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人反对取消“连坐”，朱令铊中毒案，还不能让人明白吗？
2024/4/1 跨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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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瞭望》杂志官方号在2023年12月27号发布了一条短视频，其中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呼吁停止对涉罪人员实施‘连坐’限制”。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明智之举。时代已经进步到何等程度？还在坚持封建社会的陈旧观念，真是可笑至极。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视频评论区却展现出如此不同的风貌：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许多人并不认为取消“连坐”是件好事，相反，他们对此颇有异议。
在朱令刚因“铊中毒”案去世的这几天，这些言论不仅荒谬可笑，而且有些令人同情。
为何会有这样的言论？
首先，让我们看看一个发生在1997年东北某大学女生身上的案例，它与朱令铊中毒案的情节完全不同。
1997年11月28日，一名就读于辽宁沈阳某大专院校的女生张翠霞发现，当天上午9点她的存折上突然多出了600块钱的支取记录。在那个年代，60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张翠霞随即报了警。
收到报案后，沈阳市公安局派遣了一位名叫董兆宏的民警负责对此案展开调查。经过深入的逻辑推理，董兆宏认定冒领张翠霞钱的嫌疑人很可能就是与她同住宿舍的女生。
条件有限，1997年银行没有监控录像。因此，警方将侦破案件的方向确定在取钱时留下的签名上。通过笔迹鉴定，张翠霞与宿舍同居的李秀丽以及另一名女生被列为怀疑对象。
根据李秀丽回忆，董兆宏当时拿来许多空白取款单，要求她和另一名女生在上面签名，作为笔迹鉴定的样本。两个月后，董兆宏找到李秀丽，告诉她笔迹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显示她冒领了张翠霞的600元钱。
当天，李秀丽也书写了认罪声明，承认自己冒领了张翠霞的600元钱。然而不久之后，她便收回了这一陈述。她联系了三名同学，要求他们出具书面证明，证明案发当天的9点，他们和她一起上自习，并未离开教室，根本没有机会实施犯罪。
董兆宏答应重新进行一次笔迹鉴定，这是在他收到了李秀丽提供的不在场证明之后。
董兆宏很快就完成了这次笔迹鉴定，几天后他再次找到李秀丽，并展示了新的鉴定结果。两次鉴定结果都表明，这确实是李秀丽的笔迹。
同时，警方对此事也提出了处理建议：李秀丽因为偷窃存折、盗取他人存款，应当接受治安处罚。然而考虑到她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公安机关决定将处罚权交给学校处理。
学校怎么可能对这种偷窃存折、冒领他人存款的恶劣行为轻易放过呢？
李秀丽即将毕业，正值1998年4月6日，却突然接到所在大学的“勒令退学”的通知。
李秀丽原本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还担任班级的学习委员。再加上她家境贫困，她的母亲靠捡垃圾为生供养她上大学，所以被不明不白地勒令退学，这让母女俩都难以接受。在退学后，李秀丽对当地警方提起诉讼，表示不服气。这一事件发生在1998年5月。
经过半年的审理，法院作出判决认为警方在办案程序上存在瑕疵，要求警方更加严格地执行程序，重新对盗窃案进行认定。
李秀霞对这份判决书欣喜若狂，因为她相信自己终于有望昭雪冤屈。她每天都前往公安机关，期待他们尽快做出新的认定结论。
她没想到自己将面对何等厄运，直到1998年年底，公安机关的人亲自驾车找到李秀丽，告知她重新认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李秀丽当时心情非常愉快，毫无戒备地带着母亲一同上了车。母女俩当时天真地以为，李秀丽的冤屈终于可以得以昭雪。
李秀丽母女万万没有想到，这辆车直接开到了看守所，而不是把她们带去公安局。
李秀丽毫不知情地被人从母亲身边野蛮拽下车，不顾母女俩撕心裂肺的哭喊。随后，她被强行送进了看守所。直到被关押之后，公安人员才向她出示了一份劳动教养决定书。上面写道：“根据相关规定，由于李秀丽进行盗窃活动，危害社会治安，特此决定对其实施一年的劳动教养。”
