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东：从《日本翻刻建本汉籍图释》窥见中日两国书籍交流史之一隅
2023/4/3 古籍
福建建阳曾经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是“明代印书最多”的书坊聚集地，在中国古代出版史和中国文化发展传播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将和刻本汉籍与建本联系起来考察，以见中日两国书籍交流史之一隅，或不无小补。
和刻本汉籍的学术价值，自晚清以来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域外汉籍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学界为此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从出版方面看，《佚存丛书》的刊行和《全唐诗逸》收入《知不足斋丛书》，被当作是日本汉籍回流的标志。黎庶昌在日本刻印《古逸丛书》，多据日本刻本、旧抄本影刊，此书历来为学人所推崇。20世纪70年代，长泽规矩也编撰出版《和刻本经书集成》《和刻本诸子大成》《和刻本汉诗集成》《和刻本汉籍文集》《和刻本类书集成》《和刻本书画集成》，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主编《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共四编)等一系列图书，影印了大量稀见的中国典籍和刻本，为学者所重。近年，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201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段志洪、徐林平主编《和刻本中医古籍珍本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从不同着眼点出发，挖掘整理出众多珍贵的和刻汉籍文献。
今天常用的和刻本汉籍专门目录，有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及其补正(汲古书院，1978年；1980年)，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而森立之等 《经籍访古志》、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等前贤著作，大多只限于对部分珍贵汉籍进行著录。沈津、卞东波编《日本汉籍图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收录约1800部，可谓皇皇巨著，对学界大有裨益。日本曾大量刊刻中国文献典籍，但究竟哪些是翻刻本，哪些是重刻本，所据是何底本，二者关系如何，则鲜见系统研究。即使是《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日本汉籍图录》等书目、图录，在版本信息上也没有太多的有效传达。通过调查海内外现存建阳刻本(以下简称“建本”)可发现，大量和刻本汉籍是以建本为底本翻刻或重刊的，它们大多保留了建本的版式、行款、牌记以及其他可供判断底本来源的相关信息。众所周知，福建建阳曾经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是“明代印书最多”的书坊聚集地，在中国古代出版史和中国文化发展传播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将和刻本汉籍与建本联系起来考察，以见中日两国书籍交流史之一隅，或不无小补。这正是本书编纂的初衷所在。
建本东传日本
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大约在六世纪初，刊本传入则是在平安时代(794—1192)后期。日本汉籍的再生产，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乃至之后较长时间内，多通过抄写来实现。飞鸟(593—710)、奈良时代(710—794)甚至出现了专门抄写汉籍的机构“写经所”。而印刷术在日本的应用，起初亦如中国，主要用于佛经，镰仓时代(1185—1333)始用于外典。根据可靠记载，最晚在南宋，建本已流入日本。1241年(南宋淳祐元年，日本仁治二年)，日本僧人辩圆圆尔(圣一国师)从中国带回数千卷书籍，收藏于京都东福寺普门院。1353年，东福寺第二十八世大道一以根据这些藏书编成《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一书，其中外典内有《纂图互注周易》一册。“纂图互注” 的形式为建阳书坊所创，大抵不误。因而有理由相信，这一批宋本书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建本。宋末元初建阳本地学者亦有“书籍高丽日本通”之语(熊禾《建同文书院上梁文》，《丛书集成初编》本《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五)，描述了建本远销高丽、日本的事实。
