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梁启超
2023/4/7 0:03:32 古籍
2023
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
胡适
1891.12.17-1962.2.24
梁启超
1873.2.23-1929.1.10
胡适与梁启超
苏育生 | 文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有这么一段记载：有人送给胡适一部《世界文学史》，他约略看了书中写的刘师培、梁启超几个人之后，说：“像梁启超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这书只用八十四个字来写他，怎么写得出？”是的，胡适很小就受到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后来又和他有过较多的往来，经常在学术上进行切磋与批评，所以胡适还是深知梁启超的。对这样一位大师级的重要人物，胡适确实说得对，不足百十字无论如何是交代不过去的呢。
胡适说他受了梁启超“无穷的恩惠”
胡适生于1891年，比梁启超小18岁，他12岁时在上海梅溪学堂读书时，就读了大量的“新书”，其中有很多就是梁启超的著述。后来他在《四十自述》中说：“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中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
那么，梁启超在当时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呢？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农民家庭。他自小聪慧过人，五六岁就在家中接受启蒙教育，10岁应童子试被誉为“神童”。15岁到广州有名的学海堂读书，17岁参加广东乡试，中第八名举人。1890年，18岁的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不第，经他的朋友陈千秋的介绍，他初识曾经向皇上上过书请求变法的康有为，从此退出学海堂，成为康有为的弟子，跟着他在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新学，奠定了他一生学术和事业上的基础。
1895年3月，我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舆论哗然。梁启超参与了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联合各省举人，联署上书论国事，力主拒绝和约，变法图强。从此，世人以“康梁”并称，成为主张变法的领袖人物。1998年4月，康梁再次联合在京举人，联名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但维新变法仅仅维持了百日，遂告失败。康梁先后逃出北京，辗转流亡日本。梁启超在外流落整整十四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回到祖国。
梁启超流亡在外期间，一天也没有停止他的政治活动，充分利用并发挥他的专长，致力于宣传舆论工作，继续鼓吹他的维新思想和改良主义主张。就在逃亡日本的当年11月，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以“开发民智为主义”，鼓吹“尊皇斥后”，爱国救亡，伸张民权。1902年，先后又创刊了《新民丛报》及《新小说》，着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各派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和民族主义，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他作为主编，通过撰写大量的政论和时评，意在推行一种新的文体，来灌输他的政治主张，以赢得更多的读者。这种新文体，按他后来总结的，即“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加上“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
《新民丛报》在国内产生的巨大影响，胡适就是在梁启超这种“新文体”的“魔力”下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几十年后，他也是带有感情地写下了当时读后的感受：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他的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这十几篇文章中，抱着满腔的热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
对胡适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一个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他的话说，前者“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而后者，“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他后来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种子，就是在这时种下的。从梁启超的思想、学术和文章中，胡适深切地感到：“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学术交流和争论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胡适真正结识梁启超，则已到了20年代。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9月，已经40岁的梁启超回到了祖国。这时的梁启超，依然热衷于政治，他参加了进步党，当过司法总长，当过袁世凯的币制局总裁，协助蔡锷讨伐袁世凯，反对张勋复辟，后来又当了段祺瑞的财政总长。直到1918年10月，他公开发表谈话，表示放弃自己的政治活动，致力于教育事业，从事研究和著述。
