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大老校长杨叔子：教育的主旋律是“育人”，而非“制器”
2022/11/8 11:30:00 千人智库
11月4日晚，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首位院士，杨叔子先生在科学领域中的贡献无疑是卓越的：研制出“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系统”，使国内传统机械工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我国首倡智能制造，将人工智能和机械制造紧密结合……
院士、科学家、机械专家这几重身份之外，杨叔子先生在强调人文精神、立德树人方面的远见卓识更让他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1953年读大学时的杨叔子
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是杨叔子幼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杨叔子生在书香世家，幼年时随父亲躲避抗日战火，无法入小学接受正规教育，5岁起便在革命元老的父亲杨赓笙指导下念古书。直到9岁入高小学习时，他已遍读《四书》与《诗经》《书经》，唐诗三百首与百篇古文更是烂熟于心。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心中埋下家国情怀的种子。
深厚的传统文化家学底蕴织就了杨叔子一生的爱国情怀。他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科学技术，就是落后，一打就垮；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人文精神，就会异化，不打自垮。”
1981年，他被公派到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为期一年。临近访问期满，美国方面以优厚的待遇来挽留杨叔子，希望他延期返华。当时，他的一年工资只相当于600美元，而在国外，一位教授年薪至少数万美元。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国？”杨叔子反问：“为什么不回国？”
杨叔子和夫人徐辉碧
回国后，他在华中工学院大力推进时间序列分析在国内机械制造领域的应用，开设了《时间序列分析及其工程应用》这门研究生课程，及时把国外先进成果传递回国，填补了国内在时间序列研究领域的空白，使得中国的时间序列研究达到甚至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1984年底，他与同事接下了一项世界难题——“钢丝绳断丝在线定量检测”，用仪器自动检测出钢丝绳中一个捻距内的断丝数量。长期以来，国内外均未找到对钢丝绳断丝数量进行准确定量检测的方法，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杨叔子素来的行事风格是“见困难就上”，他相信中国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攻克这一国际性难题。
1978年在华工校门口与学生合影
仅花一年工夫，他们就研制出“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系统”，这一系列仪器在断丝定量检测技术方面是国内首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荣获国家发明奖。直到今天，这项技术在国际仍处于先进水平，不仅运用在钢丝绳上，也运用到了油田的抽油管上。
像钢丝绳的断丝定量检测这样的机械设备诊断难题，只是杨叔子解决众多理论及实践课题中的一个。
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机械设备日益增多，对机械设备进行诊断便成为现代工业技术研究的热点，杨叔子迅速进入了机械设备诊断领域，做起机械“医生”。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发起智能制造工程，杨叔子敏锐地注意到人工智能与机械制造相融合的新趋势。将人工智能引入机械工程，提升制造领域的智能化水平成为杨叔子科研生涯中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凭着这些创新成果，1991年，58岁的杨叔子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成为华中科技大学第一位中科院院士。
杨叔子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华中科技大学第一位院士
他是科学家也是诗人
虽是理工生，杨叔子却浪漫细腻，热爱写诗。在他的自传《往事钩沉》中，每翻两三页就会出现他写的古诗。无论是留校、入党、结婚等人生大事，还是送别同事、外出旅行、阅读书籍等日常感怀，他都用诗歌来抒发和记录。60余年来写下千余首诗稿。
爱好文学的他，也尤其重视对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并率先倡导在全国高校尤其在理工科高校中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图为20世纪90年代初在实验室指导研究生
1993年，时任校长的杨叔子收到一封学生来信，信中说：“中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不及格，不能获得学位，我赞成，因为改革开放要用外语；但是学生在日常写作中错别字一大堆，用词不妥，造句不通，文章不顺，竟然也可以拿到学位。请问校长，这应作何解释？”
杨叔子将这封信带到了校长办公会上。