随着中日交流的频繁，尤其是商业往来日益密切，建阳刊刻的书籍大量东传至日本。即使是在德川幕府闭关锁国时期，中国商船依然被允许停靠在指定港口——九州的长崎，书籍得以不间断地进行贸易流通。福建具备天然的港口优势，外销本地特产——产量惊人的建本，尤为得天独厚。日本现藏明人别集中，包含大量闽人著作，其中一些在国内极为罕见甚至失传。这表明，当日此种闽地“特产”，或未进入全国市场而已先由本地港口远销外洋。保守估计，如今日本各大图书馆所藏建本，当有上千部，其中仅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就藏有400余部(《(改订)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著录350部左右，尚有数十部仅著录作“明刊本”，实亦是建阳所出)。其他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各藏有约350部，数量亦相当可观。
建本的海外流布，不仅限于日本，同样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越南等国家也是重要输出地。如今世界各地数十百家藏书单位，或多或少藏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建本，建本的流播可谓无远弗届。如此大量的书籍输入，对输入国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等近邻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如何，值得探讨。但这显然不是这本小书所能胜任的。本书仅就日本翻刻建本汉籍做个案考察，即在传统文献学范围内做些具体而微的工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行文简洁，“翻刻”一词往往是指根据建本翻制刊行，与版本学上的语义不尽相同。
日本翻刻建本的三种形式
全书收录78部和刻本汉籍，后附录抄本7部。刊刻、传抄时间自南北朝时代(1336—1392)至江户时代后期，跨度300余年。在这78种和刻本中，日人以建本为参照，通过覆刻、重刻、选刊三种形式进行本地书籍再生产，而后两种形式多创造性地施以日文训点。
一、覆刻。即原样翻雕，不仅行款、版式保持一致，牌记也照样重刻，甚至字体亦多模仿而高度相似。置于原本之间，不经比对，难以发现其为和刻本。乃至今天在原刻本已不存的情况下，不用根据牌记等直观信息，仅审其风格便大抵可见所据底本之概貌。此以五山版最具代表性。如日本永和二年(1376)观喜刻本《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据元皇庆元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翻刻，见本书第64部)，南北朝刊本《赵子昂诗》(据元后至元七年虞氏务本堂刻本翻刻，见本书第70部)、《联新事备诗学大成》(据元至正十五年刘氏翠岩精舍刻本翻刻，见本书第61部)等，较之明代建阳的翻刻本，字体更显自然生动，宛然有元刻建本风致。再如南北朝刊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文集》(据明洪武元年云衢会文堂刻本翻刻，见本书第65部)、《增广事吟料诗韵集大成》(据明洪武七年宗文堂刻本翻刻，见本书第60部)，元和七年(1621)铜活字印本《新雕皇朝类苑》(据宋绍兴二十三年麻沙书坊刻本重刊，见本书第52部)等，无不保持着底本风貌。即使晚至日本文化九年(1812)，根据元至正二年(1342)建阳余氏日新书堂刻本重刻之《四书辑释大成》(见本书第8部)，行款虽改动，但仍常常被误为原本。下文所附元皇庆元年(1312)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图1)及明洪武元年(1368)云衢会文堂刻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文集》书影(图2)，读者自行比对，当能深有体会。
图1 元皇庆元年(1312)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书影
图2 明洪武元年(1368)云衢会文堂刻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文集》书影
二、重刻。如果说不作任何改动的覆刻，是对汉籍原刻的尊重，其实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复制”(校勘重刻不在此例)，而重刻时施以训点则是一种再创造。重刻时，在汉字旁添加假名和符号，方便日人阅读，是为扫清阅读障碍而做的创造性举措。而刊刻时增大开本，同时减少每叶行数，甚至减少每行字数，取得“字大行疏”的效果，则阅读更为舒适。如《直音傍训周易句解》(图3)，原刻本细行密字，阅读时颇费眼力。日人据以重刻时行款俱改，虽然尽失原本面貌，但却颇便阅读(见本书第2部)。
图3 元泰定三年(1326)敏德书堂刻本《直音傍训周易句解》书影
即使是抄本，也往往如是。如日本宽文七年(1667)高木正则抄本《春秋诸传会通》(见本书抄本第2部)，所据底本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川书府刻本，抄写时改底本的每半叶十二行为八行。又如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抄本《春秋胡氏传纂疏》(见本书抄本第1部)，所据底本为元至正八年(1348)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图4)，抄写时改底本的半叶十一行为八行。两种抄本较之原本，均更显疏朗。
