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中国经济的“逃生之门”
2018/11/18 20:31:13 价值线

    

    

     来源|价值线综合

     编辑|价值线 海荣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表示,目前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如此之高的缴费比例让不少市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到手的工资,还不到工资总额的六成。

     著名税收专家李炜光先生最新的中国企业税负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已经接近企业的“死亡线”!

     呼吁减税的不仅有曹德旺、柳传志、蒋锡培这样的企业家,还有知名学者吴敬琏和高级官员吴晓灵、许善达等等,这个名单越来越长,汇聚成时代最强音。

     过往每次中国经济放缓最终都必须靠祭出政府投资这个法宝的路径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通过全面减税藏富于民,把钱撒到消费边际倾向最高的人群,将以往政府大量的无效低效投资转化为民间有效需求,这才是中国经济的“逃生之门”。

     A

     五险一金占工资近半

     户均税负近6万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表示,目前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如此之高的缴费比例让不少市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到手的工资,还不到工资总额的六成。而剩下四成多差额的去向,自然也成为普通工薪族关注的对象。

     我国各地缴纳“五险一金”的比例,虽不完全一致,但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相关数据显示,在与125个国家的社保费率对比分析后,只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而且主要是发达的福利国家。

     对社保五险一金的构成明细,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客座导师、会计专家马靖昊以如下案例进行了拆解。

     假设你的税前工资10000元,在扣除各类社会保险及其所得税之后,每月能够拿到手的工资是7454元。缩水的25%是如此计算的:10000元工资,个人需缴养老保险8%,医疗保险2%外加3元,失业保险0.2%,合计22.2%,外加3元,即2223元。再扣除缴纳个税322.70元,剩下7454.30元。

     至于你的企业,缴费比例要远远超过雇员。10000元税前工资,企业需缴纳的社保,包括养老保险20%,医疗保险10%,失业保险1%,工伤保险0.3%和生育保险0.8%,住房公积金12%,合计44.1%。由此可知,企业缴纳的社保金额约为4410元。

    

     北京某大型民企"五险一金"缴费率

     综合来看,万元税前工资,你拿到了7454元,企业实际支出了14410元,企业缴纳的社保金额约为4410元,个人支付2223元,两项合计6633元。单位和个人合计缴纳五险一金的数额6633元,占据税后工资7454元的比例为89%。企业需要负担的金额,几乎是个人到手金额的两倍。马靖昊感慨,拿工资时一定要想到企业为你发生的实际支出啊,都不容易。

     雇主每月付出了14410元,职工个人拿到了7454.30元。之间6955.70元的差额,究竟去了哪里?其中单位缴纳的三险3210元、个人缴纳的三险1023元,上缴了社保机构;单位缴纳、个人缴纳的公积金各1200元,上缴公积金管理机构;个人所得税322.70上缴税务机构。

     财政学家高培勇近日在财政主题演讲中提到我国隐性税制特点。税收的90%是通过企业开征的,但这个税负最后是向消费者和股东转移的。企业不是纳税主体,而是政府征税的载体。

     高培勇查了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2017年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是14.436万亿,如果考虑企业交纳的五险一金即社会基金收入约为6万多亿元,这两项合计约为20.6万亿。如果由13.8亿人口平摊,人均接近1.5万元。户均人数为3.02人,户均4.5万元。如果再考虑政府土地批租等方式获得基金账户收入6万余亿。总额约为27万亿元,户均正好是5.9万元。可见,不管是从企业角度,还是从家庭角度来看,税负都是过高了。

     B

     曹德旺、柳传志、吴敬琏、吴晓灵、许善达……

     呼吁减税的人每天都在增多

     呼吁减税的不仅有曹德旺、柳传志、蒋锡培这样的企业家,还有知名学者和高级官员,这个名单越来越长,汇聚成时代最强音。

     刚刚卸任中财办副主任的杨伟民语重心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是多收钱多支出,也可以少收钱,把钱留给企业、居民、市场主体,让他们决定该怎么样花。决定 13 亿人和 1 亿市场主体的钱该怎么样花,搞得清楚吗?这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的要求。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稳定宏观税负,但凭直观的感觉来看,财政收入占比和中央财政占比在大幅度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很快。

     减税是必须的,减税、减费,最后消灭费,这是长远的方向。我们要从长远的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考虑发展的问题。