在他的提议下，一个我国高等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决定诞生了：不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必须通过学校组织的“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不合格者不予颁发学位证书。同时，系列人文讲座也在他的倡导下开始创办。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风暴”由此发端，并迅速席卷全国，清华、北大、南开等名校纷纷加入人文素质教育的大潮。
要求博士生背《论语》，语文不及格不发毕业证
多年来，他对自己的博士生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严格要求，就是博士论文答辩前要先背《老子》，后来又加上了《论语》的前七篇。这一“另类”要求也给杨叔子带来了不少争议，但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浮躁、焦虑和压抑，他坚信自己是对的，因为工程师不能成为“文(人文文化)盲”。
“背是形式，最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浮躁的心宁静下来，让人的精神升华起来。”
杨叔子是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素质讲堂的倡导和推行者。1993年之后，在他出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4年多时间里，他大力推行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在这所理工院校掀起声势浩大的“人文风暴”，其影响力波及全国高校。
杨叔子在高校中倡导并率先开展文化素质教育，使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成为中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图为1995年，杨叔子与学生在文化素质教育讲座后交流。
每晚教学楼阶梯教室挤满了学生，人文素质讲堂成为一代华科人的记忆，成为时代的风景线。不少外校学生也从三镇各处慕名而来。永远不够坐的260多个阶梯座位，即便是江城炎夏时节，悬挂在空中的也只有5只老式吊扇；有时同一时间有几个人文讲座，也只能让那些著名的学者们屈就更小的教室。
直到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给每一个学子都深刻地烙上“人文”痕迹——所有学生，每年考一次中国语文，不及格不发学位证；理工科学生每年必须拿两个人文学科学分，否则不能毕业；“中国语文”课程作为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不及格不发毕业证。
杨叔子给本科生上课
“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他多次公开呼吁，取消中学文理分科，改革中小学课程体系，开展素质教育。“文理分科培养出的是1/4人，甚至是1/8人。”在许多公开场合，杨叔子都毫不留情地直陈其弊，“分科太细，甚至学工的不懂理，更不懂文，学机械的不懂电气，学制造的不懂汽车，如何能有交融和创新？”
杨叔子担任校长期间经常深入学生中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图为1995年与学生在一起。
杨叔子院士对人文学科的倡导，也在学生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就在今年9月举行的华中科技大学2022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引用了杨叔子的一段话：“大学教育必须把科学和人文融合起来，大学的主旋律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他以此寄语新生，为国成才而不仅是个人求学，关注学术而不仅是关注学分，要成为既有科学精神，又有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真正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附 《育人而非制器——杨叔子口述史》文摘】
“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响，举起了铁锤响叮当，造成了犁锄好生产，造成了枪炮送前方……”
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唱的歌，这歌声也坚定了我上大学学工、学机械制造和努力学好专业的决心!
1951年底到1952年初，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国家政策做出调整，中央决定：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加强工业现代化建设，为此，国家急需大批现代化建设人才，特别是工业现代化建设人才。
当时，中央决定：一方面大力开展扫盲运动，以及加强工农速成学校学习，对于旧中国留下来的极高的文盲率，这种方式非常见成效。另一方面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扩大高校招生。当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数量，还不及高校招生数量，因此，中央做出决定：从在职人员中抽调符合上大学条件的干部去深造，有高三和大一学历的尽量抽调出来，去深造，去上大学。这些符合条件去上大学的学生，后来有个称呼，叫作“调干生”。
