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一部家族墓中发现的孤本古籍《明成化说唱词话》
2023/4/3 古籍
1967年，上海书店在一次古旧书收购中，意外发现了一批珍贵古籍——明成化年间永顺堂竹纸刻印的十六种说唱词话和一种传奇，共十二本，其中《花关索传》，内含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后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续集《新编足本花关索下西川传》、别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四种，是研究中国文学、戏曲和版画史极为重要的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将这批资料全套影印，于2011年出版了《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成化本说唱词话是现存我国诗讚系说唱文字的最早刻本，对于通俗文学研究有着极重要的价值。此书出土后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然而其发现经过却仍有不甚明晰之处。今日刊发李庆教授《也谈〈明成化本说唱词话〉》一文，他曾于1987年和几位日本学者一起实地调查此书的发现经过，文中详细披露了更多细节，相信可以增一些研究此书的历史资料。
《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十一册(以下简称《说唱词话》，影印出版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为十二册，称十六种，乃是把原来作为一册的有关花关索的四种，有关包公的三种都分别单独计算。另有一册为南戏《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是20世纪70年代地下出土的有代表性的古籍。它被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通俗文学刻本，在我国通俗文学的研究，小说研究和明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说唱词话》的出土发现经过，1972年就有文章介绍。后来又有不同的说法。笔者在三十多年前，曾对此《说唱词话》的出土情况做过一些实地调查，有关内容在1989年国外的学术著作中披露过(见金文京等著《花关索传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89年)。由于学术著作流布有限，且涉及《说唱词话》的一些基本问题，故在此想略做说明，供方家和读者参考。
一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概况，先把有关论说和问题点做一简要介绍。
该《说唱词话》发现的消息，最初在1972年《文物》杂志第11期上公开披露。复旦大学的赵景深(注：以下正文中尊称概从略)写了有关介绍的文字。次年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在《文物》杂志也是第11期上，发表《记文学戏曲和出版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做了更详细的说明。说是在“嘉定县城东公社澄桥大队宣家生产队”的“宣氏墓”中发现。该书1973年影印出版，书名定为《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
▲修复后《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现藏上海博物馆
谭正璧、谭寻在1980年《文献》的第3、4辑上，连续发表《明代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述考》对墓主的情况等进行了考述。此后到90年代，国内有关《说唱词话》出土情况的资讯，大致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展开。
此书出版之后，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70到80年代，日本学者尾上兼英、金文京，港台的学者曾永义、罗锦堂，在澳洲的柳存仁还有马兰安(AnneE.McLaren)等，从语言文字、小说情节、人物形象、戏曲发展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以金文京为首的日本学者，包括大木康、井上泰山、古屋昭弘、冰上正等更进一步集中对《说唱词话》中的《花关索传》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他们注意到该书的出土情况不太明确，想搞清楚，促成了笔者等的调查，具体见下文。