李秀丽明明赢得了官司，却没有摆脱冤屈，反而被无情地劳教了整整一年。
尽管经历了一年的劳教，李秀丽仍然没有变得“老实”。出狱后，她将沈阳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也告上了法庭。
这一次，李秀丽展现出了智慧。她带着自己的作业本和相关材料，从沈阳出发前往北京，寻找当时备受瞩目的物证专家、笔迹鉴定泰斗徐立根教授，请求他对自己的笔迹和存款单上的签名进行鉴定。
徐立根教授从李秀丽提供的材料中挑选了许多样本，然后对存款单上的签名进行了仔细比对。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书写习惯还是笔迹风格上，存款单上的签名和李秀丽的字迹完全不同。
经过比对后，徐立根教授以北京市物证技术鉴定所的名义正式得出结论：存款单上的那几个字并非由李秀丽所写。
李秀霞看到笔迹鉴定结果后信心大增，认为自己即将洗清冤屈。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尽管曾被认定为冒领存款的唯一证据已被推翻，她仍然坚持维权直到2004年9月才获得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劳动教养决定以及以往法院判决，同时获得1.9万元国家赔偿。
李秀丽在这起案件发生时，年仅21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时期；而等她最终平反清白时，已经是28岁了。
李秀丽在这7年中，除了被劳动教养1年外，为了随时准备打官司，只能和母亲一起以捡拾废品为生。她虽然赢回了自己的清白，但却付出了如此沉痛的代价。
这宗案件与朱令“铊中毒”案有相似之处，不仅发生在同一个年代，还都是女生宿舍内的案件。
李秀丽案的随机因素实际上比朱令案还要更大；虽然张翠霞的室友们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嫌疑对象，但只要知道张翠霞存折的放置位置，外人想要盗取也并不困难。毕竟张翠霞只是一名学生，她的生活轨迹相当简单，趁她上课时溜出来，取钱后再放回去就行了。
朱令案的情况则与众不同。要是没有朱令案，又会有多少人知道铊这种物质具有毒性呢？就算知道了铊有毒，又有几人能亲眼看到这种物质呢？
最重要的是，即使大家都知道铊有毒，又有几个人明白如何使用这种物质进行毒害？
况且朱令长期多次中毒，她与铊的关系并不密切，根本无法达到对铊的充分了解。
然而，孙某与朱令同宿舍，对铊的使用和剂量非常了解，甚至能够公开接触铊。直到案发两年后的1997年才被传讯8个小时。这种办案效率相比李秀丽案发当天就被列为嫌疑人的情况，可以说是效率大大降低了多少倍呢？
尽管有人证明李秀丽在作案时间内没有行凶，她仍被认定为盗窃罪名成立，唯一的证据是一份错误的笔迹鉴定报告。而朱令案中的嫌疑人孙某几乎完美地满足了作案条件，但最终却“关键性证据缺失”。
李秀丽案符合当时的情况，注重“效率”，对细节不太在意。而朱令案则有所不同，强调“稳慎”办案，担心冤枉无辜者。
把这两个同一时代背景的案子放在一起，这其中的味道，应该向谁述说呢？
当然，我们必须坚信，办案态度如此天差地别，一定是没有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只是从这两件案子结果来看，分明显示出，人和人，毕竟还是不一样的。
改写后：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确信，办案态度的如此大相径庭，肯定是没有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但从这两起案件的结果来看，显然表明，每个人毕竟还是不同的。
有时候，法律在对拾荒母女的执行上更注重“效率”，而在对身份背景复杂、具有背景的人的执行上更注重“人道主义”。
假设我们再往前推进一步：如果犯罪者被判处死刑，并且家人也受牵连。在这种情况下，李秀丽母女俩还有可能获得无罪释放吗？针对朱令案的嫌疑人是否有被捕的机会呢？
以现实的视角来看，结果显然很明显。李秀丽毫无疑问不可能逆转局势，她那位靠捡垃圾谋生的母亲恐怕也会受到牵连……而涉及朱令案的嫌疑人，不仅更加不可能被逮捕，调查甚至会变得更加困难。本来家人掩盖事实是出于亲情，但一旦“连坐”合法化，帮助她就会成为“自保”的手段。
法律本身无法执行正义，它只是一种用来执行正义的工具。
作为封建社会的残留物，“连坐”本身就是严厉法律的代表之一。
