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者遗族：生死两相安的漫漫人生路
2020/9/10 12:16:14 偶尔治愈
每年的 9 月 10 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
据统计，全球每年有约 80 万人自杀，平均每 40 秒就有一人死于自杀。一个人自己结束生命，身后的亲友要承受更加漫长的痛苦。逝者已矣，让活下来的人找到「生死两相安」的连接，路漫漫。人们往往聚焦在「那人为什么会自杀」，但与自杀者相关这群人遭遇的痛苦，少人知晓。
他们可能是自杀者的亲友、师长、同学、同事，可能是与其接触的社工、咨询师、医护人员，他们是沉默和被误解的，处境少被关注，宛若汪洋中的孤岛。
自杀者遗族(Survivors of suicide)的概念，由开创现代「自杀学」的美国心理学家施耐德曼(Shneidman)提出。有研究发现，一位自杀者平均会触及 135 人，其中约 60 人的情感直接或间接受到冲击，至少 6 人可能受到重创，他们会遭受一连串的压力跟负面情绪，如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复杂性悲伤、忧郁，也可能会出现头痛、肩背痛、肌肉僵硬等生理不适。
根据世卫组织 2016 年的统计数据，中国自杀率是十万分之 9.7 ，而这背后的自杀者遗族群体更加庞大。
由于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谈及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是公众的禁忌，讨论因自杀造成的死亡更是一片噤声，人生最阴暗的幽谷里，只余自杀者遗族的足音。
但这群人的困境，并非无人看到：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自杀者亲友互助团体已坚持了 18 年；在台北，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的「自杀者遗族说故事团体」也到了开办的第 15 个年头。
难以承受的告别
姐姐的自杀，一度让吕芯秦陷入自责与愤怒中，以至于反复自残， 6 年都走不出来。
那一年，姐姐 22 岁，吕芯秦 18 岁，还在读高三。
半夜里，姐姐来电。身心俱疲的吕芯秦没接。
凌晨 4 时，姐姐跳楼身亡。
至此，她方知那是姐姐生前最后的电话。
吕芯秦感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随姐姐而去。因为气喘，她随后住院，又并发肺炎和败血症。病床上，闭上眼睛，她眼前就是姐姐坠落的模样。不到一个月，体重减了 16 公斤。
有人质疑吕芯秦，她是唯一和姐姐同住的人，她理应能发觉姐姐的不对劲，她理应知道姐姐为什么自杀。
她也想知道，可她确实不知道。她陷入对姐姐之死的自责中，觉得自己是「杀人凶手」。自我定罪的结果，就是连自己也不想活。看着一夜白头的父亲，她觉得活着的自己，比不上死去的姐姐。
她的人生瘫痪了。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护校毕业的她，却因为两百多堂旷课，被记过，被取消所有奖项，在求职路上碰壁。
离开学校，离开家庭，吕芯秦阻断和外界的联系。安全感瓦解，失眠成了常态。
那时候的她，感到自己在被遗弃，「如果死的人是我就好了!」
她自残，在手臂划出一道道血痕，当作是对姐姐之死的赎罪。
姐姐小时候曾许愿，等长大后要养白色的猫咪。可她已不能再长大，于是，在姐姐自杀后第二年，吕芯秦领养了一只白猫，取名「哼唧」，今年 6 月，高龄 27 岁的「哼唧」安息在她怀里。
吕芯秦在姐姐自杀后的第 2 年开始养猫，取名「哼唧」。今年 6 月，高龄 27 岁的「哼唧」安息在吕芯秦怀里。
图源：受访者供图
姐姐生前的日记，有很多跟自杀意念抗争的描述，一再积极地期望自己会好好生活，这留给吕芯秦疑惑，也让她对自杀一度充满敌意。社会对自杀的污名化，愈发加剧了她的迷惑。不知道该对谁表达愤怒。
「我硕士论文年曾以 11 位自杀者遗族为研究对象，发现这 11 位全部在亲人自杀的 6 年内曾辍学、失业和离婚，在社会功能上有明显改变。」吕芯秦说。
随着时间流逝，她慢慢明白，和姐姐的关系并未结束，只是转变了。她不应去除、逃避，而是要修补、整合。
