冤者莫过于胡适,被鲁迅不点名地辛辣嘲讽,说他“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蒙着公正的皮”、“丑态催人呕吐”……

图:鲁迅与许广平母子合影
同事钱稻荪,对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的这种亢奋,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观察:
“鲁迅身体并不很健康,常生病,瘦瘦的,我看他顶起劲是在女师大风潮中。当时他精神很兴奋。我吃一惊,觉得他精神上有些异常。”
其实,一个四十岁的男人陷入热恋,“精神上有些异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925年10月,杨荫榆自女师大去职,易培基继任校长,风潮暂告一段落。许广平撰文《风子是我的爱》,以“风子”暗指鲁迅,公开宣布:
“偌大的风子,当我是小孩子的风子,……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
一年后,这陷入热恋的“俘虏”仍亢奋未消,在厦门大学的相思树下,与猪决斗了起来。
注释
①房向东,《鲁迅与他的论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P311。
②衣萍/撰,《枕上随笔》,北新书局,1930,P07。
③《许广平写诗点燃鲁迅激情 鲁迅曾为爱情与猪决斗》,广州日报2007/01/19。
④蒋梦麟,《蒋梦麟自传》,华文出版社,2013,P137~138。
⑤《顾颉刚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98~111。
⑥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P98。
⑦《北京执行部报告书》,1926年1月,收录于《党史研究资料 第二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⑧孤桐,《与李石曾谈话记》,《甲寅》第1卷4号。
⑨朱经农致胡适、陶孟和等,1935年9月4日。收录于《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249。
⑩本文所引鲁迅、许广平书信,均出自《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具体页码恕不一一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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