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染病的斗争：我们离「无感染」的世界有多远？
2021/9/16 11:45:09 偶尔治愈
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索珀是一位「被遗忘的人物」。
今天的人们对这位美国医生知之甚少，但一旦提起他的事业，许多人不会陌生。20 世纪上半叶，索珀组织了抗击黄热病和疟疾的根除运动，并在二战期间，在部队从事斑疹伤寒的防治工作。
终其一生，索珀都投身于根除疾病的事业，为创造一个「无感染」的世界而努力。
由于交通的日益发达，微生物造成的疾病很容易从局部向全球蔓延，稍有不慎，就造成世界公共卫生危机。「根除疾病」这一概念，变得更具吸引力。但美国公共卫生史学者南希通过作品《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告诉我们：根除，从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
从上个世纪开始，历史上的根除主义者们先后向钩虫病、黄热病、疟疾、天花等传染疾病发出挑战。
但在人类投入大量的资金、医疗资源后，迄今为止，被根除的人类传染病只有天花。在书中，南希表达了对索珀等根除主义者的敬佩，但同样指明了，这项事业遭遇的瓶颈、失败，和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与传染病的斗争
1920 年，索珀( Fred L. Spoer )第一次踏上南美洲的土地，开始作为医生的职业生涯。
他出生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州。索珀是八个孩子里的第三个，在生命的前十几年，很可能就需要照看更年幼的弟弟、妹妹。他的父亲是药剂师，母亲教书 —— 在当时，这称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受到父母的熏陶，索珀就养成了严谨、勤勉的习惯。
成年后的索珀，身材高大，精力充沛，对工作充满斗志。到达美洲后，他很快就投入了巴西钩虫病的防治工作。
钩虫病由钩虫寄生人体小肠所引发。最初，患者在被钩虫钻破皮肤处会出现瘙痒皮疹，继而出现发热、食欲下降、贫血等情形。严重者会感到长时间的疲劳，甚至出现心衰和广泛性水肿。
钩虫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大部分区域位处热带的南美洲，正适合钩虫的滋生。
为调查各地区钩虫病的情况，索珀一连数日坐着快散架的小轿车或公共汽车，去偏远的地区采集流行病学信息；对需要露营的艰苦条件，也没有半点怨言。
索珀在巴西期间的照片
图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但那时的索珀多半想不到，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这片土地都是他的主要战场。
索珀的敌人有些特殊，既不能用肉眼看见，也不能用一般的武器消灭。直到 19 世纪末期，人们才真正发现它们，并为其取名为「病毒」。
「病毒」这个词承自罗马帝国，当时，人们用它称呼蛇的毒液或人的精液 —— 从这一角度看，这个词语同时包含「毁灭」和「创造」两层意义。[1]
在人类出现前，病毒就生存在地球上。人类的祖先在还没掌握钻木取火的技巧时，已经在懵懂未知的状态下，与它们共存。病毒让人得病，甚至取人性命。人类历史上多次伤亡惨重的事件，都由病毒导致。
公元 542 年，拜占庭爆发严重的瘟疫，单日死亡人数一度高达 16000 人。当时负责运送尸体的官员，惊恐记录下见闻：「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无一幸存。」
整个 14 世纪，欧洲都因为黑死病而蒙有阴影。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批又一批的人们皮下出血，皮肤变黑，死亡接踵而至；在法国马赛，丧钟乱鸣不息，苦役在钟声中，将浑身流脓血的尸体叠放进坑里；普罗旺斯高筑城墙，企图遏制鼠疫的狂飙突进。
「健康人同病人交谈或者接触会染上疫病、多半死亡，甚至只要碰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或者用过的物品也会罹病。」薄伽丘的《十日谈》虽然是虚构故事，但其中对黑死病的描写，却无不真实。
这场由黑死病造成的浩劫，使欧洲人口锐减，并引起欧洲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危机。[2]
在之后的几百年，人类还将不断面对由病毒带来的疾病。人类的历史，一直是与传染病紧密相关的历史。
从 19 世纪晚期开始，因为微生物学的发展，人们渐渐了解到，以病毒为首的部分微生物，是许多疾病的罪魁祸首；有 50% 的人类疾病，都由病毒引起；传染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在所有疾病中占据第一位。[3]
