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一次分配拉大贫富差距，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其实并非总是如此
2022/3/8 孙立平社会观察
在讨论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说法似乎已经成为公理：市场中的第一次分配拉大贫富差距，由政府实施的第二次分配或叫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在一个社会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的时候，应该提高再分配的比重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
其实，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要说清楚这个道理，涉及到一个经典性的理论问题：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不平等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
大家都知道，贫富问题自古有之。不但自古有之，而且几乎在任何社会中这个问题都是最重要、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古往今来，那些最有最有思想力度的学者和思想家，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挑战，试图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解释。
但总起来说，在近代历史上，关于不平等问题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有两种理论，或两个思想传统。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理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平等的根源根植于市场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是剩余价值学说。也就是说，肆无忌惮的资本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不平等的源泉。解决的办法，就是实现公有制，在此基础上，用国家的再分配来代替市场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场力图用再分配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巨大社会实验。
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不平等理论。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是对立的两极。在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一种最好的资源配置的方式，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因为权力在财富分配中的介入，会从根本上破坏公平。相反，没有权力干预的市场，才能提供公平的收入与财富分配。
因为大家对上述两种理论都耳熟能详，因此我的概括就简单了一些。
总起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两种最基本的理论，核心的概念是市场与再分配。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有人试图对不平等问题做出新的解释。试图做出新的解释的是两位美国社会学家，一位是来自匈牙利的撒列尼，一位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倪志伟。而他们的灵感来源，就是苏东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其实，这这两个人平时的很多观点分歧很大。但很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居然合写了一篇论文，而这篇论文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学术会议上的打印稿，至于后来是否正式发表，我也没有去查。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想提出一个关于不平等问题的第三种理论解释。这种解释，他们自己称之为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概括地说，他们的观点大体是这样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尽管是对立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两者都是把不平等归因于某种特定的经济整合机制。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是将其归因于市场，而自由主义是将其归因于再分配。而他们认为，无论是再分配还是市场，与不平等都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关系。关键的问题是看，在一个社会中，是市场还是再分配占主导地位。
具体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再分配具有一种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在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再分配造成不平等(如住房等实物分配)，市场则起一种抵消的作用(如当时偶尔存在的黑市，则可以给穷人提供一些机会)。但总起来说，在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机制都会造成不平等，而居于次要地位的机制都是起弥补不平等的作用。
而在2004年发表的《不平等的根源》一文中，我则试图提出关于不平等根源的第四种解释：如果在一段时间里，贫富差距拉得过大过快，有没有可能是市场与在分配两种机制朝着同一个方向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提出这种解释的背景是，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就开始面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问题。摆在学者面前的，是如何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如前所述，此前的解释有三种，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平等的根源是市场，自由主义认为不平等的根源是再分配，新制度主义认为两者作用的方向一定是相反的，一个弥补另一个。我探讨的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有没有可能市场和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当前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路，是有启发的：
第一，不能无条件认为市场一定会带来平等，在市场中也要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以平衡劳资利益关系；第二，不能无条件认为再分配一定会缩小贫富差距，关键是看什么样的再分配；第三，尤其要注意和防止两种机制朝一个方向共同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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