这时的胡适，已从美国留学回国，在北京大学当了文科教授。他与陈独秀组织和倡导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胡适本人也因此享有大名。此时，胡适正在写作一部《墨辩新估》的著作，还没有脱稿。1918年秋，他从一位朋友处得知，梁启超曾对他过去写的《墨家哲学》表示过“嘉许”，还说梁启超手头有关墨学材料甚多，并愿意“见示”。于是，胡适就利用自己近日去天津南开学校演说之机，拟拜访梁启超。胡适就于11月20日给梁启超写了平生第一封信。信中开始说明以上原由之后，接着写道：“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家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后面还具体说明，他准备于23日(星期六)上午11时拜访，作20分钟的谈话；到天津后再用电话联系，看能否同意去。但从1920年3月21日《胡适日记》记载：“初见梁任公，谈。”看来，这次胡适到天津可能没有见上梁启超，不然第二年3月的见面就不能说是“初见”了。后来有学者考证，发现《益世报》和《大公报》均发消息，说“梁启超乘23日午车进京”，恰好与胡适约定拜见的时间相冲突，故他未能与梁启超晤面。
梁启超主编《时务报》
胡适与梁启超见面之后，在后来的几年中，从《胡适日记》看，他们之间的往来还是比较多的。胡适晚年曾对他的学生胡颂平说过：梁启超没去过胡适家，“他住在天津，我倒常去看他，吃饭，有时候打牌。”(《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他们谈话的话题，有对当时发生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而更多的则是对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的交流和争论。前一个话题，如北大学生被捕后，梁启超曾找胡适商谈谋求保释被捕学生的事，最后没有成功(1920.3.22)。有一次胡适与梁启超、蓝志先、蒋百里等在梁伯强家吃饭，梁启超谈他主张宪法的三大纲领，并希望他加入共同发表，胡适婉言谢绝。(1920.8.27)胡适、蔡元培等十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后，第二天林宗孟约请胡适与梁启超、蒋百里等商谈，梁启超对胡适等发表宣言“大不高兴”，认为有意排斥他们研究系的人。(1922.5.14)还有一次，林总孟邀请胡适吃饭，同坐的有蔡元培、梁启超及其研究系的多人，其间林总孟(其实也代表梁启超的意思)力劝胡适组建政党，胡适说“办党不是我们的事，更不是我的事。”(1922.5.27)在当时的政治态度上，梁启超属于研究系的派系，而胡适从不参加任何党派，并对他热衷参与政治持保留意见。胡适的不少朋友对他办《努力周报》心存担忧，怕他再做“梁任公之续”；但胡适并不这样看，他说：“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1922.2.7)尽管胡适与梁启超的政治态度并不一致，但他们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朋友关系。
胡适与梁启超毕竟都是有成就的大学者，所以他们在学术上互相交流和批评，就成为他们之间来往的亮点。有一次，胡适去看梁启超，听他谈做中国史的事，认为“颇有见地”。(1920.5.6)梁启超拟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到我国讲学，特约胡适在公园专门为此事在一起商议。(1920.8.30)梁启超写作《清代学术概论》的动机之一，就因胡适告诉他，曾亲自参加了晚清文学运动，“宜有以纪之”。因此，脱稿后专门致书胡适，请他提出批评。胡适认为“任公此书甚好，今日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胡适还把自己的意见写给他，梁启超在正式出版的书中，也采纳了他的意见。(1921.5.2)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以后，胡适专门写信给梁启超，指出这本著作中两处错误；同时评价“此书可算是任公的最佳作”，“此种小疵不足掩盖此书之大长处”。(1922.2.4)有次胡适到天津讲学，梁启超邀请他吃饭，他们在饭桌上“大谈其诗”。(1922.8.2)为考证清代安徽籍大学者戴震(字东原)生日，他们互相多次致书探讨，在安徽会馆举办的戴震生日纪念会上，由胡适主持，梁启超等人作了讲演。(1924.1.14)
然而他们之间在学术上争论和批评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梁启超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公开批评，另一个是他们在《墨经》的研究上的笔墨官司，这也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桩有趣的公案。
梁启超当面公开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