20 世纪 30 年代巴西的黄热病疫苗接种
图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仅仅是离我们最近的 20 年，世界就爆发了几次传染病疫情：埃博拉病毒、甲型 H1N1 流感、SARS……以及时下的 COVID-19。人类承受着疾病带来的苦难，与此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努力、不断斗争，希望成为这场战争的赢家。
在 20 世纪，索珀是最积极的参战者，也是最想赢得战争的人之一。
在被洛克菲勒基金会分配到南美洲，从事钩形虫的防治工作后，时年 27 岁的索珀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 —— 去根除那些在当时，让全世界的人们都饱受折磨的传染病。
要根除，而绝不仅仅是减少
索珀出生于 19 世纪末期。在他出生前，微生物已经被发现。人们开始了解，不少疾病由微生物引起。在他的童年时期，身为药剂师的父亲，会教他一些简单的、和医学相关的常识。比如，没有沾上泥土、灰尘的双手也不干净，在吃饭前应当清洗。
1918 年，索珀从芝加哥大学拉什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实习一年后，他正式入职洛克菲勒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于 20 世纪初，是一家美国私人基金会，早期专注医药与卫生问题。
在那里，索珀接触到「洛克菲勒信条」：人类生活中贫穷、犯罪、无知等许多弊病，都源于疾病。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是在此基础上，于 20 世纪开展了对系列疾病的根除行动。索珀在巴西参与的钩虫病控制工作，正是其中之一。
将一种传染病的病发率降低为零，而绝不仅仅是减少病例，这在今天仍被许多人认为是一项无比艰巨的挑战。
但身处 20 世纪初的索珀，却很快接受了这一信念，并付诸行动。
在前往美洲前，索珀对美国以外的地区知之甚少。对于巴西，他只了解咖啡、橡胶和猴子。受限于经验，索珀无从想象美国之外，更广阔的世界中，人们所面对的苦难。
但他的医生生涯，正开始于那些贫困、落后，疾病横行的地区。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生活在巴西一些农村地区的人，没有鞋子可穿，吃不饱饭，也没有干净的水源。
这都让年轻的索珀深受震撼，他意识到 —— 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像他的家乡堪萨斯，光照充足、土地肥沃；而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卫生状况也极其不平衡。
「根除意味着理念的彻底改变，以及对所有公民应平等持有免受感染权利的承认。」在回忆录中，索珀写道。
此外，索珀在 1920 年初，出发美洲前所进修的三周课程，也可能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课程的主讲老师，正是根除疾病历史上，另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 —— 曾担任巴拿马运河地区首席卫生官的军医戈加斯( William C. Gorgas )。
戈加斯的照片
图源：网络
戈加斯出生于美国南方，比索珀大 39 岁；在索珀参加工作前，戈加斯就已经凭借在哈瓦那等地控制黄热病、疟疾的项目，声誉斐然。
在几次与传染病交手后，戈加斯本人对「根除」也充满兴趣。1915 年，戈加斯加入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在美洲根除黄热病。
在授课期间，戈加斯经常提到自己与传染病的较量。
在那时，索珀还不了解根除行动，但已经被戈加斯沉着的眼神、坚毅的气质吸引。戈加斯是一个典型的军人，留一字胡，不常笑，几乎在所有的照片上，都微抬下巴，嘴唇紧抿 —— 这些特质，都增加了他的威信。
许多年后，索珀依然能将当时的情形娓娓道来 —— 戈加斯将一切讲得如此简单，「就好像黄热病即将消失，我们这些新人参与太晚，无法享受根除过程中的荣耀」。
历史的巧合之处在于，从戈加斯手中接过所谓「荣耀」的正是索珀。
戈加斯在给索珀等人上完课不到一年，就死于前往西非调查黄热病的途中。在美洲根除黄热病的计划，一时成了他未竟的事业。当时，由于一战的影响，这项计划才刚开始不久。
而美洲根除黄热病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 在巴西根除该疾病的项目，兜兜转转，在几年后，正是被交付给了索珀。
此后数十年，索珀活跃在世界公共卫生领域，是最坚定的根除主义者。
面对那些凶恶、棘手、不可见的敌人，索珀做出了和前辈戈加斯相同的选择：迎难而上。直到职业生涯的尾声，索珀仍坚持，「(根除者)必须消灭他管辖范围内最后的感染余烬」。
他是戈加斯公共卫生事业与信念的真正继承人。
灭蚊不止是艺术，也像军事命令