图4 元至正八年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春秋胡氏传纂疏》书影
一般来说，重刻本与原刻本相较，很难根据版式、行款判断底本来源。但日人往往将底本内容一字不落地重刻，内封、牌记、卷端题署等相关信息得以保存在重刻本中，据此可知其渊源。从这个角度看，谓之“翻刻”，亦不为过。如日本正保四年(1647)京都林甚右卫门刻本《书蔡氏传旁通》(见本书第3部)，据元至正五年(1345)余氏勤有堂刻本(图5)重刻，行款版式俱改。如果不是保留了卷终牌记，怕是难以知晓其所出。正是这种忠实保留底本信息的做法，使得在原本亡佚的情况下，和刻汉籍体现出重要的版本价值。
图5 元至正五年(1345)余氏勤有堂刻本《书蔡氏传旁通》书影
一书屡次重刻，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各本虽然均保留祖本的信息，但若不经仔细比对，往往很难区分各自所据是原刻本、早期和刻本还是朝鲜本。如《大魁四书集注》，现存有明代建阳余明台克勤斋刻本、朝鲜刊本、日本宽永间(1624—1643)刻本。一般认为朝鲜本与和刻本均据余氏克勤斋翻刻，今以和刻《大魁四书集注》本《孟子集注》(见本书第5部，下方左图)卷五后牌记比对明刻本(图6)、朝鲜本(图7)，发现和刻本更似从朝鲜本翻出。因此类刻本仍可见与建本的渊源，故本书酌情给予收录。
图6(中) 明建阳余明台克勤斋刻《大魁四书集注》本《孟子集注》书影
图7(右) 朝鲜刊《大魁四书集注》本《孟子集注》书影
三、选刊。往往是抽取底本部分内容重刻，并施以训点，重新命名，以新书面目出现，与原本相去更远。如元代孙允贤《医方大成》十卷，首论病候，次选医方，共分七十二门，收录医方二千余。日人曾根据建阳郑氏宗文书堂刻本，萃取医论部分，总七十二门成一卷，题曰《医方大成论》，而实际上孙允贤并无名为《医方大成论》之书。又如清初游艺《诗法入门》(图8)，日本元禄三年(1690)，日人据以重刻。日本文化三年(1806)星文堂据元禄本抽印卷三，改题《李杜诗法精选》并分为二卷(见本书第77部)；日本文化十四年(1817)京都玉枝轩植村藤右卫门又据元禄本抽印卷四，改题《古今名诗选》(见本书第78部)。尽管经过改头换面，选刊本仍忠实保留有祖本的版刻信息，或是牌记，或是卷端题署，后世仍可据以判断其来源。
图8 清刻本《诗法入门》书影
和刻本汉籍的学术价值
以上是对日本翻刻建本三种主要形式的基本认识，而为数众多的以建本为底本但未标明来源的和刻本汉籍，暂不列入本书讨论范围。相较而言，和刻本汉籍的学术价值，更有待充分研究。就本书所收的数十种来说，其对建阳刻书史研究有如下价值：
一是可补充建阳刻书品种。本书收录八十余部和刻(抄)本，所据建本近三分之一或亡佚，或残缺不全。如倪士毅撰《四书辑释大成》三十六卷，元至正二年(1342)建阳余氏日新书堂刻本今仅北京大学图书馆存《论语集注》卷十一至卷十四，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本缺《论语》首三卷、《孟子》卷一至卷四、卷七至卷十，又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存《论语》卷十一至卷二十。以三家所藏配补，仍然不能补全一部完整元刻本。而和刻本从原本翻出，完整无阙，无疑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又如明潘府撰《孔子通纪》八卷，考质经史，上至先圣传授之统，下及从祀诸子之学，无所不载。原有弘治十七年(1504)广东新会刻本、明正德八年至十一年(1513—1516)潘正建阳刻本及嘉靖重修本，如今见诸著录者仅安徽省图书馆藏明刻本残存卷二至卷四，台湾图书馆藏清嘉庆八年(1803)朝鲜泰仁田以采、朴致维翻刻明弘治本八卷，而日本庆长间(1596—1615)铜活字印本为完帙，刊行较早值得重视。其他如经部《四书集注》之杨氏清江书堂刻本、刘氏慎独斋刻本等，子部十余种及附录之熊氏大集堂刻本《浮山此藏轩物理小识》、刘氏日新书堂刻本《周易参同契注解》、书林张怀耿刻本《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等，原本均已不存。
图9 明万历间(1573—1620)张怀耿刻陈怀轩存仁堂印本《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书影
现存日本汉籍中保存有珍贵的史料。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陈怀轩存仁堂印本《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图9)，卷端已将原刻者“汉冲张怀耿”五字剜去。由本书所收日本抄本(见本书抄本第7部)，可知曾有余献可居仁堂印本，且是书乃书林张怀耿原刻。又如，日本正保四年(1647)京都安田十兵卫刻本《五刻增补万病回春》(见本书第32部)卷端题“闽萃庆堂余昌宗梓行”，据此知余昌宗为萃庆堂主人。萃庆堂原为明万历间著名书坊主余彰德(字泗泉)堂号。余彰德有三子，季子余应虬是明末清初著名书坊主，有近圣居等刻书堂号，未以萃庆堂刻书行世。余彰德身后，萃庆堂的归属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团。余应虬子三人：长昌会，次昌年，季昌历。余昌宗与余应虬子同为“昌”字辈，为从兄弟。综上可知萃庆堂为余彰德之孙、余应虬之侄余昌宗所继承(参见图10)。
图10 明万历间余彰德萃庆堂刻本《重刊增补万病回春》书影