她重新回到校园，投入到自杀者遗族的研究中，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参与建立台北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成为中心第一个遗族个案管理师，后来又任台湾失落关怀与咨商协会理事，出版了台湾第一本站在自杀者遗族立场的著作《我是自杀者遗族》。
吕芯秦的公开发声，打破了家族的禁忌，亲友们指责她旧事重提。她被网友肆意评价，一所大学的咨询与辅导专业的考研试题中，把她作为案例，让考生分析她在姐姐过世之后，用了哪些防卫机制。
她再次成为被伤害的对象。
「姐姐为什么要自杀？」许多人这么问她，不乏有医生和咨询师。
她不愿意别人这么问，因为问题中带着伤害。她认为，自杀者遗族需要的是接纳，是表达。亲人因何自杀？这答案要不要找都没关系，更不需要外人干涉。
「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已经自杀。」2018 年，吕芯秦在社交网站成立了个线上社团，是不公开的，只接纳自杀者遗族，她在入社准则里的第一句这么说。
在过去一个月，这个网络社团有 14 名新成员加入。
准则里，有这样的共识：在回应他人的贴文时，不要直接给建议，「为什么？」这样的提问可能是不适合的······「如果无法仁慈，请保持沉默。」
2019 年 3 月，吕芯秦(右)在她的新书《生死伤痕》读书会上，为读者讲解关于遗族悲伤的任务危机模式，左为失落关怀与咨询商协会理事长李佩怡教授。
图源：受访者供图
不能说的秘密
不被允许的悲伤，会让悲伤更悲伤。中国的社会文化回避谈死亡，可这儿是个例外，接住了自杀者亲友的悲伤。
这里是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自杀者亲友互助团体，成立于 2002 年，因公众对「自杀」这个字眼非常敏感，小组成立时取名为「轻生者亲友支持小组」。
许多小组成员，曾尝试跟家人谈起自杀，可家人往往回应「别再说了」。在外面不被鼓励说的，在这儿，通通可以敞开说。
茶点免费，咖啡免费，擦泪的纸巾管够，经费充裕的年份，还管盒饭。
没有录像，没有录音，那些悲伤的故事，被留在这个房间里。团体准则强调「尊重」和「保密」。
「让活的人少点疼。」自杀者亲友互助团体负责人郎俊莲这么解释这个团体的初衷，用叙事、建构的理念来帮助亲友走过否认的阶段，悲伤的历程才可以开始。
每月第二周周二下午 15：00 到 16：30，是固定的活动时间，地点位于医院院区，但却不似医院风格。这儿远离门诊楼，在单独的小院内，空气里没有消毒水的味道，有的是流浪猫，穿过红色梁柱撑起的天井。
来这里的亲友，求的并非是一个答案。老张最常问的是，「我妈为什么要喝药自杀？」众人七嘴八舌解释，他往往连连摆头。
老张原以为，他这辈子和妈妈就这样了：长期分离，虽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但生活上的疏离反复暗示着他：妈妈并不爱他。
直到妈妈自杀的死讯传来，随之而来的，还有遗嘱：在众兄弟姐妹中，妈妈竟然把一生的积蓄，都留给了他。
妈妈的自杀动机一度缠绕着他，留下的财产，让弟弟妹妹和他诉诸公堂，财产纠纷时时影响着他。
听闻妈妈自杀时，他没流泪；葬礼上，他依旧没流泪；只是从此多了一个习惯：他住城东，妈妈住城西，曾经疏于串门的他，常常徒步，从自家走到妈妈家。
人去楼空，徒留花花草草。老张来回徒步二十多公里，只是为了给妈妈养的那些花浇水、松土。
之所以来亲友互助团体，按他的说法，不过是想找个「会养花的人」，他想让妈妈留下的那些花，开得和从前一样艳。
年过五旬的老张，至今不用微信，这让他无法参与线上讨论，线下的活动他也不是每次都参加。有一回，等其他人结束活动出门时才发现，老张在门外等候良久，就是不进来。
郎俊莲理解老张。
「每个人悲伤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她看来，老张看似听不进人相劝的样子，但改变在发生，比起最初的不在乎仪表，如今的老张，出现在众人面前时，衣服干净，头发是梳洗过的。
有一回，团体组织去户外野餐，老张买了很多糕点，等别人一问，他才发觉，买的都是妈妈爱吃的。「我知道你们对我好。我不想再问妈妈为什么自杀，这不一定有答案。」老张对郎俊莲说。
图源：站酷海洛
有亲友说，家人自杀后一个月她就笑，笑完后很自责，她应该是愁眉苦脸睡不着，能吃能喝说明她没良心。传统观念让这些亲友觉得，亲人走了，自己就要在悲痛里，才表示没有忘记逝者。
郎俊莲说，跟逝者连接的方式不只有痛苦，也有幸福，她鼓励亲友用更有建设性的方式跟逝者连接：叙事、绘画、手工制作、音乐、正念冥想、舞动疗法、自然疗法...