1928 年 5 月，在戈加斯去世的第 8 年，一场来势汹汹的黄热病在巴西卷土重来。
黄热病一直是让人恐惧的「杀手」，一旦流行，就有可能夺走成百上千条性命。刚开始发病时，病人一般头疼、发烧，几小时内身体发冷，四肢酸痛。五天后，病人开始体内出血，肝脏不能正常工作。1793 年，黄热病在费城流行，城市里 15% 的人丧命，三分之一的市民外逃。[4]
身处里约热内卢的索珀，见证了黄热病的重现。两年后，索珀成为巴西黄热病防治项目的负责人。
里约热内卢(巴西)黄热病服务中心
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员工的合影
图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此时的索珀医生，已经不再是 1920 年初到巴西的无名青年。
抗击钩虫病的七年工作，让他习得了丰富的热带疾病知识，也积累了大型公共卫生管理的经验。上任后，索珀当机立断，认为根除的关键在于消灭传播病毒的埃及伊蚊。
索珀引入专门的团队，手工捕获在住宅里繁殖的蚊子。他的队员挨家挨户进行检查，用杀虫剂熏蒸人们的房屋。居民们必须确保房屋的无蚊状态，否则，将会被处以罚款。
这些措施并非索珀新创，20 世纪初，戈加斯在哈瓦那灭蚊时，就采取了相近的措施。
戈加斯规定，所有哈瓦那的黄热病患者都必须隔离，任何非免疫人员进入该市也需要先隔离一周。为了杀死蚊子成虫，患者及近邻的房屋也被喷洒、熏蒸化学药品；清理蚊子滋生地的任务定期开展，并需要每天记录、上交、汇总。
无论是戈加斯，还是索珀，他们所负责的公共卫生项目，都明显具有军事色彩：强制施行，在必要时惩处。
里约热内卢(巴西)的黄热病实验室
图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为了尽可能完善对黄热病病区的掌握，索珀要求对所有因不明原因发烧，并在 11 天内逝世的死者进行检查。于是，工作人员前往逝者的葬礼，无论是否征得其家人的同意，都对死者的肝脏进行活检。在早期，至少有 5 位肝组织刺取专家被不满的当地人杀害。
但索珀坚持，根除疾病需要特殊法律或法令的支持，包括惩罚措施。
能否严格执行公共卫生管理手段，在索珀眼中，近乎是根除疾病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
索珀的观点，曾遭受过质疑，但直到今天，人们面对传染病所采取的措施，与索珀、戈加斯的方式仍有所重合：设立隔离场所，对公共场所展开大规模消杀，对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等等。
传染病的社会属性
尽管美洲的黄热病根除行动得到了大量资金、人力的支持，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20 世纪 30 年代，专家们发现了黄热病毒的动物宿主。原来，这种致人于死地的病毒，主要宿主并不是人类。像猴子这样的动物，才是它们永远的藏身地。
黄热病不是根除理念所遭遇的唯一挫败。
20 世纪以来，因为资金耗尽、政策更改等原因不了了之，是大部分根除行动的结局。
1955 年，在索珀在内的多方努力下，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启动疟疾根除项目。该项目兴师动众，覆盖极广；到 1961 年，66 个国家被纳入其中。但是，到 60 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项目变得停滞不前。
世卫组织在 1969 年发布报告，承认许多地区没能实现根除疟疾的目标，可能也无法实现。
此后，全球对根除主义的热情迅速跌落。尤其在贫穷国家，人们通常会被多种疾病困扰，无法获得常规的预防和治疗服务。
在这种情形下，针对某种特定疾病，展开无法确保成功的根除行动，变得难以理解。有些人认为，卫生组织的资金与医疗资源，需要更合理的分配，比如投向基本的医疗服务。
20 世纪 50 年代的索珀
图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对于疟疾根除项目面对的失败，索珀非常沮丧。但他只能目睹大部分地区的抗疟行动走向荒废，而无计可施。
他需要承认，影响根除行动成效的，远不止公共卫生管理手段。
生物学因素首先需要被考虑。病毒有没有人类以外的宿主，疾病是否容易被诊断，是否已经有被证明有效的技术干预手段，如疫苗或药，等等。
此外，传染病的根除项目一般要求国家、政府的配合，并仰赖资金、资源的高度投入。但对同一项根除项目，不同国家与地区，在经济财政、环境生态、配合能力等方面千差万别。
任教于罗彻斯特大学的斯蒂芬( Stephen J. Kunitz )，毕生都致力于探讨社会变迁对人口的疾病与死亡影响。[5] 在作品《人口健康》中，斯蒂芬以客观、谨慎的口吻提及，政府的能力及保护民众健康的意愿非常重要，「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有深刻的影响」。
与黄热病防治有关的海报，出现在巴西的有轨电车上