在这种背景下，在南昌联合中学留校工作快一年时，学校响应祖国号召，决定抽调我去上大学。一天，学校负责人事工作的同志，也是南下干部孙紫云同志和魏民同志两人一起来找我，一见面就高高兴兴地跟我说：“小鬼，因为国家经济大建设的需要，调你去学习，去上大学，高兴不高兴？”我当然高兴啦!她们还讲：“这是国家需要，是革命需要，要认真学好本领，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幸福来得太突然，我高兴得直点头。多年后，我回南昌都要去看望她们，她们一生都不失共产党员的本色。特别是1986年，我回南昌宣传招生，特地去看望身患癌症的魏民同志，她还乐观地跟我讲：“小鬼，别多想，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当时高考是按大的区域招生，江西属于中南区。当时的中南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区。在中南区报名参加高考的人员，只能报考中南区的学校，要报考其他地区的学校，必须到其他地区报名，这样我就报考了当时中南区排名第一的武汉大学。当时有人觉得我数学好，劝我报考数学专业，但我单纯地以为，一定要学好工，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所以我决定报考工科，于是我就选择了工科类的机械制造专业，报考了武汉大学机械系。
现在想来，我是单纯得可爱。但是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专业，我还是会选机械制造。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钢铁是工业骨骼，机械制造就是工业的心脏。机械制造是国民经济的装备部，是制造业的核心。我跟机械制造打了一辈子交道，我很热爱这个专业。
1952年秋天，我离开了工作一年的南昌一中，高高兴兴地来到武汉，进入了久负盛名的武汉大学，在机械系就读。武汉大学位于武汉东湖之滨，珞珈山麓，环境优美，一直到今天，武汉大学都是中国较美的校园之一。
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是大名鼎鼎的李达同志。1922年，他应毛泽东同志之邀，到长沙担任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职务，与毛泽东同志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李达同志在哲学上也非常有成就。党委书记是徐懋庸同志，他非常有才华，口才很好，早年曾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后来去了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优待。入学前我就听同学说，徐懋庸同志当年同鲁迅先生争辩，毫不示弱。当年毛主席有一个指示：新中国的教育应“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所以50年代初，有不少延安时期的干部进入高校领导行列。
武汉大学聚集了一批当时非常著名的文科和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例如，我们机械系就有赵学田老师。赵学田老师在普及工程图学上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是一位全国著名的科普标兵，后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荣誉(赵学田老师平易乐观，在院系调整时调入华中工学院)。
最幸福的是，一进大学，我就去配了一副眼镜。一配眼镜才知道，原来我是天生近视!只是我以前不知道，家里人也不知道，家里人还曾责怪我，看东西老是凑那么近。戴上眼镜，我才发现，世界原来如此清晰，如此真切，如此明白，如此美丽，如此美妙!我的激动和喜悦之情难以形容，我还很后悔：怎么没早点配眼镜!我还跑到照相馆拍了张照片寄回家。
来到武汉，上了大学，什么都是新鲜的，我戴着眼镜，每天心里都乐滋滋的，看什么都是美的，一有空就去学校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也是美极了，从学校图书馆出来后，我时常靠在图书馆的栏杆上，久久地凝视着校园的美景，流连忘返，喜不自禁。
在当时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和时代氛围之中，1952年从我们那一届起，高等学校按苏联模式办学，按专业学习，按专业对口培养人才，培养“现成的专家”。当时比我们早入学的上一届的同学还特别羡慕我们这一届，有的同学还认为我们幸运、他们倒霉。我记得有一次在大会上，党委书记徐懋庸同志还教育上一届的同学，要安于他们的学习方式，不要只是羡慕我们这一届。
按专业学习，实际上学习口径特别窄，很容易上手，很容易快速培养人才，但学习后劲不足，不利于人才创造力的培养，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这在客观上也要求日后的教育改革。对于学习苏联模式，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这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包括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学习苏联模式也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才，特别是解决了当时工程技术人才奇缺这一难题，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成绩，这一点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去看，不能用今天的条件和今天的观点去苛求历史。
从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范围的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后来简称“院系调整”)开始了。当时的背景是，为了适应工业化建设需要，国家决定新设立一些工业、农业、林业等单科性专业院校。中南区决定在武汉新组建一所工科院校——华中工学院，主要培养机械工业和电力工业建设人才。华中工学院由中南区的4所综合性大学，包括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的机械系和电机系的电力部，以及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一共5个部分组合而成，地址就设在当时还是武昌郊区的东南角，离武汉大学珞珈山不远的瑜珈山麓。
