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宽信用：寻找消失的借款人
2022/3/8 王剑的角度

    

     王剑,CFA

     正文

     近期市场都在关注贷款“开门红”情况。贷款是市场人士所谓的“宽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之下，如果信用(主要是贷款)能宽起来，那么意味着银行将资金投放给市场，润滑其他经济活动，带动经济增长。

     但现代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一直有个问题，就是借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这事得先有想借钱的借款人，而且还得符合银行的放贷标准。也就是，所谓的有效信贷需求，借款人必须符合以下两点：

     想借钱

     能借钱(符合放贷标准)

     然而，在经济的微观主体预期转弱的背景下，残酷的现实就是想借钱的人变少了。日本、欧洲甚至是危机后的美国，都遇到过这一问题：借款人消失，没有人借钱。都没有人借钱了，银行的贷款“卖”不出去，宽信用自然宽不起来。

     于是，说好的宽松，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国会遇上这一问题吗？

     我们先看下我国过去贷款的投向。2022年，全年贷款净投放约20万亿元，其结构为(这结构和以往年份差异不是特别大)：

    

     占比最大的是对公中长期贷款，其次是个人中长期贷款，两者分别占46.3%、30.5%，合计76.8%，是绝对的主力。因此，想要信用宽起来，这两类贷款仍然是主力。而其中主要包含的内容是：

     对公中长期贷款：

     主要用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基建、地产、制造业三分天下，借款人分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基建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制造业企业。可以观察的数据是三者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近期好像增速都很一般(图：国信证券宏观团队)。

    

    

    

     个人中长期贷款：

     主要是个人住房贷款。也就是老百姓买房，可以观察的数据是房子销量或销售额。

    

     所以，这些人还会加大借钱力度吗？上述数据上看，好像都不是特别乐观。综上，借款人确实少了。

     同时，还要牵扯到有效信贷需求的另一方面：放贷标准。

     2017年金融业严监管之后，银行的放贷标准是被大幅提高的。比如，以前城投公司借钱，用于基建投资，虽然很多城投企业自身财务状况不佳，其实是靠政府隐性担保，也能借到钱，但现在不允许了。房地产企业则是因为前几年业务模式异化，加杠杆过猛，也是被施以严监管，最终于2021年集中暴发风险，如今银行不敢放贷了。

     另外，有些贷款过去以不太合规的方式投放，比如监管不让做房地产，那么将借款企业包装成别的行业，或者借款给房企的下游建筑公司(其实是由房企隐性担保)。方法很多，后来这些做法也被监管部门逐一杜绝了。

     所以，消失的借款人，一部分是因为现在讲规矩了。如今的宽信用，必须是守规矩的宽信用。不像过去，为了宽信用，大家就敞开放房地产和城投，规矩先放一边。这无疑是金融体系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也别指望为了宽信用，大家可先不用守去规矩，不要有这种幻想。

     制造业企业方面，则是经济下行后企业家们对未来的预期走弱，不想借钱了。这一成因和西方消失的借款人类似。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信用如何宽起来呢？无非几条路：

     1

     提升制造业的能力：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产业低端，产品过剩，挣不到钱，于是也就不太会再继续借款去生产。所以国家在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技术和产品升级后，销路还是很好的，这样的企业我们在调研时见了很多。

     2

     提升银行服务制造业的能力：很多银行做习惯了城投地产，弱化了风险定价能力，一谈制造业就说“制造业风险高”。所以对制造业贷款望而却步。其实制造业企业里面有好有坏，银行的责任就是从中甄别出合格借款人。风险定价能力首先是风险甄别能力，“制造业风险高”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不负责从这个群体中甄别风险，我只做整体上风险低的群体，比如城投、地产、个人住房贷款等。归根结底是因为已丧失了风险甄别能力和其他服务能力。

     监管部门也意识到，服务制造业这事不是喊喊口号就行的，得切实提升能力。所以近两年，监管部门都在花力气提升银行业的制造业金融能力，是卓有成效的。

    

     以上两点，构成了我们前期的银行业分析报告《实业兴邦：银行回归制造业》(点击标题打开链接)。

     但是，以上两点是重在能力提升，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眼下经济弱，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所以第(3)点是：

     3

     基建和地产投资开正道：制造业投资不可能突然飙升，过去稳增长时，主要靠基建、地产。这是两个永远会有信贷需求的行业，也是我国打破西方式的“借款人消失”困局的法宝。但是，前文也提了，2017年之后的新情况是，严监管，城投公司和房企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借钱了。严监管是“堵偏门，开正门”，因此可以关注符合规矩的基建、地产融资方式。比如，基建可能更多靠地方政府债券(不再是政府隐性负债，政府债务显性化、规范化)，地产则可能依靠经营情况良好的房企，或者负责建造公租房的企业。

     但是，这一转变过程中，借款人群体发生明显变化。比如房地产投资，过去一些不守规矩的房企被踢出市场，龙头房企优势凸显。而借款人格局的变化会导致银行格局变化，原来一些风险偏好较高、主做瑕疵房企的银行，也会丢失市场，甚至暴露风险。政府债券替代了城投，也是同理，城投优势银行也可能被削弱。

     我们从来不怀疑政府稳增长的决心和能力，因此，终归能找到合格借款人，完成各种投资的。但是，在“守规矩”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再将往年宽信用的做法来套用今年，借款人的格局会变，那么银行的格局也随之一变。所以，我们更应考虑的是，哪些银行更能站上新时代的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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