梁启超拟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个想法很早就有了。当初梁启超与胡适初次见面的那年，即1920年10月18日，他就写了《与适之老兄书》，其中说对《中国哲学史大纲》“欲以批评者甚多”，他也准备“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拟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时过近两年，即1922年3月，北大的学术组织哲学社请梁启超到学校讲演，他答应讲演的题目就是《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分两天讲完。
胡适当时是北大文科教授，而《中国哲学史大纲》，正是他在北大得以安身立命、确立其学术地位的奠基之作。胡适初到北大之时，他讲中国哲学史，采用现代学术方法，完全抛开三皇五帝的老传统，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系统的中国哲学史的观念、知识和方法。他的这种讲法，尽管遭到当时思想保守者的反对，但在师生中却普遍受到欢迎和尊重。一年之后，即1918年，当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时，学界泰斗、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亲自为之写序，称赞本书的“特长”，就在于用“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开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先河。从它在两个月内得以再版，也可看出其影响之大。
梁启超的讲演态度诚恳，一开始就直截了当说明“批评与介绍不同”，既是“批评”，所以“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话虽如此，他还是充分肯定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的“立脚点很能站得住”。他说：“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梁启超对此书的“总批评”大体是三点：一是胡适从“知识论”方面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异常缜密”，但这是否唯一的观察点，是否有“偏宕狭隘”的毛病？二是胡适从“时代的蜕变”来梳理学术系统为本书“一大特色”，但对于时代背景和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却有“疏略和错误”之处，应更加“缜密审查”。三是胡适以“实验主义”来统领全书，但难免就像戴上有色眼镜一样，免不了有“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梁启超的这总批评，大抵应该说是不错的。
胡适这一天没有与会，会后他看了会议记录。第二天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参加了演讲会。这一天，梁启超讲了两个多小时，具体谈这本书对诸子的评价问题。他认为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还总说了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梁启超具体说，孔子和庄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差不多，就是《庄子?齐物论》概括的“天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但是他们“实现这境界的方法不同”，孔子“从日常活动上去体验”，而庄子靠“外形骸”去追求。他认为，胡适从知识论方面讲孔子，仅占孔子哲学的第二位第三位，实际上“只是弃精华而取糟粕”。尽管本书作者胡适也在场，但类似这样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批评随处可见。
胡适最后也讲了话。据第二天《胡适日记》记载，他的最后演说，先感谢梁启超的批评，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有各种观点不嫌多；其次他以西洋哲学史上柏拉图为例，说明著述哲学史之不容易；他还列举梁启超对哲学史的几点贡献，肯定他说的“观点不同“的话是不错的。胡适还特别记下了自己讲的关于“观点不同”的一段话，他说：
梁先生常说我的时代观念太分明。这一点我不但不讳，还常常自夸。我这部书的特点，一是时代分明，二是宗派分明。我决不会把孔子、庄子说成有同样的主张，同样主张“万物与我并生而天地与我为一”!
但是这种不同的观点都是好的。我希望多得许多不同的观点，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多加上考虑的功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梁先生今天的教训就是使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
从这次演讲看，梁启超作为一代宗师，敢于直言，该肯定的肯定，该批评的批评，为学术界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而胡适作为后辈学人，对大师的批评十分尊重，但他对不同观点能据理以辩，并认为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则有利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这种在公众场合的直面学术批评，给在场的听众以极大的兴趣，据参加过这次演讲会的陈雪屏后来回忆说：“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也不算过分。”
胡适与梁启超关于《墨经》的争论
《墨经》的研究，也是胡适与梁启超在学术上的争论的焦点之一。