     财政制度存有问题,降成本不是企业内部的成本怎么样降,而是全社会宏观的成本怎么样降。

     “良心经济学家”吴敬琏一针见血指出了政府部门的“纠结”:

    

     财政政策还有余地,但是这个钱怎么给,现在还是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政府部门希望靠增加支出来增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力度,比如铁、公、基投资上,另外有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由他来用是最好的,比如说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补贴等等,实际上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个效果是不怎么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来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就是要减少收入。所以我一直是建议着重在普惠性的减税上来想办法,我们的税收还是太高。

     朱镕基原秘书李剑阁在 2012 年的呼吁今天一点都不过时: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许多“内忧外患”的紧迫问题,无论从应对危机,还是从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各个方面看,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过去十年中国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以及地方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令人担心。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配,从国家法度上值得推敲。

     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呼吁:

    

     财政政策要适度减税,让企业能够有盈利,有盈利了他才愿意去投资。

     财政政策不能过多地去做直接投资,应该把钱花在保证社会底线上,就是“市场出清”时,要做好社会保障的托底,让倒闭企业职工的生活要能有所着落并有利于再就业。

     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降低宏观税负”是政治承诺:

    

     政治局去年 7 月份决定降低宏观税负,这不是个学术判断,是个政治判断。

     2017 年 5 月全国政协俞主席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研,研究内容是税收的“营改增”。当时,有一些专家认为营改增以后不能减税了,只能减费。针对这种错误的认识,8 月份政协开会俞主席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政治局提出的“降低宏观税负”任务,还需要继续采取措施来推进这一任务的实现。

     在当前减税这件事情上,没有拿出支出减少的成熟方案就不能做出减税的决策,这个逻辑不成立。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作为我们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减支作为减税的配套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但是不能作为前提,否则就意味着反对现在决策层的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

     C

     减税!

     中国经济的“逃生之门”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说,“税”的本质是一种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手段,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用一部分人的钱养活另一部分人,因此无论于经济效率,还是于社会福利而言,税永远不是优先选项,而是最后选项,是人们确实认为某些服务市场无法提供的情况下,才可以采取税这种方式有政府提供。高税率往往意味着极大增强政府干预市场的动力与能力,意味着政府开支的膨胀,特权利益的固化;创业成本的增加,创新动力的消退;就业机会的减少,民间消费不振等一系列问题。

     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政府税收每上升1%,会导致中国GDP下降0.045%。中国税收对私人部门资源配置扭曲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已超过了政府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高。

     中国现有的税收,无论是宏观税负,还是企业的总体税费负担,都远远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据著名税收专家李炜光先生最新的中国企业税负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已经接近企业的“死亡线”!

     因为除少数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接近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长期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过去,尽管御用“专家”们有一千种算法和一万种公式来论证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这一“伟大”结论,却改变不了一个苍白的事实: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的的确确是靠逃税才得以苟延残喘的。

     其实你都根本不用看这些数据,只要身边有做企业的朋友,你会发现10个有9个在抱怨税负太高,压力大,还有1个没抱怨的那肯定是卖了企业买了房啦!

     真正的改革其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就必须“动刀子,下狠手”,如果改革不能在全面减税上真正下功夫,而仅有一些挤牙膏式的结构性减税,其结果必然是政府庞大的收入逐步扼杀掉社会经济的所有活力。

     是“放水养鱼”还是“竭泽而渔”,相信虽“五尺之童”亦能做出明智决断,而况庙堂之上乎!

     1980年1月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税率进行了果断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离任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并使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的美国经济此后开始了快速的增长。

     1982年,美国GDP实际增长率-1.9%;里根新政两年后,也就是1984年,增长7.3%!

     7.3%,放在今天的中国,也是超预期的经济增速了。事实上,这是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后的最高年度GDP增长率,而这一切正是发生在美国大减税之后。

     目前紧张的世界地缘政治,其实是各国经济都在泥潭挣扎的矛盾延伸而已,此时能够救中国经济的只有内需。过往每次中国经济放缓最终都必须靠祭出政府投资这个法宝的路径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通过全面减税藏富于民,把钱撒到消费边际倾向最高的人群,将以往政府大量的无效低效投资转化为民间有效需求,才是中国经济的“逃生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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