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甍 包铭新：中国服装史的研究方法——以汉代服饰研究为案例
2022/9/5 古籍
服装史主要是研究服装本身——其材料、制作、造型、结构、色彩、肌理和纹样等——以及与其穿着方法、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等相关的事件、人物和现象，上述内容一定是被置于时间维度上来进行观察、分析和归纳，以寻求事实和规律。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服装史的研究主要依赖文献。但服装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因而文物材料的使用非常重要，根据年代、地域排比文物材料，再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更为科学。
对于此方法的提出及运用，沈从文先生做出了突出贡献，其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充分利用了当时可利用的文献、图像和实物，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服饰面貌和发展脉络，是中国服装史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但沈先生对于陶俑、壁画等图像和出土服装实物这两种材料是不分的，他把图像和实物归为一类。服装史的研究角度看，这两类材料还是分开比较好。因为图像是间接的、视觉的，而实物是直接的，且有肌理、有结构、有成分，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定性、定量等更为精确的分析和鉴定。2006年出版的《中国染织服饰史文献导读》中明确指出，文献、图像和实物是服装史研究的三类基本材料，并绘制了文、图、物互证之关系图。2021年，杨道圣先生在梳理沈先生对于服饰史料观点的基础上，结合罗兰·巴特服饰符号体系，提出服装史研究文、图、物三重证据法之说。关于中国服装史的研究方法，少有学者发表专文探讨，且基本是以较为宏观的叙述模式加以阐述，故本文拟以汉代服饰研究为案例，探讨文、图、物互证方法的开展和应用，并结合汉代服饰相关材料的特点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汉代服饰研究材料综述
由于服饰史的研究是基于文、图、物三类材料开展的，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可用材料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各类材料的多寡、分布和特点。笔者查阅与汉代服饰研究相关的材料，整理综述如下：
(一) 文 献
01 古 籍
古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即指此。中国服装史的文献非常丰富，而且连续性比较好(相比于其他国家或其他物质史领域)，这也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悠久传统。记载有汉代服饰相关内容的古籍数量颇多，例如政书类的《通典》《通志》《西汉会要》《东汉会要》、辞书类的《释名》《说文解字》、文学类的《诗经》《白虎通义》等。
其中正史类《后汉书》中的舆服部分非常重要，这是正史中首次正式列入此项内容。中国古代社会把车舆服饰制度作为国家礼仪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舆服志》中除了有具体冠服的描述之外，其独特的叙述模式也值得关注，可以从此视角分析服饰元素的不同排列组合样式以及冠服体制的表述形式。
02 遣 策
遣策是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大多以简牍的形式呈现。衣物是随葬物品中的一个大类，录有衣服名称的遣策被称为“衣物券”或“衣物疏”。汉代墓葬中出土的衣物疏一是数量多、分布广，例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广西罗泊湾一号墓、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墓衣物疏等，涉及当时的东海郡、临淮郡、琅琊郡和武威郡；二是与出土实物对照基本相符。因而对照衣物疏，可以了解不同时期、地域的服饰习俗(图1)，开展以名物研究为主要视角的汉代衣物的名称、种类、形制考订。
图1尹湾汉墓出土衣物疏
03 帛 书
帛书即写于绢帛上的文书，除了文字以外，有的还会配图像加以说明。这些图像可以帮助校正某些文献中的文字讹误，包括服饰的名称。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天文气象杂占》，前一部分图文并茂，占帛书的绝大部分篇幅。第一列第1至14条介绍各地云气的形状，第13条占文曰“齐云”，并对应绘有一衣(图2)。有学者根据描画的墨色和图像所绘服装的形制，指出《晋书·天文志》《古微书》《隋书·天文志》等传世诸文献所载“齐/郑云如绛衣”之“绛衣”当为“綘衣”之讹。
图2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局部及第13条占文