二十多年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就写了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提倡墨家的学说，曾引起很多人的兴趣。胡适就是这很多人中的一个。胡适最早拜访梁启超的起因，也是基于梁启超对他的《墨经》研究的关注和赞许。可能正是基于《墨经》研究的缘分，1921年初，当梁启超写成四卷《墨经校释》后，写信给胡适，请他做一篇序，以“是正其伪谬”。胡适说，自己写《墨辩新诂》已经六七年，至今还没有完成；“现在我见了梁先生这部《校释》，心里又惭愧，又欢喜。这篇序，我如何敢辞呢？”于是胡适在1921年2月26日写了《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的这篇序，确实不是一般“仅仅应酬的序”，而是鉴于梁启超的“虚心与厚意”，着重谈他对其“著书方法”方面的意见。梁启超读了胡适的序文后，于4月3日给他回了一信，就胡适提出的两个问题再次商榷。
他们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梁启超提出的“牒经标题”的“公例”，是否准确可靠。梁启超说，“《经说》每条的起首，往往标出《经》文本条中的一字或一字以上。”他就用这条“公例”，对原文和旧注作了校勘和改正。并说：“窃谓循此以读，可以无大过。”可胡适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梁启超把“这条公例定的太狭窄了，应用起来确有许多困难；若太拘泥了，一定要发生很可指摘的穿凿附会。”他举了几处例证，说如果以此“公例”校勘，就显得过于牵强附会。他还指出，在有些地方，连梁启超自己“对他提出的这条公例，也不能完全谨守”，怎么能叫“公例”呢？梁启超尽管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相对的敬佩”，承认自己对公例定的“诚不免过于严格”；但他还一再强调，“我终信此公例确为‘引说就经’之一良标准。”为什么呢？因为按此公例百分之八十是正确的。因此他认为，“谓时有例外焉则可，谓此例不足信凭，则不可也。”
另一个是《经》及《经说》诸篇，是否有“后人附加”的地方。梁启超认为“今本之《经》及《经说》皆非尽原文，必有为后人附加者”，于是他在校勘时就把《经》与《经说》的原文删去了好几段，最多的一处删去31个字，一处删去24个字。胡适认为这很不妥当。他说，《经说》诸篇虽然文字有不少脱误之处，他却从“不敢怀疑”有后人随意附加。为什么呢？他认为这几篇最难懂，很少有人研究，所以做伪书的人不愿意在这上面玩把戏。胡适列举大量例证，说明梁启超“这种大胆的删削与心里的揣测”，依据校勘学的方法，不仅“似乎有点牵强”，而且还“有点危险”。梁启超不同意胡适说的，因为对《经说》诸篇研究的人很少就不会作伪；指出他所说的有附加者，“乃研究之结果，而为有意义的附加”。他认为这种附加与作伪不同，不能说没有作伪就断定没有附加。他还特别强调，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出现分歧，是因为他们的“立脚点有根本不同”。他说的“立脚点”，是指《经说》的作者及其成书的时间，他与胡适完全持不同的看法。胡适认为《经说》诸篇，皆出于战国末年公孙龙、桓团之手；而梁启超则认为，它既不是出自一人，也不是出自同一时间，但“却是同出一派，百余年间，时有增饰。”正因为“立脚点”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对有无“附加”的不同看法。
过了一个月，5月3日，胡适又对梁启超的商榷作了答书。他说：“先生对于我那篇匆促做成的序文，竟肯加以辩正，并蒙采纳一部分的意见，这是先生很诚恳的学者态度，敬佩敬佩。”对他们争论的“公例”问题，他作了明智的选择，采用异中求同的办法，认为那个公例“可用，但不可太拘泥”；应“分别研究，不可用一个通则来包括这种种不同的体例。”至于《经说》诸篇的作者及时代问题，胡适承认他们“立脚点”的不同，但这是个大问题，“虽辩至万言，亦终无同和之日”。他建议，“似不如各存一说，以供读者之自择”。
这次争论，从总体上看，正像他们说的，都体现了一个纯朴而诚恳的学者态度，为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学风。特别是胡适的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更值得发扬广大。但在他们公开论争的后面，也多少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
胡适称赞梁启超像“孩子般可爱”
从梁启超专注于讲学和学术之后，在胡适的眼中，梁启超仍然是位适应于时代潮流的学者，他永远都不甘落伍。他曾公开说过：“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这几年来，颇以努力跟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蹉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老章又反叛了”》)事实上，梁启超的重要学术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1925年9月，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导师(这也有胡适推荐之功)，从此他就住在清华园。本来，他住在北京与胡适应该有更多见面的机会；可是，这年10月胡适却离开了北京。胡适开始到上海治病，接着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去了英国，后又转道美国领取博士学位证书，直到1927年5月才回国，从此定居上海多年。因而他们就一直很少有见面的机会。1926年以来，梁启超身体一直不好，开始因患便血症住北京德国医院，3月转到北京协和医院，查出有肾病变动手术割去一肾。1928年9月，又因痔疮剧痛住进协和医院，后来逐渐加重，寒热交作，病情恶化。到第二年元月19日下午2时，一代学术大师竟离开人世。
