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全部藏泉 公诸邦国——罗伯昭先生捐赠往事
2022/9/8 古籍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之际，为纪念罗伯昭先生将“全部藏泉，公诸邦国”的爱国义举，中国国家博物馆特举办了“薪火赓续——罗伯昭捐赠展”，以向罗伯昭先生致敬!该展览对公众展出后，社会反响极为强烈。
“近代泉家三杰”之一
罗伯昭(1899—1976年)，曾名文炯，号沐园，四川巴县人(今重庆市巴南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钱币学家、钱币收藏家，与方若、张叔驯并称“近代泉家三杰”，有“北方南张巴蜀罗”之美誉。192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罗伯昭先生出任重庆聚兴诚银行国外贸易部重庆、汉口分部经理，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因商业眼光独到且胆识过人，罗伯昭先生后与美国商人范格重组生利洋行，出任总经理，经营区域从重庆、汉口扩大至上海。罗伯昭先生自幼喜爱古泉，出色的商业才能也为他之后的古泉收藏与研究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罗伯昭先生像
自20世纪20年代起，罗伯昭先生陆续结识了蒋伯壎、戴葆庭、张叔驯等古泉收藏大家，开始了系统收藏古泉之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浙、京津、辽东、四川等地先后出现过集藏、研究钱币的热潮。1935至1937年，罗伯昭先生也在汉口组织过“泉友会”，每周日在家中交流。这些交流活动不仅推高了当地的古泉研究热情，还为此后在上海组织相关泉学研究交流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1938年，因汉口战事激烈，罗伯昭先生迁居重庆，在城南筑沐园，随之改号。1940年，罗伯昭先生一家迁往上海，定居于上海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7号。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伪当局基本控制了上海的金融市场。罗伯昭先生拒绝与当局合作，停止了一切商业活动，潜心钱币学研究。
1940年5月，罗伯昭先生与丁福保、郑家相、王荫嘉、张絅伯、戴葆庭等泉坛学者在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7号罗氏宅邸共同创办了中国泉币学社，丁福保先生被推举为社长，罗伯昭先生出任副社长。中国泉币学社是我国近代史上成立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民间钱币组织，在集藏珍贵钱币、研究钱币历史、建立钱币学研究体系、培养钱币研究人才、传播钱币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7月，由中国泉币学社出版的学术刊物《泉币》创刊号顺利发行。《泉币》杂志是我国早期钱币学研究专刊，郑家相先生任总编辑，王荫嘉先生为校订，戴葆庭先生兼任庶务、会计数职。罗伯昭先生负责杂志总协调，并为杂志主要撰稿人之一。
张絅伯先生曾在《泉币》杂志发刊词中写道：“凡创一议，立一说，必本诸货币原理，史志依据，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力避穿凿，不尚空谈。”为杂志确立了务实严谨的治学风格。杂志开辟了《考据门》《撰述门》《杂著门》等栏目，强调历史文献与钱币实物研究相结合，主张“将泉币一门，成立独立专门科学，应作有系统之推讨，谋划时代之进步”。《出品门》《外埠出品门》《鉴别门》《通讯门》等栏目鼓励泉友们的交流，以“沟通学者，联络同志，提倡后进，补史志食货之遗，纠历代谱录之谬”。《泉币》杂志编辑态度严谨，内容充实，言之有物有据，许多观点和论断仍然为今天所沿用，为后世钱币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鉴古难将尽信书
1940年8月，在罗伯昭先生的热心组织及慷慨资助下，中国泉币学社泉友谈话会(亦称“例会”)正式启动，每周六下午在罗宅举行。学社召开例会并不是随心所欲地交流，也不是毫无准备地乱谈。每周例会前，作为副社长的罗伯昭先生都要亲拟题目，之后发给社员们分头准备，例会之时大家围绕议题、交流思想。
在1940年8月31日至1946年3月16日近6年时间里，中国泉币学社有案可查的例会达178次。根据罗伯昭先生丁亥日记所载(1947年1月至1948年2月)，抗日战争之后学社还陆续组织过例会，但例会记录均已佚失。
