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群聊”古籍整理出版和保护
2023/4/8 古籍
自2022年“古籍保护”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同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从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3个方面提出了对古籍工作的总体要求，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的《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正式发布，为我国15年内的古籍工作谋划路径、指明方向，从古籍工作角度进一步助推文化强国建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当前古籍整理出版和保护等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古籍整理让中华文明历史脉络更清晰
李 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国家古籍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后，齐燕铭、李一氓、匡亚明等几任组长发挥领导作用，先后组织制定了6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对我国重要古籍持续开展系统整理。1981年9月17日，以陈云同志系列讲话为蓝本，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同年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推动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涌现了以点校本“二十四史”、“三全一海”等为代表的古籍整理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新阶段，开始对有代表性的重点古籍开展深入的整理工作。据《中国古籍总目》统计，我国现存古籍品种已达约20万种。
2022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此前，古籍办分片召开了多次座谈会，集纳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界专家学者的意见，文件修改上报前我也参加了有关讨论。可以说这一文件更具权威性，也更反映古籍出版界的现实状况。同时中央还下发了关于《永乐大典》和敦煌文献这两大古籍系统性整理工程的专门文件，纲举目张地带动整个古籍界的发展。
按照中央印发的意见，我认为，我国古籍工作将出现两个新动向：
一是推动传统文本文献的整理出版。《永乐大典》和敦煌文献是文本文献的两个代表。以敦煌文献为例，过去有个说法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些年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敦煌文献的整理重新回到国内，我们才占据了研究的制高点。在两大工程的带动下，文本文献的整理出版一定会呈现集成数据化、精审化的新气象。
二是考古文献的整理挖掘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探源工作高度重视，对大量古籍整理、考古文物的深入挖掘做出重要批示，带动良渚、三星堆、二里头文化等成为新热点。过去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主要来自文本文献，实际上作为第二层证据的考古文献，能佐证很多不足。二重证据法将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现更多佐证史实、生活场景与历史现场感等新变化。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科技赋能下我国古籍数字化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中华书局籍合网的建设运营，点校整理后的数字化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学术研究，将古籍数字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
党的二十大解决了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独特的发展道路。同时，我们还要解决“从哪里来”的问题，即历史的问题。与世界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传承有序，突出特点在于历史从未间断。我国古籍整理界的任务就是通过上述两类古籍整理成果发现和数字化推进，使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
出版业对传统文化的挖掘还有哪些空间？出版是对人类文明智慧成果的总结、传承和传播。由于大量历史文献被挖掘整理，我们要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对文献做更深入的研究，具体来讲是向两方面拓展。一是向更加宏观拓展。“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发展脉络经过比较才能更清晰，这就涉及中外文明史的比较研究，甚至延伸到大社会史的概念。二是向更加个体化拓展。现在有些学者研究的东西很微观、很具象，这在过去也提倡，但由于历史资料的局限，没能做得很好。比如地域史研究，要分区域，有大量地方志、史料笔记做佐证，但地域只是其中一方面，更加个性化的研究还有宗族研究、族谱史研究以及更加细微的个案史研究等。
以上两方面的拓展是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领域，也会带来很多变化。站在未来的角度看，这些变化会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脉络，丰富我们的历史研究。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认识。这可能需要时间，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拓宽和纵深的趋势。这也是我们古籍整理界、出版界的责任和贡献所在。(田红媛 采写/整理)
赵剑英：创新形态形式，让古籍“活”起来
赵剑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2022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表示，古籍保护、研究、整理、出版等领域备受鼓舞，反响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古籍界的工作热情。《意见》印发后古籍界的新气象新变化主要有四点。
一是党政有关部门、图书馆、高校等科研单位、出版社以及相关媒体组织开展了众多学习会议，汇聚古籍行业发展合力，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高质量发展。如《意见》印发当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即在北京大学召开落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座谈会；《藏书报》开辟多个专栏，邀请专家就古籍工作撰文。
二是古籍出版队伍进一步壮大，校企合作加强。传统古籍出版大社进一步发展古籍业务，许多出版社成立专门的古籍出版部门。记者了解到，经过统筹酝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于2022年7月成立古籍分社，将古籍出版作为重要的出版板块，立项并陆续出版了《中国哲学典籍大全》《今注本二十四史》等拳头产品。
三是古籍的社会关注度极大提升，古籍大众化进程明显加快，跨领域合作、多媒体手段助力古籍传承。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古籍事业，初步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古籍工作的良好氛围。如字节跳动与北京大学合作研发古籍数字平台建设，并联合国家图书馆建设“《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摩点发起《复刻大观园：红楼梦立体书》与《红楼梦》初版封面纪念版组合的众筹活动；大型古籍今注今译项目持续推进，如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注本二十四史》。
四是古籍整理出版的结构不断优化，除传统文史典籍外，中医药文献、科技文献、方志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均衡发展，重复出版的现象得到一定遏制。如中华书局提出了“调结构”的思路，保质量，出精品，不简单追求规模；上海古籍出版社也计划加强地方文献、古代科技典籍、传统医籍等的整理出版。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国古籍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面临着新任务。赵剑英表示，当前我国古籍事业主要有两方面工作：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和传统经典的大众传播。相应的突出问题便是古籍整理的水平质量和古籍传播的方式手段问题，需要尽快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健全标准规范体系，推动古籍类通俗读物研创出版。