关于该书的发现经过和文本，1998年，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沈津，写了《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回忆先师顾廷龙先生》(此文后收入其所著《书韵悠悠一脉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并在2004年10月出版的《顾廷龙年谱》中，列载于1967年。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说唱词话》出土送交上海图书馆然后转到上海文管会的时间应该是1968年。
▲顾廷龙先生
▲沈津 《顾廷龙年谱》
此后，国内的有关人士，上海书店的宣稼生、罗伟国、俞子林发表文章，重申对1972年收购的看法。沈津也有文章重申自己的见解。
到2012年前后，为了纪念该书问世40周年，除罗伟国、俞子林以外，原上海博物馆的李俊杰、原上海书店的杨嘉祐、还有署名“琉璃棠”(当是上海文博系统的专业人士)等文博系统的老人，又根据回忆以及档案，撰文回顾当初的过程，披露了不少新的情况。这使得我们对于该书的收购、鉴定、上报国家文物管理机构，以及最后整治修理、重新刊出的经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上述论说中，明确了发现者是宣奎元和收购者是宣稼生，但还存在一些异议，有待解明。主要有两个问题：
其一，究竟是何时出土?何时由上海书店收购，并经专家鉴定，上报给上海文管会，并由文管会？笔者认为，这涉及“出土”和“收购”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
何时出土？主要有两种说法：(1)1966年(见李俊杰《〈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起死回生记》(《六十年风华——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纪念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12月)，(2)1967年(见杨嘉祐《记明成化说唱本的发现与修复》，载《练川古今谈》第七辑，2012年)。
▲出土的《明成化说唱词丛刊》一叶
何时被收购？主要也有两种说法，(1)1968年(沈津前引文)，(2)1972年(宣稼生等人说)。
其二，究竟是在何人墓中发现的？也就是此书原来的主人是谁？现在也有两种稍见差异的说法：
(1)宣家墓，(2)宣昶之墓，进而认为是宣昶之妻的陪葬品。
这些需要再加探讨。
二
为了讨论问题，先把笔者和日本学者在1987年前往嘉定县宣家村调查的情况，说明一下。
▲金文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20世纪80年代，日本金文京等人，对成化本唱词中《花关索传》进行集体研究，发现这样一部世界孤本的文献，有关出土的具体情况并不详细，想进一步了解。1987年，金文京和当时在复旦的高级进修生日本京都大学的博士生松家裕子(现在为日本追手门大学的教授)联系。她当时在复旦中文系王运熙先生的指导下进修，和我比较熟悉。她知道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是我老师(庆按：顾先生在“文革”后，应复旦大学中文系之请，为我们文献学研究生上版本学的课，并被聘为复旦大学的兼职教授。同时聘任的还有潘景郑先生)，和我谈了此事。这成了我们的调查《说唱词话》的契机。
我了解到，此事是上海书店的宣稼生经手的。于是，就在1987年10月19日，和松家两人，前往上海书店，访问了宣稼生。松家听得懂中文，在访问中，由我询问，个别地方(因为宣先生的发音、一些地名专门用语等)我做一点翻译和说明。整个访问，松家做了记录。
宣稼生告诉我们，那是在1972年，当时，因“文革”关闭了的上海书店重新开始收购古书的业务。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到嘉定县去。在各处张贴收购旧书的布告。
城东生产队有个农民，叫宣奎元，看到了布告，就把一部旧书带到了当时作为收购处的嘉定县新华书店，有十多册，有几册被水浸过，纸都粘贴在一起。宣稼生认为浸水结成块的不能收购，把余下的收下了。
宣稼生询问书的来历。宣奎元说，这是前几年，解放军到了自己祖先的坟地，“平整土地”。此后宣奎元等在那里发现了墓中有相当多的陪葬品，于是就收集起来，带回了家。因为知道法律不允许私藏出土文物，于是，把出土的陶器、金银首饰等，还有此书，送到了嘉定县的博物馆。博物馆把那些陶器等收下了，书则不收，叫他拿回去。这样，他就把书拿了回去，放到盒子里。因为是从坟墓中出来的东西，博物馆不要，丢了可惜，而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又觉得有点“晦气”，于是就放到了屋后的猪圈里。现在看到了收购旧书的布告，所以赶快拿过来。他想，能卖一点钱总比放在自己的家里好。