1940年对于古泉学界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罗伯昭先生也迎来了自己的不惑之年。罗伯昭先生开始收藏古泉的时间虽然不如另两位著名的近代泉币收藏家张叔驯、方若早，但他不惜重金，全力收集，最终不仅在收藏数量和质量上称雄一代，且形成了自己收藏的风格和重点。寿辰之际，他挑选佳泉四十品出版了个人藏泉专辑《沐园四十泉拓》100册，以飨同好。从各家的题序内容来看，当时罗伯昭先生的收藏已堪比“北方(药雨)南张(叔驯)”。
罗伯昭先生在《沐园四十泉拓》中自题道：
莽泉以四十名壮，余年四十，不负戈而嗜古泉小道，岂壮哉？朋辈有请以泉拓为纪念者，漫应之，然益增无聊而已。庚辰(1940年)冬十一月，伯昭志。
自比方张我不如，年经不惑惑逾初。
赏珍未免居奇货，鉴古难将尽信书。
愿与时贤述李翁，万方多难我何从？
历朝几许兴亡恨，都付不言阿堵中!
罗伯昭先生认为，钱币集藏不能只一味追求奇珍，更要以物补史。在动荡的时局中，罗伯昭先生也深感个人力量的微薄，只能从钱币当中体会王朝的荣辱兴衰。罗伯昭先生在《泉币》杂志中发表研究文章近百篇，在杂志最后一期《胜利号》的献词中提到：“原以我等身居非地，骨鲠在喉，聊事雕虫，藉消积磊”，亦是一种愤懑心情只能通过钱币研究来消解的表达。
正是1940年，罗伯昭先生还同丁福保、张絅伯、张季量、郑家相、陶庭耀、王荫嘉、陈亮声、戴葆庭、蔡季襄等9位先生共同成立了“寿泉会”。每逢寿泉会成员生日，成员每人各出3枚泉币，汇拓成帙，即《寿泉集拓》。集拓每期10本，均为原拓本，成员各得一本。由于罗伯昭先生坚持致力于泉界的交流与研究活动，他也逐渐成为近代钱币学的领军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物价飞涨，经过几年的运营，《泉币》杂志出版经费的筹措日渐困难。如杂志三十一期，原预算为10万元，后结账时竟达39万元。幸得罗伯昭先生出资40万元，戴葆庭先生出资20万元，杂志才得以顺利出版。最终，《泉币》杂志于1945年9月《胜利号》发行后停刊。
1945年10月13日，中国泉币学会换届，推举陈仁涛先生为社长，罗伯昭先生为副社长，例会活动场所改至陈仁涛先生公司办事处。后因陈仁涛先生迁居香港，罗伯昭先生返渝，例会暂时中断。根据罗伯昭先生日记及亲属回忆，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罗伯昭先生的积极组织下，中国泉币学社例会间有恢复。
垂范后世
罗伯昭先生收藏的钱币通古贯今，兼及中外，品相极精，版别丰富。“薪火赓续——罗伯昭捐赠展”中展出了罗伯昭先生捐赠的钱币及钞版144件，不仅有诸如“山阳”桥足布、“视金一朱”铜钱牌、“壮泉四十”“景和”“天策府宝”鎏金钱、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铜元等一批泉坛闻名的中国古代钱币，还首次展出了罗伯昭先生的外国钱币收藏，以及近现代机制币、革命根据地纸币等收藏，如江西省造辛亥“大汉铜币”、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银币金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银币、湘鄂赣省工农银行银洋票等。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红军布币
罗伯昭先生曾在1938年其所撰的《沐园自述》中提到：“余之志愿，再期十年收集，十年作谱，谱录既成，然后以全部藏泉，公诸邦国，海内贤俊幸赐教焉!”可知在筑沐园之初，罗伯昭先生就在心中埋下一颗种子，期冀有朝一日能将其全部藏泉公诸邦国。
1949年初，受民主人士张絅伯先生的影响，罗伯昭先生决心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同时，还积极支持女儿罗炯女士参加西南服务团。
新中国成立后，罗伯昭先生历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监察委员、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二、三届代表，黄浦区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黄浦区民主建国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为新中国工商业的复兴贡献了重要力量。
1951年，罗伯昭先生作为工商界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53年10月，罗伯昭先生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赴朝慰问。