这种物品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尚书.汤誓》中就有记载：“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要是违背了对我所说的事情，我绝不会忘记。如果你们敢违抗我的誓言，我将杀死你们的家人，决不会宽恕。
这东西的发明，实质上是用来专门欺负底层人的。简而言之，这玩意就是欺负底层人的工具。
当然，真正将“连坐”玩得出神入化的是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秦孝公追求急功近利，渴望秦国能够迅速崛起，商鞅迎合其喜好，制定了极为苛刻的律法。不仅对于乱丢垃圾要进行惩罚，而且只要一个村子有罪犯，周围的居民都要受到连坐的惩罚。
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实力大增，然而却导致了人心的彻底丧失。
几年前，一部电视剧大肆宣扬秦国“上下一心”，既无历史根基，也缺乏人性的表现。
战国七雄覆灭之后，韩国派遣张良刺杀秦始皇以报仇；田横兄弟为齐国谋复国；燕赵游侠在赵国杀死了郭开除恶；楚国人誓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即使是最弱小的燕国也有刺杀秦王的荆轲。
大秦帝国覆灭时，是否有人为它感到悲伤，是否有人举起旗帜为它复仇呢？刘邦通过“约法三章”就直接夺取了秦国几百年经营的根据地，这简直太容易了。
史上一直以来，苛刻的法律惩罚都未能获得人心。因为古人早已领悟到：法律只是抽象的逻辑，具体的执行却仍需依赖于人；而人性却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
在文艺作品中所倡导的是大公无私、刚正不阿的品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是无耻无德的欺上瞒下、捧人高攀人低的现象。
朱令案和李秀丽案的发生时间相近，然而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一差距明显是由于人的原因而非法律的原因。
对一般民众来说，严厉的法律制裁不仅有效，而且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然而，对于那些高层人士来说，却经常出现莫名其妙地失去作用。
造反应该是个大罪吧？根据历代法律，即使不处以诛九族的刑罚，也会杀全家。然而，清朝时期，吴三桂造反后，康熙皇帝杀了他的儿子吴应熊，却放过了他的儿媳阿吉格。
阿吉格之所以如此受宠，其实根源在于她是康熙皇帝的祖母皇太极的女儿，算起来她还是皇帝的亲姑姑呢。为什么呢？
我国是一个重视人情、血缘和姻亲关系的社会。上层人士的背后通常都能拉出一大批有背景的人来。对于这些上层人士来说，“连坐”制度不仅没有用，还会加强它们之间的攻守同盟。所以，他们为什么不采取主动行动，与其他人共同进退呢？
经过两年的拖延，朱令案才对嫌疑人孙某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传讯；而李秀丽当天就被确认为犯罪嫌疑人。
孙某，朱令案中的嫌疑人，在被传讯的8个小时内，他说了些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
董兆宏向李秀丽展示笔迹鉴定结果时，她莫名其妙地就承认了罪行。李秀丽并非作案者，她为何要承认罪行？这同样是一个未解之谜。
法律的严格是否足以解决这两件案件之间的差异呢？
自古以来，我国崇尚仁治的原因在于实行仁治，这样一来，上层固然会得到好处，而底层也至少能分享一些益处。
如果没有严厉的法律制裁，它几乎不会对上层产生任何影响，但在底层面前却常常毫不留情。
在封建时代，有一个常识是：大多数贪官污吏并非仅因为贪婪而被推翻。实际上，他们倒台的主要原因要么是因为支持了失败的一方，招惹了高层；要么是因为做错了事情，得罪了上级。
上级的意思是让他们下台，肃贪只是一种借口。
当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焕然一新，封建社会的种种肮脏陋习早已被彻底清除。前面提到的历史常识已经完全成为过去。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思考问题，深入思考现象背后的原因，不要盲目迷信严刑峻法，而是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
就算连萝卜都拔不出来，也别想着能带出多少泥来，这样做真的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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