宣稼生告诉宣奎元，出土文物，不能买卖。所以给了宣奎元一元五角作为“谢礼”。(庆按：这是当时宣稼生说的。后来杨嘉祐《记明成化说唱本的发现与修复》的文章说，上海市文管会在接到报告，让上海书店把书交到文管会。文管会除了把收购的费用10元人民币归还给上海书店之外，同时，还让书店再补发给宣奎元10元奖金。)然后就把书带回了上海，请上海书店和上海图书馆的专家鉴定(其中就有顾廷龙先生)。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世间的孤本。于是，宣稼生又再次下乡，把当初没收下，也就是结成块状的那部分再收回。这些书都交到了上海市文管会，所在地就是上海博物馆。
▲结成块状的《说唱词话》部分册子
当时，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赵景深先生到上海博物馆，看了这些书，认为是“从未见过的书”，非常高兴，对这些书进行了解说。宣稼生还说：自己的名字是“宣稼生”，和这个“宣家生产队”的“宣家生”竟然耦合，感到真是一种人生的奇缘。并告诉笔者们，当时正在修撰的新的《嘉定县志》，也准备把这事记载进去。
以上是访问的内容。这次访问，我们有收获：确定了当时的出土地点和有关人员，特别是知道了第一个发现、收藏该书的人叫宣奎元。自然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发现的具体过程，地点、时间，尚不明确。
松家把这次访问的情况，用信件的方式告诉了在日本的金文京，金先生非常感兴趣，回信给松家，希望我们进一步调查。并表示可以提供来回的交通费。当时，前往嘉定城东公社，没有地铁，也没有高速公路，只有坐公交或者坐出租车，所需的时间很长。
在1987年11月25日，深秋之际，我和松家，还有当时在复旦古籍所进修的庆应大学的高桥智(现为庆应大学文学部教授)、京都大学的高级进修生要木纯一(现为岛根大学文学部教授)一起坐车前往。途中用了一个多小时。
到了位于上海市西北郊的嘉定县城东公社，找到宣家生产队，那里的人基本都姓宣。和生产队里联系，找到了宣奎元的家。
当时，宣奎元不在家，是他的妻子接待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就带我们到当时发现书的墓地去。墓地在他们家西边不远的地方。看到我们造访，附近的人也围过来。据说和宣奎元一起收集墓葬品的宣友仁老人告诉我们，原来那里有十来个坟，靠北面的大部分已经都平整掉了，留下的也大多犁过，成了农田。但是幸好，还有一些南面的小坟敦和墓地前的石像还残留在地里。我们当时查看了一下，发现留在那里的，有两个石马，两个石羊。
松家从稍远的地方，拍了石马的照片(见《花关索传研究》前的照片)。
看了现场以后，我们又问了宣奎元的情况。他妻子告诉我们，他在附近不远的万荣建材商店上班。于是，她又带我们前往万荣建材商店去见宣奎元。他已经是那里的工作人员了。
宣奎元比较详细地和我们谈了当时发现墓葬的情况。
当时画了示意图(大致如下图，此图是从《花关索传研究》上录下的)，
上面的右图，是当时宣家坟地的示意图。左图是出土的坟墓平面图。
他说，墓地靠北朝南，有一个大的主坟，在大坟南面，两侧分列若干小坟墓。在主坟的前面，原来有一块墓碑，两面都有铭文。据他说，那个大坟是宣昶的。墓碑当时送到上海博物馆去保存了(但是经笔者采访后到上海博物馆查询，回答说没有收藏)。
主坟外边有石廓，内是木廓，最里面是石棺。(庆按：这是当时宣奎元的说法。)主墓中是一大两小三个棺材，大的是男性，有官服，小的两个是女性。
后面的坟，都是两个棺材。存放那书的，是在主坟南边两列坟中右侧的第一个坟内。坟内右侧男性穿戴官服。书放在死者的右肩旁(死者面朝天，如上左图所示)。下面的两册浸泡在水中。
关于出土的时间，宣奎元说是在1964年前后，在“文革”之前。这和后来各种报导中所说的不同。
当时，由我根据自己觉得需要了解的问题，一一询问，松家女士做了笔记。同时高桥智、要木纯一，记得还有一位也是日本的女留学生都在场。采访完毕，我们还在商店前一起拍照留念。
采访完了，我们又特意到嘉定县的博物馆去参观，但是，展品中没有宣昶墓中出土的东西，只有关于钱大昕的展品。
此后，松家把有关情况，写信告诉了金文京。金文京根据松家告诉他调查情况的信件，写了一个简报，发表在日本《东方》杂志第85期上(1988年4月)。发表了《成化本说唱词话发现简报》，把我们的调查情况，向学界作了介绍。
根据以上调查，笔者认为可以确定如下几点：
其一，此书的发现，宣奎元说是在1964年。笔者当时对于他所说的“解放军”平整土地的时间是不是1964年进行过追问，他的反应有点闪烁不定，但说，在“文革”之前是确定的。其二，发现时，不止宣奎元一人在场，还有其他人，如宣友仁。当时取出书时：墓中有水，书的下面部分浸在水中。其三，宣奎元把书留下，是因为书和其他出土物品送到博物馆，博物馆不收书，让他带回。其四，1972年，他是看到上海书店收购的广告，把书送到当时的收购点嘉定新华书店的。
