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国家创新体系：以人为本，面向未来
2016/4/15 千人智库
英国学者弗里曼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NIS)理论。他指出，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而国家在创新推动中具有核心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芬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将NIS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国家。
芬兰的林业资源丰富，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对于长久发展而言，芬兰位于欧洲最北部，远离中心市场，且固有资源有限，国内市场小，需求不足，特别需要创新来刺激经济。经过分析，芬兰政府设计了一套最适合自身国情的创新策略及其运作模式，概括起来为：资源整合、知识经济主导，以及注重国际合作。经过实践中的不断调整，芬兰形成了包含教育和研发投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风险投资和提高企业出口创新能力的较为完善的创新体系。
2015年1月下旬，我受芬兰外交部邀请，参观访问了芬兰清洁技术领域的多家企业，以及位于赫尔辛基的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简称Tekes)，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个北欧小国的创新氛围和“工程师立国”的精神，也有幸专访到Tekes上海地区事务负责人、芬兰驻沪总领事馆科技领事贺亚盟，请他介绍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芬兰经济发展的芬兰国家创新体系。以下是我对贺亚盟的访谈。
近90%芬兰企业的创新与Tekes有关联
记者：在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
贺亚盟：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由芬兰贸工部创立于1983年，是芬兰投资于研发的主要国立机构，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研发创新项目提供资助及网络支持，鼓励并推动企业和科技团体以及制造商、供应商、顾客和终端用户之间的合作。Tekes的局长是由芬兰总理领导的国家创新委员会的成员，对芬兰的创新政策负责。Tekes作为独立决策机构，为国家的创新政策建言，并聚焦一些特定的领域，联合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实施一些前瞻性的国家技术计划(时间一般在5年左右)，从而推动产业群的形成。
将近90%芬兰企业的创新与Tekes有关联。近年来，Tekes的投资金额持续增长，投资资金60%流向了公司(其中70%属于中小企业)，40%流向了科研机构。资助领域包括：市场调研、推广，研发更好的产品以及开发管理层。此外，Tekes在芬兰还负责发起、开展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国家项目。
“我们资助像芬兰冬季滑板运动员那样的企业”
记者：通常什么样的企业和机构会得到你们的资助？
贺亚盟：我们所资助的企业类型就像芬兰冬季的滑板、滑雪运动员，有冲劲、勇于冒险，并且因为我们的资助，能够跳得更高。我们希望这些企业能与大学合作并承担更多的风险。上世纪80年代初，芬兰在造纸、纸浆和金属等行业需要创新，所以我们建立了国家技术创新局，资助了大量通信技术领域的企业。对于诺基亚和一些软件企业，这些资助都成为了它们成长道路上的加速器。现在我们资助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商业、服务业以及如何将产品更好地整合到一起来提高公司的价值。资助类型包括：由企业提出的自下而上的项目和由政府提出、由企业来申请执行的自上而下的项目。Tekes给大企业提供资助的前提是它们承诺与中小企业开展合作；资助研究型大学和像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VTT)这类的研究机构，则是希望它们在未来能够创造出更好的商业模型。可以说，Tekes的投资影响公司的策略、其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合作，以及合作项目之间的挑战程度、风险、质量和思路。
在芬兰的能源利用中，可再生能源占35%，这在整个欧洲都不常见。迄今为止，芬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纯净的国家。我们一直努力使申请资金的企业体会到环境质量的提升与公司经济的增长是可以同步的，两者并不矛盾。Tekes每年用于清洁技术领域创新的投资约为2亿欧元，年产出600种清洁技术。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到2020年，清洁技术领域的从业人员达到4万人，总体销售收入翻一番。我们希望未来有像“愤怒的小鸟”或“supercell”这样因为受到我们的资助而发生巨大改变的企业故事发生在清洁技术领域。
Tekes并不要求企业严格按照项目申请书花钱
记者：Tekes的项目评估机制和投资形式各是怎么样的？