除了工商界的工作，罗伯昭先生也积极投身于文物回流工作。方若(药雨)曾因生活窘迫将旧藏钱币转让给陈仁涛先生，后陈氏将藏品携至香港。20世纪50年代初，原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收购流散到香港及海外的文物珍品，其中陈氏旧藏就在回流文物之列。罗伯昭先生配合文物回流工作，多方筹划、洽商鉴定，亲身赴香港联络洽商、鉴定。1953年，这套珍贵的陈氏藏泉终于成功回购，重返祖国，于1955年9月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交给国家保存，我更放心”
罗伯昭先生在世时就曾对子女说：“你们姐弟无一人爱好古钱，古钱在你们手上是废物，流失了就可惜了我数十年心血，不如交给国家保存，我更放心。”
1956年初，罗伯昭先生开始着手准备捐赠相关事宜。罗伯昭先生首先将1.5万余枚钱币送到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邀请孙伯渊、孙仲渊的弟子万育仁先生为待捐钱币藏品制作拓片。整个拓制工作历时8个月。
1957年9月，其中一套泉拓随15431件罗伯昭先生捐赠文物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至1967年间，罗伯昭先生又先后12次向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其收藏114件(套)，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660件(套)。
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存档案中保存了罗伯昭先生的来信几十封。从来信内容可以了解到，罗伯昭先生每逢遇到新发现的文物时，都会第一时间写信介绍文物价值并询问博物馆是否需要此方面的藏品补充。很多情况下，罗伯昭先生都会先买下，然后再捐赠给博物馆。
同时，罗伯昭先生也积极联络其他藏家投身公益事业，其中，联络沈子槎先生捐赠钱币在文博业内被传为佳话。沈子槎先生捐赠的古代钱币如今也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钱币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
罗伯昭先生的收藏以古代钱币见长，亦涉及近现代机制币，虽也有部分革命根据地货币，但并不完整。在向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后，罗伯昭先生还响应当时国家征集革命文物的号召，为国家博物馆寻找革命根据地钱币线索。
1959年，罗伯昭先生来信介绍蒋伯壎旧藏革命根据地钱币，包括老苏区钞、抗战时期钞、孙中山海外钞714种。此套革命根据地钱币体系完整，弥足珍贵。罗伯昭先生为此事奔走磋商，商谈价格，最终促成国家博物馆征集了此批文物。
除了钱币收藏，罗伯昭先生还收藏了青铜器、甲骨、玉器、瓷器等文物，其中不乏“禽簋”“旅鼎”等历史与艺术价值极高的珍贵文物。罗伯昭先生不仅多次向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捐赠个人藏品，还悉心帮助其他文博机构的同仁解决关于钱币方面的问题，在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建设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罗伯昭先生捐赠文物——旅鼎
罗伯昭先生去世后，子女将先生所剩旧藏钱币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及四川博物院，完成了先生的遗愿。
罗伯昭先生捐赠的文物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博物馆及文博机构的藏品，构建并完善了多家重要博物馆的钱币藏品体系，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博物馆藏品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今，在罗伯昭先生捐赠的文物当中，有近500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不同的展览中对公众长期展出，与其他馆藏文物共同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罗伯昭先生所展现出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光照千秋，垂范后世。
作者李雪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原文载于《人民政协报》2022年09月01日 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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