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国企：中国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2016/6/7 价值线
来源｜港股那点事 ( ID:hkstocks )
作者 | 格隆
编辑｜价值线 宁宁
我们真的需要国企吗？或者说，我们需要那么多国企吗？
一、
古希腊神话里有许多英雄，但唯一一个战无不胜的战神是阿喀琉斯。他是凡人珀琉斯和美貌仙女忒提斯的儿子。他的母亲忒提斯为了让儿子炼成“金钟罩”，在他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进冥河，使其能刀枪不入。但遗憾的是，因冥河水流湍急，忒提斯捏着他的脚后跟不敢松手，阿喀琉斯被母亲捏住的脚后跟不慎露在水外，全身留下了惟一一处“死穴”。
长大后，阿喀琉斯作战英勇无比，战无不胜，但在激烈的特洛伊战争中，未尝败绩的阿喀琉斯被太阳神阿波罗一箭射中脚踵而亡。
二、
翻开世界文明史，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巨人。
一直到15世纪(文艺复兴前)，欧洲仍处在中世纪的蒙昧黑暗中。哪怕到十九世纪初，中国经济几乎已经原地踏步停滞了500年，但嘉庆年间(1820年)时，中国GDP仍达到了全球约1/3的峰值。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几乎在过去2000年的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各国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头号强国。
但，过去200年，我们做了一次自由落体式的高台跳水：1820年美国GDP占全球比重只有1.8%，但自此之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国家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中国江河日下，GDP全球占比的“K线图”一路无反弹跳水，一直下降到二十世纪50年代的4%，而美国则从1.8%的占比，在短短200年内上升到约全球的1/3。
封建统治阶层为了维持统治，刻意愚民弱民，闭关锁国，错过了世界工业革命浪潮，无疑是过去200年中国高台跳水的核心原因之一。但在新中国建国后，还以这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就说不过去了：建国以来，除了建国初的那三十年在穷折腾，之后我们的确在敞开怀抱，拥抱世界。
尽管过去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年均双位数的GDP增长，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我们其实走得很辛苦、很辛苦，甚至很多领域在一遍遍重复、循环和轮回——以中国人的勤扒苦做、创造力以及对财富的渴望，我们原本可以做得更好。
中国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
三、
中国财政部5月25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月国企利润总额6522.6亿元，同比下降8.4%。甚至，国有经济占比巨大的辽宁省，一季度GDP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据媒体报道：
一批国企员工无工资可发，无工作可做；
一批生产就亏损，但停产死得更快的国营钢铁企业则又重新点火恢复生产；
一批国企甚至央企债务违约；
前度刘郎今又来，你有没有一种今夕何夕，似曾相识的轮回感？
差不多20年前(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国企问题积重难返，面临严重困境。总理朱镕基抱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顶着一批职工下岗的压力，以雷霆手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兼并破产”、“终止重复建设、清除产能过剩”、“裁撤冗员”等改革，实现了国企“三年脱困”(1998年、1999年和2000年)的目标，也相当程度上扭转了国企大面积亏损的问题(见下图，数据来源：CEIC)。
从上图可以清晰看出两个分水岭(见图中竖线)：
1、1997年；朱镕基98年的国企改革后，国企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中的占比直线上升，之后维持了约十年；
2、2007年；国企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中的占比，又开始迅速跳水，到今日甚至面临着批量亏损和破产的窘境；
这是一个坑：短短20年后，我们又跌回到了坑里。
而且，这次情况似乎更严重——高大上的央企抛却信用，直接债务违约，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是不可想象的事。
四、
其实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真的需要国企吗？或者说，我们需要那么多国企吗？
数据显示，国企占用了中国全社会70%的资源，即我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社会企业资产的比重约为70%左右，但只创造了大约30%的GDP。来自各种不同角度的数据分析均表明，70%的国有资产比重和30%的GDP比重，接近实际情况。
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社会企业资产的比重约为90%左右(另外10%的比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资产)，经过了38年时间，到了现在，这一比重仍然高达70%，年均只下降0.4个百分点稍多，所以，谈论中国经济，乃至几乎中国的所有问题，几乎都绕不开一个特殊对象：公有制下的国企。
事实上，公有制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经济学概念，从产权天生排他的经济属性看，产权天然是无法公有的，除非它是公共服务类物品。我们所谓的公有制，从经济学角度，只是一个产权代理所有制：少部分人代替大众占有、运营与处置相关产权，而国企，就是这种“特殊产权安排”的载体。
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悖论：如果我们需要国企是为了保证公有制，保证大家过上好日子，保证人人有份，但事实上这些国企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民争利，到头了，还多数人都没份。
你能告诉我，中国有多少人流落街头，有多少人老无所依？如果国企是人人有份的公有资产，在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流浪街头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权利把属于他们的那一份拿走？
很显然，不行。
所以，从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国企这种产权架构安排，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用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经典阐述：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