(二)图 像
汉代距今年代已久，我们所能获得的绝大多数图像和实物都属出土文物，因而需要借鉴考古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分区分期的梳理；又因为染织服饰包含很丰富的美术元素，我们要特别多地借用美术考古的手段。汉代的图像资料主要有俑、墓室壁画和帛画等，前两者的数量多，后者则较为特殊。
01 俑
汉俑数量众多，品类丰富。按材质分，汉代主要有木俑和陶俑。木俑的出土多集中于楚国旧地，例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陶俑分布在汉代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区域如陕西西安、河南洛阳，以及江苏徐州和山东临沂等地。学界多认为木俑为楚文化的体现，而陶俑则更多是秦汉中原文化的表现。西汉早期，兵马俑、仪仗俑、侍俑及歌舞乐伎俑等普遍出现；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兵马俑的数量减少，仅见于汉帝陵墓的陪葬坑，仪仗俑已经消失；新莽至东汉前期，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云贵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生活娱乐俑、家庭劳作俑、武士俑；东汉中后期，侍俑仍为主要类型，农耕俑和家庭劳作俑中的庖厨俑较为普遍，而以四川地区类型最为丰富。
对于服饰史研究而言，汉俑在各类图像中是较为特殊的。首先，俑对服饰的表现是三维立体的，从中可以看出服饰前后左右各角度的具体形式。其次，汉俑中还有一类着衣俑，兼具实物资料的属性，虽然着衣俑所着服饰不一定是按照现实中的服饰等比例缩小制作，但其样式、结构和材料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图3)。
图3马王堆汉墓出土着衣俑
此外，汉俑中的歌舞乐伎俑和生活娱乐俑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表现，使之动态十足(图4)，暗示了时间这一维度，其内涵中增加了服饰与表演之间的关系。
图4徐州驮篮山汉墓出土舞俑
02 墓 室 壁 画
从汉代壁画墓的区域分布上看，以洛阳为中心，包括河南大部分地区、河北南部和山西南部的中原地区数量最多；其次是以辽宁辽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及以内蒙古和陕北三边地区为主的北方地区；关中地区则以陕西西安为中心；此外，以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为主的河西地区和鲁南、苏北、皖北、豫东四省交界的地区也有少量出土。从表现题材来看，西汉后期壁画墓中开始出现墓主生活享乐的场景。从新莽时期开始，壁画中关于日常生活的描绘面积增大，细节增多，画面充满生活气息。例如洛阳偃师辛村壁画墓，墓葬中室的东、西两壁绘宴饮、对舞、庖厨、六博(图5)，两耳室门外北侧绘执戟门吏。汉后期至三国时期，绘画题材进一步丰富，常见宏大的宴饮、百戏、庄园、庖厨、出行等场面，例如洛阳偃师杏园村东汉墓的“车骑出行”长卷，画面长达12米，贯穿墓室前室的南、西、北壁。
图5洛阳偃师辛村中室西壁六博宴饮图
除了绘画的方式，墓室壁画还包括两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画像石和画像砖。汉代画像石的分布区域广阔，大致集中在“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豫南、鄂北区，陕北、晋西北区，四川、滇北区” 。画像砖墓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南和四川两省。画像石墓于东汉时期达到鼎盛，东汉末年开始衰落，陕北、晋西北与四川等地开始出现画像石墓则是在东汉中期前后。西汉时期画像石中的图像表现较为简单，与同时期的壁画墓相比，仆从乐舞这些现实类的题材出现较早。新莽至东汉前期，仿写现实生活的内容增多，如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东汉孙琮墓画像石、江苏徐州洪楼汉墓祠堂后壁画像石等。
墓室壁画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大量的人物身份题记，据此可以明确画像身份，研究不同等级人物的司职及服饰构成。河北望都县1号墓的前室和甬道壁面上有五组属吏图像，画像旁有榜题(图6)，既反映了汉代郡国行政架构，又昭示出墓主位至三公的显赫地位。例如前室北壁和东西壁北部有“主簿”“主记史”“门下功曹”“门下游徼”“门下贼曹”“门下史”“门下小史”7人，均属门下，其中贼曹所戴为黑色进贤冠，游徼则为红色武冠。
图6河北望都县1号东汉壁画墓中的榜题
03 帛 画
帛画兴起于战国中期，是楚文化流行及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地区丧葬礼仪过程中使用的一种画幡。目前发现的汉代帛画主要有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和3号墓出土的T形帛画以及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的长方形帛画。这些帛画的内容，自上而下大致可分为三部分，表示天上、人间、地下。人间部分描绘了墓主人的日常生活，有出行、宴飨、祭祀，也有起居、乐舞、礼宾等场景，有助于研究汉代不同身份人物在不同场合的着装。