这些细节，我想和其他有关资料结合起来考虑，对该书发现的全过程，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三
因为笔者当时正在从事明代诗文的研究，根据上述调查，对《成化词话》究竟出自何人之墓的问题，曾和金文京用书信进行过一些交流。有关情况，承蒙金文京厚意，在他和大木康、井上泰山、古屋昭弘、冰上正等先生著的《花关索传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89年)上做了介绍。或许因为此书作为学术著作，在国内流传甚稀，现把有关意见，列之如下。
笔者根据现场调查，注意到，在宣氏的墓前，残存的只有石马和石羊。因为大块石头太重，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移动比较困难，可认为是保持了原来墓前的状况。
考《明史》卷六十《礼志十四》的“坟茔”条载：
(洪武)五年重定
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无。
从墓地前留下石马、石羊看，墓主应该是五品的官员。
▲宣氏家族墓场景
考宣昶的生平，曾为西安府同知。《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四》,府的同知为正五品。正相匹配。再考《嘉定县志》等有关记载，宣氏家族没有比宣昶官职更高的人，因此可以断定，宣家墓地中的主坟当为宣昶之墓。
那么，主墓南面右列最前面那个坟墓的墓主是谁呢？
主坟南面，左右两侧，有两排坟墓，当系根据传统的“昭穆制”排列。所谓昭穆制，《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乃是古代安排宗庙中神位排列的一种制度。《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宋朝的贾公彦《疏》中曰：“但置茔以昭穆夹处，与置庙同也。”在坟茔墓位排列上也是如此。
因此，宣昶坟后面的那个坟墓，当是宣昶子孙辈的。
宣昶有没有子孙呢？据查清代乾隆年间穆国栋重修的《嘉定县志》卷八《杂进》中，有宣昶的两个儿子的记载：
宏治年间(庆按：宏本当作“弘”，清代避改作“宏”)
宣廷政，字尧卿，昶子，沈府纪善。
正德年间
宣廷教，昶子，鲁府典膳。
所以，有《成化词话》的坟墓，当是这两人中的一个。按照《周礼·冢人》“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各以其族。”条的《贾疏》，关于宗族墓地里，兄弟坟茔的排列：“假令同昭穆，兄当近王墓，弟则远王墓，为次第。”
而宣廷政居长，(从字“尧卿”也可推得)按一般推断，当是他的坟墓。
但是，历史中有着复杂的情况。在明代社会中，是非就一定是按照《周礼》规定的那样呢？并非如此。
据《明史》卷五十二《礼志六》“群臣家庙”条记载：
成化十一年，祭酒周洪谟言：“臣庶祠堂神主，俱自西而东。古无神主尚右之说。惟我太祖庙制，合先王左昭右穆之制。宜令一品至九品，皆立一庙，以高卑广狭为杀。神主则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帝下礼臣参酌更定。
可见，当时的“臣庶”民间，对神主、当然也涉及墓葬的“尚左”“尚右”，还有着不同的做法。对于这一点，金文京指出：“尚右之风，殆是沿袭了元代尚右的习惯。”
因此，宣家的墓葬，究竟是按照明代的规定，还是因循这当时社会上传统的旧习，这就比较难以判定了。如果沿袭旧习的话，根据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兄弟分家，各立门户，以长子继承者为多。这样，宣家坟地中那个放着《成化词话》的墓，也就有可能是宣昶之孙的了。
再考乾隆《嘉定县志》卷八“例选”中，记载有宣昶两个孙子的情况：
宣效贤，字希梦，昶孙，濮州州判。
宣希文，字国贤，昶孙，禀例，兴国州吏目。(金文京认为“希文”当是字，“国贤”当为名。)
据清宣统时的《濮州志》卷三“官师”记载，效贤是在嘉靖二十四年就任的。
此外，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有《宣节妇墓碣》，所述为宣效贤之女的事。
这样，对于宣家的情况，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因此，对于《成化词话》，出于何人之墓，可以有个大致的结论。根据当事者宣奎元的说明，可以断定，该书不是出于宣昶之墓，也不是宣昶妻子的陪葬品。成化本说唱词话，应该出土于宣家墓地，宣昶之子或孙子的墓葬中。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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