国企的产权安排，属于弗里德曼说的最后一种情况：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对资源分配机制、财富创造机制、财富分配机制都是一种确定的挑战与破坏。
实证数据能充分证实这一点(见下图，数据来源CEIC)：
上图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数据显示，朱镕基1998年的改革，一度让国企的盈利能力(ROE，黄线)慢慢靠近民企的水平(红线)，但2007年后又再度拉开并持续扩大，哪怕2008年政府的4万亿大部分投向了国企。考虑到国企在盈利能力方面分化严重(存在着明显的“肥尾分布”，少数国企占据了国企整体利润的大部分，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利润排前10位的央企占所有央企利润的64.45%、72.97%、65.11%和61.05%)，所以这种差距可能比我们上图显示的更严重。
经济效益不行，那社会效益呢？比如，解决就业方面？
上图(数据来源：CEIC)显示，目前非国企从业人数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50%以上。按新增就业人口计算，在国企占用了大量的金融及其它资源(80%左右的新增银行贷款流向了国有部门)情况下，1997年以来国有部门为经济创造的新就业岗位数量几乎为零。
五、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系国家，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国企的玩法，比如，大英帝国(其实中国很多做法，都有舶来品的嫌疑)。
还记得那部获奥斯卡奖的电影《英国病人 (English Patient)》吗？
与自建国起就富于私有化传统、国有经济占比一直不大的美国不同，英国是个富于国有化传统的国家，在几乎是“国企私有化”代名词的“撒切尔主义”盛行之前，英国甚至存在寿命近500年的“祖爷爷级”国企(如英国皇家邮政Royal Mail成立于公元1516年)。不仅如此，西欧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二次大战造成的破坏，加上人们对贫富分化、阶级矛盾的恐惧，令战后福利社会制度和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成为西欧的主流思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成为理所当然的公平社会构成标准，二战后英国工党异军突起，并先后推动了两轮(1945-1951、1964-1979)大规模国有化改革，银行、航空、交通运输、电力、军工等关键领域的企业纷纷被整合成大型国有化集团，国企化、国有化在英国是一个绝对“政治正确”的大趋势。
至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英国有英国航宇公司(BAE)、英国电讯公司、英国石油公司(BP)英国钢铁公司、英国自来水公司主要国有企业32家，其它国有企业44家，国企产值占GDP比重11.5%，国企投资占全国总投资比重10%，国企雇员多达150万以上，可谓积重难返。
但这种玩法迅速导致了政企不分、效率低下、挤占过多资金和资源、加速通胀等所谓的“英国病”。战后数十年间，英国病日益严重，甚至有人断言它将是第一个从发达国家退回到发展中的国家。
好在，英国当时有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几乎是再造了英国——但是对于遥远的中国而言，除了津津乐道她在人民大会堂前戏剧性的摔跤之外，很少有人去点检她的政治遗产尤其是经济措施——尤其在当今中国经济已经是最经典“滞涨”特征的情况下。
撒切尔的做法并不复杂，更多的是需要勇气与决心：大刀阔斧对国内各大国有企业和垄断部门进行私有化。除了铁路、邮政两个系统外，几乎所有关键部门的要害国有企业都被列为私有化目标。采取的私有化形式，则包括整体出售、拆分售股给公司员工和上市三种。通过采取私有化这个“战后英国经济和工业结构最重大、最激进改革之一”，英国达到了通过用市场调节代替政府和文官制度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市场竞争，最终建立起人人拥有股票的“股东社会”的目的。
“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这是里根的名言。撒切尔夫人不仅重整了英国经济，使之重新回归世界舞台中心，更与对岸的里根总统一起向世人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确仍旧是最不坏的制度。
这对于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改革，没有参考价值？
六、
我们重新回到前面格隆的那两个疑问：1、我们真需要国企吗？2、或者说，我们需要那么多国企吗？
“国企改革”其实从来都是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反复的话题，无疑也是最近一年曝光率最高的一个词。
这很讽刺，因为反复改革，只能说明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而且：
1、国企是资本市场寄予厚望，就指望靠它的改革给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突破口的抓手
2、国企同时又是政府深度参与和掌控经济的抓手
很明显，一柄剑只有一个剑柄，不可能同时被两个人抓牢在手里——这也注定了国企改革盛名之下，多半难堪重负!
哲学讨论有两个意思类似的词：屁股决定脑袋，路径依赖。
当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哪家国企都重要，哪家都不可或缺。哪怕你是躺着数钱的银行，你也会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如果你试着把屁股从凳子上挪开，做一次客观的旁观，你会发现，于经济体系而言，占用了太多、太多经济资源的大多数国企，不是麻烦解决者(trouble shooter)，而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
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要迈出去的腿，就因为国企这个横亘在面前的庞然大物，又不得不被迫缩回来，然后试图绕路绕过去，很多事情就是在这种退缩中前功尽弃的：因为担心国企破产、职工大面积下岗等压力，我们近期不得不采取了两个很匪夷所思的做法：
一是重新回到保国企不死(至少绝大多数不死)的老路；
二是对产能淘汰，各省按比例下指标，而不是全国一盘棋，优胜劣汰；
这等于宣布去产能的“供给侧”改革基本被放弃。
说国企绑架了中国经济，并不过分。
实际上，即使需要，我们也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国企。国企占比从目前的70%，减低到33.3%的控股比例，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的公有制地位与红色本质。
很显然，国企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崛起绕不过的一道坎，一座山，除了跨越，没有其他办法。绥靖与妥协，只会导致我们的诸多改革进入一遍又一遍的轮回循环。
(愚公移山图—徐悲鸿)
解除了阿喀琉斯之踵，中国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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