此外，团体去户外活动，放飞气球、在河面放生纸船、挂愿望树，登高望远，从生理、情绪、认知和行为多方面去关注。
2010 年后，郎俊莲将团体带领的权利交给亲友，亲友们开始不愿意只讲自杀的悲伤经历，而是要多讲怎么让生活过得好。中国文化忌讳死，于是，团体的名字不提「自杀」，改为了「手拉手心连心」。
封闭式小组辅导是亲友互助团体的另一项重头活动，为期 8 周。在模式上，北京的封闭式小组辅导，和台北的「自杀者遗族说故事团体」相近。
2005 年，吕芯秦和研究所的同学方俊凯医师等人，一道参与创立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方俊凯从美国将「自杀者遗族说故事团体」引进台湾，后来他任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主任。
这是一种结合叙事的团体治疗方法，让自杀者遗族尽可能诉说自己，同时避免对别人做批评或建议。这种「知道有人和自己感同身受」的感觉，能带给遗族慰藉。
尽管回龙观医院自杀者互助团体年年招募，但受限于极其有限的报名人数，难以凑齐封闭式小组辅导成立的最低门槛：3 人。最近的一次成功组团，发生在 2018 年，正好 3 人报名。
「台南的相关机构曾经联系自杀者遗族，邀请他们参加辅导，但每 20 名遗族只有 1 名愿意。」吕芯秦说，2005 年，她和同侪在为遗族举办的团体辅导前的个别会谈中，许多遗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愿意帮助我？」、「我不配接受这些」、「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高危人群
研究表明，自杀未遂和经历亲人自杀死亡，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危险因素，自杀事件可能造成亲人的模仿效应。
换句话说，自杀者亲友是自杀防治的高危群体之一。
「要合并自杀未遂数据，才知道如何更好应对自杀者亲友等群体的精神卫生需求。目前，我们缺少系统可以搜集自杀未遂的数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与流行病学临床教授费立鹏(MICHAEL R. PHILLIPS)说，这名加拿大籍学者，这个月在上海过完了他 70 岁的生日，他已在中国求学、工作 30 多年，是中国自杀问题研究的专家。
自杀未遂者到了综合医院接受抢救后，几乎没有后续的心理评估，以及医生处理的流程，没有人过问自杀未遂者的心理行为。
「相比国外，中国自杀人群中老人的比例更大。目前，中国的自杀预防力量集中在 15 到 34 岁的年轻人和大学群体，但大学的自杀率其实并不高。应兼顾 50 岁以上的老人群体。」费立鹏表示。
图源：站酷海洛
小乔的家庭，就经历了两次自杀。
爸爸自杀后，妈妈把三个孩子拉扯长大。未料，最小的孩子，唯一的儿子也自杀了，这让妈妈和两个女儿陷入困顿。
来亲友团体的决定，是这位妈妈的二女儿小乔下的。爸爸自杀后，小乔曾经有几年的时间走不出来。
每个人表达哀伤的方式和走出悲痛的速度，并不相同。小乔发现，撑过了弟弟自杀后最难的半年，妈妈却流露出「不想活」的念头，而三妹也像变了一个人，连班都没法上。她想救妈妈，救三妹，想让这个家存在下去。
当她提出去就医开药的想法时，妈妈一口拒绝。她劝妈妈陪三妹来参加亲友团体，妈妈才同意。
那时候的小乔妈妈，抑郁情绪很重，自己说不知道魂丢去哪儿了，就像行尸走肉。郎俊莲记得，她第一次来参加活动时，说自己很怕冷， 4、5 月份的天，是穿着羽绒服来的。