(三)实 物
实物资料的优点显而易见，除了能够直接接触到服装的材料、结构和加工手法外，有些墓葬出土的服饰完整且有序，清晰展示了服饰的穿戴方法、层次和次序等。西汉早期服饰实物的出土主要集中在两湖地区，代表性墓葬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保存基本完好的丝织品和服饰共有一百余种，有些是首次发现的特殊品种，例如“绒圈锦”“千金绦”。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丝麻织品11件，丝织品大多腐烂，麻织品保存较好。服饰品有纱冠、丝鞋、麻衣、麻裙、麻夹袜。
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的服饰实物见于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群，西汉晚期的1号、48号墓，新莽时期的62号墓和东汉中期的49号墓所出纺织品的保存相对完好，文物种类非常齐全，有丝、毛、棉、麻织品。武威磨嘴子1号汉墓出土有3块广山锦(图7)，为以往所未见, 它与 1980 年新疆楼兰城郊墓地出土的广山锦和 1995 年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广山锦相似。
图7武威磨嘴子1号汉墓出土广山锦
新疆地区出土汉晋服饰纺织品也颇丰，主要集中在楼兰鄯善文化圈和于阗文化圈。鄯善文化圈出土的服饰纺织品主要分布于三个区域，依次是孔雀河三角洲地区，主要有楼兰LE城北壁画墓(图8)，LC孤台墓地MB1、MB2，尉犁营盘墓地，小河西岸6号墓地等；且末水流域，主要有扎滚鲁克墓群；尼雅河流域，则有“精绝国”遗址。于阗文化圈的服饰实物多出自今和田洛浦县境内的山普拉墓地。
图8楼兰LE城北壁画墓出土半袖衫
研究汉代服饰的角度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总结出汉代服饰研究相关材料的特点：一是汉代墓葬出土材料跨越时间较长，尤其是图像资料，从西汉初期到东汉晚期，各时间段多类资料均有发现；二是材料的分布区域较广，包括汉代政治文化中心所在的西安、洛阳，以及南北边疆区域的辽宁、内蒙、新疆等地。基于此，汉代服饰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
(一)时间维度
汉王朝存世共405年，且历经西汉、新莽、东汉三个阶段，其间服饰的形制、装饰、搭配等变化显著。出土图像、实物材料具备时间上的连续性，再辅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使汉代服饰动态变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学者们可以分析汉代服饰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徐蕊的多篇论文即从此角度出发，通过对汉代考古资料中的服饰进行类型学分析，总结出女子发式和服装、男子首服、服装基本形式在汉代各时间段的特点及整体风格转变。
(二)空间维度
汉代疆域辽阔，各地域之间的服装款式和服饰习俗存在一定的差异。近年已有学者关注同类服饰区域间的差异，例如王方的《汉代舞服的考古学研究》提出，济南无影山出土舞俑显示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楚地舞女的服饰风格，而章丘绣惠女郎山等地出土的舞俑接近战国早中期齐地舞服的风格。随着时间的变迁，同类舞服区域间的款式差异逐渐减小。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服饰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进步。汉代的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有一定数量的服饰，其中蕴含丰富的多元文化元素，可以分析其款式、纹样、装饰、工艺等具体构成。
(三)画像题材的专题研究
汉代图像资料中的题材类型丰富，有些题材广泛出现在各种绘画载体中，例如《拜谒图》《庖厨图》《车马出行图》等，对此展开研究，除了了解服饰形制本身，还可从中窥得汉代社会生活中的礼仪习俗。有些题材中还有特殊人群的形象，也可做专题研究，例如《战争图》和《献俘图》中的胡人形象。山东苍山前姚村画像石《胡汉战争图》中即表现了胡人拉弓射箭的场景，他们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短上衣、紧窄长裤(图9)。
图9山东苍山前姚村画像石《胡汉战争图》
关于三种材料综合使用的几点建议
(一)辨别材料的真伪
近几十年来，学界对图像和实物越来越关注，几乎出现不仅仅是三分天下，而且要后来居上的局面，但这两种材料的真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对于图像材料，我们需要关注图像学的很多原则和方法，如何合适地“读图”成为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关键。李凇先生曾指出，图像的局限性在于“虚实一体”：一是图像有某种理想化的成分，难以区分是现实的描述还是理想的表达、是叙事还是象征，以及具有情节性还是相关性；二是有地方性的限制，图像的流传毕竟不如文本容易，难以在更大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为了避免对于图像的误读，我们需要了解其背景和构成，包括图像的位置、顺序、大小、对应关系及其组合关系等。