贺亚盟：通常Tekes会一次发起20个项目，它们各自会持续4到7年，单个项目的投资金额在500万到2000万欧元之间。资金支持采取贷款(不要求抵押，利息低于银行)和拨款(不要求任何回报)两种形式，后者充分体现了对参与者尽力而为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的项目的宽容。企业平均只要花58天时间即可完成资助申请手续，这样的高效使得Tekes在服务质量调查中获得好评。
在确定项目之后，Tekes会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讨论，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让大家竞争申请项目资助。通常Tekes会鼓励公司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以使科研成果不至于单纯只是学术化。现在Tekes共有360人，其中200多人属于智囊团的顾问。Tekes的项目评审专家组成员是其内部具有非常好的各行各业背景的政府官员。他们充分地了解各个行业正在发生什么，哪些机构、企业是相关领域中表现最佳的，但他们自身与申请资助的企业、机构没有利益关系。为确保项目申请方与评审者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不存在，Tekes配有专门的随机审查员。
Tekes对于资助项目的评估标准是：是否有新的想法、新的价值。我们提供50%的项目支出，公司也要有自己的资源以提供另一半的支出。一般需要多少预算由企业自己提出，Tekes评估预算的可行性。
Tekes是风险投资机构，风投行业内部流传一句话：“If all our projects succeeded, we have made mistakes.”翻译成中文就是：如果所有我们投的项目都成功了，那我们实际上已经犯了错误。受我们资助的企业、机构会定期向我们汇报项目的进展。我们也有第三方评估方对申请项目的企业进行评估。当项目运行不好或我们在沟通中发现有问题，我们可以要求终止项目或调整其运行方式。一般一个为期一年的项目需要向我们汇报一次，但也可以多几次。在听取汇报后，Tekes会阶段性地付钱给项目。我们并不很在乎企业一定要把钱用到之前在项目申请书上涉及的领域，我们是否继续拨款的参考依据是它们是否用这笔钱得到了自身的成长，并给芬兰经济带来了影响力。总的说来，Tekes的投资失败率约在15%左右。
关注个人，也注重搭建创新合作网络
记者：从创立之初至今，Tekes鼓励创新的策略和投资方向有过大的变化吗？
贺亚盟：Tekes的目标是：创造竞争力，使国家变强。其鼓励创新的策略随时间而变化。早先芬兰与前苏联有紧密的联系，前苏联解体后，芬兰也受到了影响。1990年代，芬兰经历了建国后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那阵子，芬兰用5年时间完成了国家对创新的投入较从前翻一倍。也是从那时起，许多企业埋下了创新的种子，诺基亚开始崛起成为通信行业的巨人——1980年代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聚焦森林造纸业的公司。从1980年代到2007年，芬兰的研发投入占GDP总量由2%提升至4%，到2014年，政府和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总投入达70亿欧元。
芬兰政府在加大创新投入的同时，也开始发展公众、私有的合作伙伴网络。政府机构、研究所、大学和大、中、小公司紧密结合，这也是芬兰创新成功的秘密。
从1990年到2000年初，芬兰的创新支持更多地关注技术领域，但“创新”的本意不仅指技术创新。现在，投资资金更多地用于支持一些不可触及的技术、概念、想法、商业模式，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同一件事。比如说：我们鼓励员工对工作环境进行创新。事实上，权力下放有利于激励员工的创造力。员工感到工作愉快了，间接地也会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又比如，近5年在赫尔辛基有一件盛事——Slush，它是全欧洲最大的刚起步中小企业和风投的盛会。2014年11月，包括3300个刚起步的公司和众多风投公司千余名投资人在内的总共14000人参加了这个盛会。这背后是阿尔多大学在5年前启动的一个叫“start up sauna(启动桑拿)”的项目，该项目鼓励学生把创新点子转化为实用的创业项目。我们芬兰的风格是：既关注个人，也关注合作网络。因为我们是小国，更需要集中力量。
当年Tekes支持诺基亚时，每年有1000万到1500万欧元投给诺基亚的项目。有人曾经质疑：有没有必要去支持一个已经这么大的企业？从Tekes的角度看来，确实，诺基亚不需要我们的钱，但我们需要诺基亚与更多的中小企业合作，带动它们一起发展，从而帮助我们建立创新网络。因此，许多项目要求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联合申请。这笔钱不大，但像一个胡萝卜，可以指挥其他项目。当时也是芬兰造纸、ICT、重金属等领域的很多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海外的时候，如诺基亚的制造业部分就迁移到了亚洲的中国、印度和南美。Tekes的投资充分考虑了国家的发展和为芬兰提供长久就业的需要。
上个世纪最后10年，当你问芬兰的大学生毕业后想去什么地方工作，他们会说想去像诺基亚、通力这样的大公司；现在你再去问他们，他们会说想创办自己的企业。这可以说是芬兰国家创新策略从系统设置上改变所产生的结果。Tekes的策略也随之改变，重点是支持中小企业、刚起步的公司，帮助它们走向全球化。在大学教育中，也有相应的课程告诉学生如何成为私营企业主。
现实中的改变发生在2007年，当时整个欧洲的经济衰退，芬兰也受到影响。当诺基亚把手机业务卖给微软时，很多员工离开了诺基亚，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或转身成为了对其他中小企业进行投资的投资人。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500多个原诺基亚员工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领域，而诺基亚在出售手机业务后，近期营业额也已经开始上涨。