再如根据日本正保三年(1646)刻本《新镌古今帝王创制原始》(见本书第53部)、日本明历二年(1656)京都小岛弥左卫门刻本《御览颁行忠经集注详解》(见本书第26部)等，可知明末清初建阳从事刻书业者尚有余昌年、余震等，他们长期以来并未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由此可见，北宋至清初数百年间，建阳的刻书量与现存量之间的差额比，恐怕已难估算；建阳从事刻书业的人员数量，也比已知的庞大得多。
二是可作为版本鉴定时的参照物。日本南北朝时代的覆刻本，所据底本多为宋元旧刻，故而在内容、版式、字体等方面保留了底本原貌。有研究者曾据建阳刻书字体的发展与演变，结合日本南北朝刊刻本《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等书，考证《中华再造善本》“宋元编”所收《联新事备诗学大成》(图11)“更像是明代前期的重刻本”(刘春华、孔庆茂《翠岩精舍刊〈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版本探究》，《图书馆杂志》2018年第12期)，即是一例。
图11 《中华再造善本》“宋元编”《联新事备诗学大成》书影
又如《明清中医珍善孤本精选》收录之《名方类证医书大全》(图12)，提要称“据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珍藏的成化三年丁亥(一四六七年)熊氏种德堂刊本影印”，然较之日本大永八年(1528)泉南阿佐井野宗瑞刻本，提要所言“种德堂刊本”，一如和刻本。阿佐井野宗瑞因“今所刊之书与大明板有斤两分铢之异，彼板有药种之下不载斤两者，又有药种同者，窃考诸方改之”，并作《辩误》七则附书后。根据《辩误》所载，我们即使未见明本原刻，仍可知二者不同之处。如卷七气门“姜合丸”条，“大明板‘每一斤作二十圆’，今据《和剂方》改作‘每一两’”；“去铃丸”条，“大明板‘冷盐汤’，今据《袖珍方》改作‘冷盐酒’”。《明清中医珍善孤本精选》收录本均与和刻本同，据此可见该底本当为阿佐井野宗瑞刻本而非熊氏种德堂原刻本。前人将和刻本书后《辩误》抽去以充明代原刻本，后人未加比对，遂致误判。
图12 《明清中医珍善孤本精选》本《名方类证医书大全》书影
其他如日本江户时代活字印本《镌温陵郑孩如观静窝四书知新日录》(见本书第9部)、日本文化九年(1812)刻本《四书辑释大成》，均存在被误录的情况。如将重刻本与原刻本比对，当不至于有此误。
图13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余彰德萃庆堂刻本《镌温陵郑孩如观静窝四书知新日录》书影
即使原刻本尚存，和刻本仍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尤其在判断初刻本与重修本，初印本与后印本时，往往具有参考意义。如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建阳知县周士显委托书林余彰德、余象斗刻印《古今韵会举要小补》，是为初刻本。后又有重修本，书前周士显序后所署年月被剜去，书叶多有重雕替换。该书刊行以后，建阳书坊又屡次重印，乃至重修。今笔者所见重修本二种亦有不同(图14)，内封一题“李本宁先生/辑韵会小补/本衙藏板”(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一题“方子谦先生订/韵会小补/三台馆藏板”(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均钤“本馆重/加校订/一字不/敢存讹”印，殆系余象斗三台馆所为，但亦有差别。经比对，和刻本《古今韵会举要小补》(见本书第12部)确据初刻本翻雕，如周士显序仍署“万历丙午上元日”，首卷卷端书口上有鱼尾，但原有内封“本宁李太史公/校辑韵会小补/书林余(泗泉/文台)刻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则未刻。因而推测，和刻本所据底本很可能为初刻后印本，而非初刻初印本。
图14 《韵会小补》书影三种(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中：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右：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
以日本翻刻建本为中心，探讨和刻本汉籍的学术价值，本书不过是管中窥豹，权当引玉之砖而已。建阳刻书肇始于北宋(约10世纪末、11世纪初)，至清初式微，有近700年的辉煌历史。建本或作为馈赠的礼品，或作为贸易的商品，或作为被抢掠的物品流入日本的时间，不晚于南宋(约12世纪中期)，截至20世纪中期，也有700多年。有关建本刊刻及其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而建本在海外的传播、典藏情况，其对东亚文化圈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则有待更为明晰的调查与深入的讨论。
最初设想开展关于建阳刻书的一系列基础研究，依次产生建本经眼录、书目、图录、书志、中日韩翻刻建本汉籍叙录等成果。如今最先面世的却是这本小书。搜访未周，错讹在所难免。虽幸获陈谊兄、林振岳兄悉心批评指正，刘斯伦兄慨赠书影，出版社编辑认真编校，亦不免惶恐。因此也更加企盼同道之友，不日为学界奉献精深大作，以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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