“古籍整理是个慢工细活，从底本选择、标点句读、校勘记撰写乃至注释翻译，都需要专业扎实的学术素质。”赵剑英举例道：“古籍译注类图书最考验作者的学术水平。目前市场存在大量应注未注、陈陈相因，甚至句读错误、版本低劣、学术质量堪忧的古籍译注产品。”他还提到，不论是出版单位，还是项目审批部门，都倾向于成套大书、丛书的出版，但往往投入资金、人力甚多，成果却未必如预想。另一方面，一些通俗古籍读物过度迎合大众“浅阅读”需求，出现内容庸俗、剪裁失当的问题，造成优秀古籍类通俗读物缺少。
因此，赵剑英呼吁学界、业界加强交流，共同建立符合古籍整理规律的科学成熟的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和项目验收标准。各科研院所应结合自身学术背景、成果积累与研究特色，有针对性地挖掘与开展古籍研究工作，避免重复性研究。业界要加强人才培养，打造专业的古籍出版队伍，力争在古籍出版的热潮中独树一帜、创造精品，以培养良好的古籍出版风气，提升古籍出版品质。
立足时代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阐发，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应有之义。赵剑英表示，一要创新传统文化通俗读物出版形式。着力开发经典文献，面向大众读者，推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的古籍及传统文化作品。二要重视古籍形态传承，复刻出版善本古籍，充分展现古籍的传统文化价值。将古籍出版与雕版印刷等非遗传承相结合，还可以设置面向社会的古籍制作体验活动。三要创新形式和传播途径，推进古籍融合出版，推进馆藏善本电子化工程，助力古籍研究。积极开展与图书馆的交流学习，共建古籍资源平台。利用现代科技和信息手段，创新融媒体多形式出版，推动精品古籍走向大众。
尽快推进古籍保护立法
陈红彦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
古籍是承载中华文脉的载体，是先民生活的记录，也是现实生活的源头，古籍保护有针对载体本身的原生性保护，也有以文献迁移、利用、活化为特征的再生性保护，可以用多种形式将古籍中的内容、思想甚至古书的美润物细无声地植入生活、美化生活、化育民生，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
古籍具有文物特性的同时，还具有书的特性，保护的同时，需要传承、传播、利用，实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服务现代社会建设的作用。古籍多为纸质，具有退行性改变、易损、不可再生等特性，使用中需要科学有效保护。
古籍保护工作的瓶颈与机遇并存。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近十几年的古籍保护工作中，取得了成绩，也遇到了瓶颈。难点主要是管理模式、人才队伍、经费、保护与利用的矛盾等问题，尚未形成古籍工作需要的科学保障体系；法律的缺失造成经费无法保障，珍贵古籍与公藏机构擦肩而过，流入民间管理不善造成损毁；管理不善造成评审为国家珍贵古籍的藏品流到市场，丢失损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022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古籍工作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从法律层面上对当前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规范进行确认和完善，建立长效机制，长期科学有效发展。对机构、个人不利于古籍安全传承利用的行为，进行警告、处罚、制裁，责任清晰，赏罚分明，形成爱护古籍的自觉，很有必要，也正当其时。
推进古籍工作尽快立法。基于以上种种，我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推进古籍工作尽快立法，以法律手段规范古籍的存藏利用，让古籍工作有法可依，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可持续发展。二是立法全覆盖古籍工作的全生命流程、保障古籍在正确的保管利用手段下安全传承，同时合理利用，彰显文化大国实力。三是各级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按比例提取专项经费，用于古籍工作，使古籍工作开展可持续有效。四是对从事古籍工作的机构和人员给予基本保障和政策支持。各级各类机构及人员，共同执行古籍相关法律，以法制的力量保障古籍的有效传承，应该是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的特征。
设立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
刘 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古籍人才培养周期长，需要多学科的综合学习，需要长期的实践训练，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首先，学科设置没有贯通古籍工作的全过程。目前高校的学科设置没有贯通古籍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不利于人才综合培养，亟需进一步优化古籍相关学科的专业布局，完善古籍学科体系。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体系中，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以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3个一级学科下，各有一个与古籍相关的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文献学。新公布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已经很少单独设立文献学二级学科，其教学内容散入其他二级学科。3个二级学科有不同的学科传统，其中任何一个都难以提供综合全面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与训练，亟需加以整合。
其次，新时代古籍工作面临新任务、新挑战，许多工作例如古籍修复与保护、古籍数字化、古籍编辑出版、古籍普及传播等，都亟需加强人才培养。这些在以往3个二级学科体系中难以充分整合。将古典文献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可以积极容纳上述内容，建立更加综合全面的人才培养模式，适应新时代古籍工作深入发展。
最后，古籍相关学科布局不合理，直接影响古籍工作成果的合理评价。目前在各级政府部门项目评审、评奖中，成果的学科分类难以给古籍工作成果提供合理的位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设置的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中，没有专门的古典文献学门类，古籍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出版利用的相关成果，只能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门类下申报或评审，往往难以得到客观公正评价，挫伤科研教学工作的积极性。
建议设立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在交叉学科门类中将“古典文献学”设为一级学科，将古籍整理研究、古籍保护修复、古籍编辑出版、古籍数字化、古籍普及传播等各环节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统合起来，进行人才的全过程综合培养。
二是以目前“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的学科体系，作为建设“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之学科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学科历史悠久，以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为学科基础，兼顾汉文文献和民文文献，这是发展“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华古籍永远不能忽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广泛吸收历史文献学等的学科特色，特别是吸收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学科成果，推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积极发展古籍数字化，同时开展古籍修复保护、古籍编辑出版与古籍普及传播的相关教学；建议进一步优化古籍相关学科的专业布局，建立并完善涵盖古籍普查、登记、保管、修复、整理、出版、研究、阐释、宣传、推广、普及、传播、数字化、智能化等领域的专业学科体系。
三是在各级项目申报、成果评奖的学科设置中，单独设立“古典文献学”门类，将原先“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门类下申报或评审的古籍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成果，统合到“古典文献学”门类之下，统一组织评审，以期古籍成果可以得到更客观公正的评价。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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