胡适是1928年底始知梁启超病重，12月1日《胡适日记》载：“(徐)新六说梁任公先生病不好，今日得蹇季常(梁启超老朋友)电，说他病重。我同新六都很感触。”当他得知梁启超病危时，立即乘车从上海赶往北京，19日夜九时到了北京。先到朋友任叔永家，他问任公的病情如何，叔永说你也许能见得着他，他抬头还看到了梁启超写的一幅对子。但实际上，梁启超已于当日下午去世了，胡适还是第二天看报才知道的。1月20日，在广惠寺为梁启超举行大殓，胡适、陈寅恪、周寄梅、丁文江、任叔永等一起送他入殓。当日《胡适日记》，记下了胡适及其朋友为梁启超逝去的悲痛：“第一个见着蹇季常，他两眼噙着老泪，我说，‘我赶来迟了八点钟’，也不觉落泪了。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胡适为梁启超作了一幅挽联，概括了他一生的贡献：
文字奇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几天来，由梁启超的死，使胡适想到了他的为人，特别是自己和他的往来，他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写在了日记中。胡适说，“近年他待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没机会多同他谈谈。”曾有人说，梁启超是阴谋家；而胡适认为：“任公为人最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虽然梁启超与自己的往来中，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心，但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他举了较大的三件事：一件是胡适提倡写白话文时，开始梁启超也表赞成，但后来他收回了自己的主张。他曾写了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送给胡适看，胡适逐条批驳后，才没有发表。第二件是在北大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在会上公开表示“希望多得许多不同的观点”；但对梁启超这种做法，曾在日记中说“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这也是他开始不愿去参加会的真实原因。胡适最看重是第三件事，即关于《墨经》的争论，这倒不是学术争论本身，而是事后梁启超在出书时作了一点小手脚。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
这是怎么回事呢？
梁启超的《墨经校释》即将出版时，他请胡适为他这部书作序。当他看到胡适的序文中不同意见之后，又写了一封信与之商榷。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可是当他付印时，却把胡适的序放在末尾，把自己的反驳的信放在书的前面。他的这种做法，事前既没有与胡适通气，事后也没有及时向胡适说明，似乎显得有失礼貌与风度。胡适后来看到《墨经校释》，他虽然没有公开说什么，但心里却并不痛快。1922年4月30日《胡适日记》记载：“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出来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末，却把他答我的序的书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5月6日，他又给钱玄同写信，说了这件事后，说“我觉得我不能不发表我答他的第二书”。1924年，胡适编辑出版《胡适文存》第二集时，他将自己的《梁任公<墨经校释>序》编入正文，同时把《梁任公先生来信》和他的《答梁任公书》作为附录，算是对这件事的一种回应。对这件事，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说，梁启超“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他认为，“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梁启超去世后，依据家人的意见，推举同是梁启超和胡适的朋友、北大教授丁文江编纂一部梁启超的年谱。经过多年的努力，1936年终于完成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当时仅油印了50部。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据此正式出版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并请胡适为之作序。时隔近30年，胡适在序中，又回忆起当年因为他迟到八个钟头未见梁启超最后一面的遗憾，以及与老友送他入殓时的悲痛，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原载作者著《胡适左右》
END
作者介绍
作者著
苏育生，回族，西安市人。196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后长期在西安市宣传文化部门工作。2002年在西安市文化局长任上退休。系陕西省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曾出版《胡适左右》《中国秦腔》《秦腔艺术谈》《范紫东研究资料》等专著。主编并参与撰写《中华妙语大辞典》《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市卷》《易俗社八十年》，参与编撰《中国戏曲志?陕西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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