尊重学生兴趣的教育夯实创新基础
记者：我看到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从2000年起，芬兰好几年在综合竞争力评选中居世界第一，历年基本位于前十。其中，创新、教育和培训、全民医疗保健和专利技术等分项尤显优势。很多教育领域的资深人士都了解，芬兰的教育拥有非常高的质量。您如何看待教育在芬兰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贺亚盟：芬兰的国家创新体系有两个单独的系统并存。在一个系统以技术和经济发展为导向，加快创新产业化的节奏的同时，另一个系统着重以教育和研究夯实创新基础。芬兰孩子7岁开始上学，前3年每天只上4小时学，一周共上20小时，边学边玩，在玩中学。15岁以后，学生们开始学习阅读、科学、医学等。在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评价体系中，芬兰学生的得分一直很高，2010年在3个方面位居全球第一。创新来自倡导“Playing with your minds(用你的脑子玩)”的教育。当孩子在年幼时享有自由，他们从玩耍中学习到的那些能力到长大后还是可以被运用的。芬兰人认为，一个学生在20岁的时候选择专业还是太年轻了。所以大学给予学生的专业选择范围是很宽的。上大学一年后，学生随时可以更换专业。除了热门专业有门槛，其他专业都很开放。初中毕业上技校的学生，之后仍然可以申请上大学；高中毕业的学生可以申请上高等技校或大学。高等技校也颁发学士文凭。我自己刚开始学的是生命科学，但后来就转了。我大学班上十分之一的同学后来换了专业。当然，高福利、衣食无忧、为兴趣而工作，这些也为芬兰人的创新提供了重要保障。创新者需要有点闲，有点自己的空间。
采访手记：薄荷味的创新
芬兰经济实现由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只用了二十多年。在欧洲经济总体衰退的环境下，2013年芬兰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仍然位居全球第三，创新力排名全球第二。为何这个北欧小国始终能够保持稳步发展，并在创新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绩？除了记者此次在芬兰参观访问期间强烈感受到的其“工程师立国”的务实精神，对贺亚盟的采访也为我进一步揭示了芬兰国家创新体系的精髓。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中认为，“创新”是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在实践中，“创新”深入到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不同国家对于创新有不一样的理解。例如，前苏联采取的是军事战略导向的创新体系，美国采取的是企业主导的自由创新，日本则以教育立国快速提升国家竞争力。芬兰是国家创新系统(NIS)理论的优秀实践者，以政府为主导、Tekes为核心机构的芬兰技术创新体系克服了科研、开发和应用的脱节，使该国科技事业走在“开放式、多层次、跨领域、实用化”的系统发展轨道上。
访谈中，给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贺亚盟所介绍的芬兰如何充分运用“资源整合”思维，将创新思想贯彻于“人”，培养全民主动创新意识的做法。比如诺基亚的手机业务被微软收购后，500多个员工离职去创业，而且大多留在通信技术领域。芬兰政府相信国民个体如果拥有创造力，就算个别大企业倒闭，整个国家依然是保有创新实力的。与其国土之小相反，这样的国家创新战略颇具胸怀和气魄。
在诺基亚公司并不缺钱的年代，芬兰政府依然通过联合申报项目资助诺基亚，目的是借其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芬兰人对于建立社会创新网络的重视，给予创新者充分的自由和宽容，在正号召“万众创新”的今日中国和正热议如何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的上海，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教育理念从源头夯实着创造的基础。芬兰人相信，当孩子在年幼时根据自由的兴趣从玩耍中学到的那些能力，对他们成年后都是有用的。“在制定教育体系的改革目标时，一个主要要求就是如何理解在数十年里人们对工作生活的需要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这为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宏观分析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了发展这些技能，人们将更有针对性地被引导去发现自己的个人优势从而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从《印证芬兰》一书中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手中正摆弄着赫尔辛基GLO酒店早餐桌上的一枚牙签，书中面向未来的教育理念和视野深深打动了我。那枚牙签看起来与普通牙签没有任何区别，而我分明地了解它的特点：它带有清新的薄荷味，充分体现了芬兰人对于创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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