实物材料很少，大多保存不好，且其中不乏专门用于丧葬者，属于殓服，需要关注其与丧葬礼仪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汉代丧制与周代有所不同，包括袭、敛的称数，衣衽方向以及布绞问题。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辛追所裹的20层衣物实为袭、大敛、小敛三个阶段的衣衾被服，例如第19层的细麻布单衣和20层的信期绣褐罗绮绵袍就属于袭之衣。此外，实物资料也有地方性的限制，除了出土地区的不同，还有原产地和贸易地之分，也需区别使用。
(二)关注汉代前后历史时期的资料
虽然汉代服饰研究属于断代史的研究范畴，但查找材料时不应局限于汉代，汉代前后历史时期的材料中都有可能发现线索。李泽厚先生曾说：“汉文化就是楚文化。”从目前发现的西汉初期的物质文化遗存来看，其受到了楚文化相当大的影响，服饰也不例外。例如汉代图像及实物中常见的曲裾深衣，类似的样式在战国时期并不鲜见，上至贵族下至普通侍从均可穿着。同样，汉代衣冠也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平巾帻即是从汉代平上帻发展转变而来。
(三)尽量实现文、图、物的互证
中国服装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从而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具有综合性。尽管三类材料的全面获取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实物材料的发现往往带有偶然性，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是尽量做到文、图、物的互证为好。例如，关于汉代织物“縰”(同“纚”)，《说文》《释名》《礼记》等文献指出了其材质和用途，即纹理稀疏的黑色丝织物，被用作制冠材料或韬发工具。众多考古发现的实物则拓展了对于“縰”的认识，“縰”特指外表髤漆的纱类织物，可缁可朱，可丝可麻，可机织可篡组。结合汉俑和壁画资料，进一步发现“縰”可作为首服独立使用，并且比冠的普及度更高，在各个阶层中广泛使用。西汉晚期以后随着帻的日益普及，“縰”的韬发功能逐渐被帻取代。文、图、物的三者互证，丰满真实地还原出汉代“縰”的特质、使用和流行情况。
(四)重视复原
复原也可视作服装史的研究方法之一。要把服饰或者织物做出来，必然要对文物标本进行穷尽式的分析，这个过程有助于发现问题，加深对文物的理解。中国古代有些特殊的丝织品种及其织造工艺长久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例如汉代经锦的提花技术，这个困惑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基本解决。自周至汉，经锦是中国流行的提花织物之一。据《西京杂记》记载，汉代霍光妻(一说为陈宝光妻)曾使用多综多蹑机织造提花织物，“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20世纪70年代，蜀锦研究领域的专家发现现存的四川丁桥织机与之相似，并以此为样本来推测古代多综织机的形态，但丁桥织机只适合织造窄幅花带等轻细织物。2013年，成都老官山西汉墓出土了四部提花织机模型，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团队经过系统整理和测绘，还原和复制了汉代提花织机，并成功织出了经线密度极大的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复制品。
结 语
文献、图像和实物是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的基本材料，在研究开展之前，需要对与研究对象相关的这三类材料进行调查和整理，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确定研究的主题和角度。以汉代服饰研究为例，除了传世文献之外，可用的材料基本出于墓葬，其特点为跨越时间长、分布区域广。有些材料及其传递的信息尤其值得关注，这其中包括文献中的遣策和帛书，图像中的歌舞乐伎俑和墓室壁画中的榜题，实物中服饰的穿戴方法、层次和次序等。汉代服饰的研究可以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展开，此外，画像专题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使用文、图、物材料的过程中，需注意辨别材料的真伪，关注汉代前后历史时期的材料，尽量实现三类材料的互证，并重视复原。
内 容 来 源：《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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