深陷悲伤里的小乔妈妈，很难叙说，郎俊莲发现，这一家三口都在悲伤中，但每个人的悲伤表达方式不同，也都欠一个好好共同跟逝者告别的仪式，就带他们到沙盘室，让他们共同制作一个作品，通过沙具来表达和流动情感，把心里的故事摆出来。
妈妈摆的是自己的悲伤，三姐关注的是弟弟的爱好，小乔的沙具则在围绕和贴近妹妹和妈妈。作品完成后，郎俊莲引导她们去彼此看见，悼念逝者，经过心理健康知识宣教，妈妈和妹妹都接受去看专科医生。
家人的自杀是一辈子的痛，亲友们要带着痛过日子。「尤其是失独父母，他们感到生命的意义就此中断。」郎俊莲说，有位妈妈，常年参加活动，可在活动中，总是寡言少语。
在孩子自杀 10 年后，她才在熟悉的成员前放下心防，回忆孩子生前的细节。这是她讲的最多的一次，她第一次在他人面前嚎啕大哭。
「今后我不再这么苦自己。」她跟郎俊莲说。
与悲伤共处
2020 年 8 月 20 日，吕芯秦为自杀者遗族新开设了一个绘本读书会，邀请遗族一起来阅读一本关于他们的绘本「你走了以后，我······」。她以遗族悲伤调适历程的六个「任务 危机」为主题，运用绘本工具，让遗族在完成悲伤任务的过程中，减少在悲伤调适的过程陷入危机的可能性。
她发现，报名的人大多是父母，他们的孩子自杀大多不足半年。
「男性不愿意到团体来，害怕被看作是失败者、低人一等。」那次活动，来了数位爸爸，吕芯秦嘱咐自己，他们肯定是「活不下去了」，才愿意到团体来。
她明白，男性通常不愿意哭给别人看，所以她把留给男性坐的椅子调整方向，把照向他们的灯光调昏暗，给他们以述说的氛围。
现场来了一位孩子他妈，哭得很伤心，孩子他爸手插在胸前，不坐下，就这么站在边角，显得与人群格格不入。
「我只是带太太来，我并不需要参与这个团体。」面对询问，那位爸爸答道。可吕芯秦发现，虽然是爸爸主动拉着妈妈来，但其实需要被帮助的是爸爸。
就像美国自杀防治协会专业顾问乔丹(John R. Jordan)举过的例子：如果丧子的妈妈因为悲伤而歇斯底里，爸爸认为妈妈需要平静，那么该吃药的其实是爸爸。
「不要去干扰他人表达悲伤，如急着去安慰、让人擦干眼泪。悲伤不应被污名化为一种负面情感，反而可作为个人向内探索内在深层情感的契机。」吕芯秦注意到，许多精神科医生认为，丧亲半年以上，遗族的情绪影响如果还在持续，那就是一种不正常。
她并不这样认为。她说，哪怕悲伤一辈子，都很正常，没有人能规定遗族需要多久走出来，实际上也不需要必须「走出哀伤」，「悲伤不是用来走出来的」。
吕芯秦提出的自杀者遗族悲伤调适之任务─危机模式
图源：受访者供图
依据她提出的自杀者遗族悲伤调适之任务─危机模式，悲伤疗愈的历程包含表达悲伤、接纳困惑、理解自杀、连接回忆、创造意义与祝福逝者等六方面，「表达悲伤」是疗愈的第一步，而「理解自杀」则是推动疗愈进程的关键。
「逝者要解决的不是生命，是痛苦。」她说服遗族，去理解自杀是逝者当时唯一或者是不得已的方法，去理解某些自杀是难以预防的，便较能放下对自杀事件归因所带来的自责或愤怒，进而能尊重与祝福逝者。
「再难理解，也要尊重。」吕芯秦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她选择祝福姐姐跳楼的那一天，「悲伤，是无处可去的爱，不需要对爱去治疗，而是为爱找到适合的表达方式。」
吕芯秦曾陪伴过一位妈妈，那位妈妈想在儿子自杀的地方上吊。那是一处偏僻的公共墓地，位于山林边。
现场是很好的连接。吕芯秦陪她去了那处墓地，那位妈妈在墓地喊着儿子的名字，「儿子，你做这个决定我当时很生气，后来我发现你很痛苦，那妈妈祝福你。」
吕芯秦认为，遗族辅导需要有专门机构，不附属于精神科，不附属于自杀防治中心，「自杀防治没做好，才会有人自杀，这对自杀防治的个案管理师和治疗师都意味着是失败。」
从事自杀者遗族辅导与自杀防治服务，努力的方向是不同的。自杀防治强调的是，自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遗族辅导强调的是，接受亲人的选择，理解他的痛苦。