图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社会的历史文化也会施加影响。
19 世纪末期，印度组织天花疫苗接种，遭受了大量反对。由于当时的疫苗接种主要是「人痘接种法」，许多高种姓的印度教徒都拒绝与低种姓、贱民阶级的疫苗接种者，进行臂对臂( arm to arm )的疫苗接种。[6]
但 20 世纪根除疾病的行动，对医学技术过于倚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根除行动都选择忽视更宏观的社会环境影响。
直到 1997 年，在美国达勒姆举办的研讨会上，才明确了疾病是否适合根除的三方面指标：生物、经济和政治。
天花，唯一的成功
迄今为止，人类唯一彻底战胜的传染病是天花。对现在的人们而言，「天花」成了一段历史，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天花病毒被保存在实验室内。
但天花曾给世界带来的恐惧、不幸却如此真实。
在中国古代，天花被称为「虏疮」，《肘后备急方》是这样记载症状的：「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
古希腊人则称天花为「火的女儿」，因为即便病人幸存，脸部和身体上也会留下如同被大火炙烤过的、永久性的瘢痕。《呼啸山庄》中，康复的女主角曾鼓励自己：「这没什么关系，希望没有昔日的容颜后，我依然可以活得很好。」
天花是烈性传染病，主要通过空气传播，但同样能传播于衣物、床单或其他物品。
在这一传染病面前，「人人平等」。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在天花面前，也不能幸免。
但在天花长期的侵袭下，人们逐渐发现：天花的痊愈者，不会被再次感染。
此后，人类尝试了各种办法，让病情较轻的病人将天花传染给正常人，以此获得免疫，这些方法被统称为「人痘接种」。
这样的方法当然有风险，是人与疾病，关于生死的勇敢赌博。
18世纪末，人们发明了更加安全的方法。一名英国医生发现，人体感染相对温和的牛痘病毒后，也可以对致命的天花病毒产生免疫力。
画面记载的是 1872 年纽约市的穷人接种天花疫苗
图源：站酷海洛
天花根除项目于 1959 年启动，但比起疟疾根除项目，天花得到的关注很少。直到 1967 年，对病例的普遍检测和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才正式开展。但正是在万众瞩目的疟疾根除计划失败后，天花的根除，「经过数年缓步前行，获得迟来的成功」。
盘踞在人类上空数千年的天花阴霾，终于散去。据世卫组织的估计，根除天花的花费估价为 3 亿美元，但因为天花的根除，1980 年以来全世界每年能够节省超过 10 亿美元。[7]
遗憾的是，索珀没能亲眼见证天花的根除。正如多年前，他突然死亡的前辈戈加斯，未能参与之后如火如荼展开的根除事业。
1977 年 2 月 9 日，索珀在家乡堪萨斯去世，享年 84 岁。
他死亡的 8 个月后，索马里的一名男子出现天花症状，但病情较轻，很快痊愈。
两年后，世界卫生组织放心地宣布，这名索马里男子，是世界上最后一例自然感染的天花病例。
参考文献
[1] Carl Zimmer. 病毒星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仲伟明. 瘟疫与人类历史——传染病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https://news.gmw.cn/2020-03/14/content_33648574.htm
[3]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微生物的作用.
http://www.im.cas.cn/kxcb/wswdjt/201010/t20101028_2998685.html
[4] Laurie Garrett. 逼近的瘟疫. 三联书店
[5] https://yale60.org/stephen-j-kunitz/
[6] 澎湃新闻. 从殖民地医学到民族医学：西医在印度
http://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4860837&from=kuaibao
[7] WTO.纪念消灭天花—— COVID-19 和其他疾病的希望之源
https://www.who.int/zh/news/item/08-05-2020-commemorating-smallpox-eradication-a-legacy-of-hope-for-covid-19-and-other-diseases
[全文] Nancy Leys Stepan. 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 三联书店
撰文：黄雯监制：苏惟楚首图来源：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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