瑜珈山、珞珈山都位于武汉东湖之滨，据说这两座富有诗意的山名是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先生在武汉大学当文学院院长时所取的。珞、珈，都是玉石，古人用珞穿成串作为装饰品，用珈做成头饰，以前珞珈山叫做罗家山，闻一多做了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改成了珞珈山。瑜也是一种玉，我们学校所在的山就叫瑜珈山(我们学校的诗社叫“瑜珈诗社”)，后来就写成了瑜家山，现在多写为喻家山。
华中工学院最初的筹建办公室借用武汉大学的办公室，设在武汉大学校内。一天，我在学校碰到侄女杨似男，叔侄相见，分外欣喜，分外亲热。她的丈夫孙盛海同志是南下干部，是学院最早的筹建人之一。1953年暑期，华中工学院新校区刚确定选址和进行建设，我和另外三个同班同学一起，作为义务劳动者，参加了建校的劳动，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土壤取样分析。那时的喻家山，山上山下都是一片荒凉。山上，岩石嶙嶙，荆棘丛生，荒山秃岭，连一棵高大的树都没有，只有一座抗日时期残破的碉堡(这座碉堡现在仍然存在)。据说，这座山上原来也是有树的，抗日时期日军为了控制武汉到黄石大冶一带的公路，就在山上修筑碉堡，并将山上的树都砍掉，山就成了光秃秃的山。喻家山下，也是一片荒凉，西北角有座残破的祠堂，有几堆荒坟，枯藤缠绕着几棵老树，有一个池塘，几个破旧的农家，不过地势非常开阔。
1953年，在武汉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我所在的武汉大学机械系就转入了新组建的华中工学院。由于新校址还没建好，我所在的机械制造专业就在原来的几个学校分散办学，我们专业就暂时借用原广西大学的校址办学，地点在桂林的将军桥，陈日曜教授当时是桂林分部的主要负责人。
1953年10月，我们就在桂林分部上学，虽校舍简陋，但大家学习都很认真，我们这个班出了两位院士，除我之外，另一位就是在天津大学工作的叶声华同志。桂林风景非常优美。“桂林山水甲天下”，果真名不虚传。桂林的美食美味丰富，也是名不虚传。
1954年夏天，雨水特别多，长江水位猛涨。武汉关的水位高达29.73米，比地面高出3米多，比1931年汉口被淹时的水位高出2.79米，情势紧急万分。对此，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中央委派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同志直接负责武汉防汛工作，湖北负责防汛工作的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上下同心协力，决不能让旧中国时汉口被淹的悲剧重演。
那年5月底，我们大班结束了在桂林分部8个多月的大学二年级的学习生活，6月初来到株洲机车车辆修理厂进行实习。实习一结束，我们就满怀喜悦地向位于武汉喻家山的校本部集中。但是，火车一到岳阳，就只看见汪洋一片，铁路中断，公路瘫痪，我们只好换乘轮船。
回到武汉，我记得很清楚是1954年7月1日。那天上午，我们乘坐的轮船停靠在武汉关码头，我们从船上走到高高的堤岸上，再踏着很陡的跳板往下走，整个沿江大道浸在水中，运土、运石、运防汛器材的车辆和人流络绎不绝，忙忙碌碌。所以说，我们一回到武汉，就感受到了抗洪抢险的紧张气氛。
回到学校的当天下午，我们就到学校东三楼102教室集合(我们机械系后来长期就在东三楼)，学校领导朱九思副院长讲了简单的欢迎辞之后，开门见山地说要我们参加武汉的抗洪抢险。他说：“欢迎你们回到学校!欢迎你们的‘礼物’是：畚箕、扁担、铲子、锄头。拿起工具防汛去，参加抗洪抢险!”他还说：“武汉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学校虽然地势高些，但我们可以不管吗？那不行!我们是新中国的公民，是武汉居民，中华民族有优秀传统，大武汉有优秀传统，我们有责任保卫大武汉!”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九思同志，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叫朱九思。会后才有人告诉我，他叫朱九思，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只见他中等身材，干净干练，普通话带有扬州口音，但感情真挚，态度严肃，语言干脆，气场很足，字字句句扣人心弦。朱九思同志简短的动员报告会后，我们都是热血沸腾，希望为保卫大武汉做贡献。
很快，我们就投入到了武汉的抗洪抢险之中，我们抗洪的地点是武昌防洪的关键地段武泰闸一带，努力加固堤防。抗洪抢险，堤上24小时不能断人。由于雨水多，我们经常是在雨中参加劳动，浑身是泥，但我们一点都不在乎。我们都是“年轻人，火热的心”，不怕苦，不怕累，什么苦活、脏活都抢着干。
当时的宣传工作做得真好。印象比较深的是7月1日那天，傍晚时分，校园广播又传出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一听到这首歌，我们就知道，这是紧急集合去防汛的信号。大家赶紧集合，迅速出发，上堤防汛去!
到了武泰闸，已是夜幕降临，滔滔洪水漫涨，我们坚定决心，众志成城，誓要战胜洪水。在夜色之中，灯光朦胧之中，运输土石的汽车一到，卸下土石，我们就赶紧挑土上堤，堤上堤下，热火朝天，没有一个闲人，男同学都是光着上身，汗流不止，汗水雨水混合在一起，浑身都是泥。就这样，干了整整一个晚上，“不知东方之既白”，第二天早晨，面对新筑起的大堤，大家才欣慰地撤回学校。
就这样，经过全市人民7月、8月、9月3个多月的奋力抢险，终于保住了大武汉，没有让旧中国的悲剧重演，大家都欢欣鼓舞。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当时全国人民心系武汉，全国各界支援武汉。因此，防汛期间我们吃得非常好，比如四川榨菜、南京板鸭、金华火腿、湖南熏肉，各种干笋、米粉等等。
(摘自《育人而非制器——杨叔子口述史》)
文章来源：学术派(ID：xueshu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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