她认为，片面强调「自杀都是可以预防的」，会伤害到遗族的感受。他们会想，亲人选择自杀，我又无法挽回，那是谁的错？没有答案的「为什么」，让愤怒和自责找不到出口。
面对吕芯秦递过来的绘本，也有自杀者遗族很沉默地丢掉。她并不觉得这样不妥，「这也是一种帮忙，让他表达愤怒，找到情绪的出口。」
绘本课程结束后，数位男性长者主动来和吕芯秦握手，他们听进去了，每个人的疗愈之路都不一样，没有最正确的路，但悲伤应该是疗愈的起点。
痛苦会反复。在姐姐自杀 15 年后，吕芯秦觉得自己好了，可到姐姐自杀 27 年后，她发现自己还没完全好。
但她学会了调适，她更关注生命体验的奇妙。在家里的柜子，她一直留有一角，放置姐姐的遗物，取名为「姐姐角」。承继姐姐的愿望养猫，在送猫去动物医院的时候，她遇见了一名兽医，后来成为了她先生。
如今，他们的孩子已经 10 岁了。
生死两相安
整理邮箱时，小梅无意中看到自杀的友人于 2012 年写给她的一封信。有人说，醒来时感觉自己很轻，这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热爱痛苦，因为痛苦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是的，痛苦。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他选择了从高空坠下。
听到友人的死讯后，小梅在床上瘫软了好几天，半梦半醒间，看自己一次次下坠，全身的骨头被粉碎，「我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强烈的代入」。
那时候，在公司上班的小梅，常常忍不住哀恸，跑到洗手间去流泪。她一度觉得，天色永远也亮不起来了。
在友人自杀的第二年，小梅选择辞职，重回校园，跟老师申请旁听心理系的课程，从头开始学临床、发展和艺术治疗。
友人的自杀，不是推动她拥抱心理咨询的唯一原因，但的确让她对这个主题有了探究的兴趣，她给自己拟定的第一个研究计划，「自杀遗族中的专业人员」。
美国自杀学会年会时，会安排一天议程为自杀者遗族而开，与会的当事人大部份都是专业人员，包括直接接触自杀者的社工、咨询师、医护人员等。小梅发现，个案自杀是心理助人工作者的主要压力源。
专业遗族不仅见证了个案的生命故事，也吸收其伴随而来的痛苦情绪。特别是在自杀事件的冲击下，其可能会遭受到次级创伤压力、替代性创伤和专业耗竭，摇晃他们的职业认同，甚至是对自己的专业性产生质疑。
图源：站酷海洛
郎俊莲就曾一度陷入迷茫。2010 年在辅导自杀者亲友时，她觉得自己象是一滴水掉到沙漠，眨眼就被悲伤吞噬了。
损耗、职业枯竭，郎俊莲发现，若是她以拯救者的心态出现，会有挫败、无能、无望，有一种职业的浩劫感。
她重新定位自己，只是陪伴者，不是拯救者。她看了很多讲生死的书，她跟女儿留下遗嘱，说自己死后要海葬，要捐献遗体。学医的女儿跟她打趣说，妈妈你太高了，做不了大体老师，箱子里放不下你的遗体。
郎俊莲花了两年走出来。如今，为自杀者亲友辅导时，她会有动情的时候，但她落泪，是因为同情，而不是把自己代入。她会固定周期找督导，去个人成长，来避免反移情的影响。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专家，我们不当拯救者。」郎俊莲说。
(老张、小乔、小梅均为化名)
撰文：郑宇钧
监制：于陆
封面图来源：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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