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溟：古书业的那些老先生们
2023/4/9 古籍

    

    在我的印象中，有几位高寿的古书业者，他们阅历之丰富、心态之平和达观，是我等很难达到的境界。李新乾先生，生于1924年，河北冀县人。我最早认识的古籍版本专家就是李先生，那时李先生是文物局返聘的专家，不定期会到北京艺术博物馆审核我们整理的古籍善本。先生面容慈祥，用浓重的冀县口音耐心地给我们做讲解，休息的时候就给我们讲一些以前的掌故。

     李先生的掌柜是雒竹筠，本是在沈阳开书店，九一八事变后入关到了北京，在隆福寺开了一家“修绠堂”书店。雒先生经营之余对元明艺文志多有留意，但最终未能成书，李先生多年皓首穷经，最终完成了《元史艺文志辑本》，了却了雒先生的遗愿。

     在北京搞古籍的老人不少都是河北冀县人，就是同乡帮衬，从学徒开始，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孙殿起也是冀县人。学徒是从每天用鸡毛掸子轻轻拂去书上的灰尘开始的，在清理中就会把头一天师傅讲的有关知识默诵一边。一般的规矩是三年出徒，不然就一辈子当伙计，当年孙殿起就是整三年，就自己在琉璃厂用床板支摊卖书，后受到学者、藏书家伦明赏识，共同创办了通学斋，在与众多学者交往中，不断增长学识，最终完成了一部《贩书偶记》。

    

     我在文物局的时候经常能见到吴希贤先生，吴先生生于1911年，也是冀县人。吴先生总是见人乐呵呵的，性格爽朗、豁达。对于文革期间对文物古籍的破坏，先生痛心疾首，告诉我，当时还是文物处，组织了他们几位专家，跟着红卫兵，尽量保护古籍不要被毁坏，古籍都暂放在孔庙大殿里。

     我们出去鉴定的时候，虽然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但是走路还是健步如飞。我曾经请教先生长寿的经验，先生略带神秘地告诉我：“吃素。”

     2001年我到嘉德公司后，10月的一天下午，到先生家请教一些问题，那天下午我发现先生语调开始柔缓，神情有些飘忽，即告辞了，路上就给文物局打电话，我觉得先生有些不对劲了。不想第二天即得到消息，先生当晚仙逝了。

     比吴先生小一岁的魏广洲先生，住在东琉璃厂一个西厢房，我去过多次，喜欢听先生讲以前的掌故。魏先生的房子很拥挤，屋子中间放着一个炉子，上面一个小奶锅，里面炖着红烧肉，先生告诉我，长寿的秘诀是“吃肉!”

     跟先生熟了以后，偶尔对我的拍卖行业有些不屑，想当初山东聊城海源阁藏书散出，有一船来到通州，先生手握金条，跳到船头，高喊：“我全要了!”那种气魄和神态，虽然先生已是九十多岁高龄，依然能从话语中领略。

     胡介眉先生是我国碑帖鉴定的泰斗，瀚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先生就是其弟子。

     有一次，胡先生在女婿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的拍卖现场，我当时就觉得先生这次肯定发现重要的碑帖了，但是有不敢太唐突直接问，就专门安排工作人员陪同，把先生索要的拍品号码全记下来，并注意先生的神态，是否有看到哪件拍品的时候流露出不一样的神情。此后连续三天预展，先生每天必到，直接开列清单索书。事后，我将所有号码全部梳理，打算找出交叉点，但，毫无头绪!

     拍卖后，在结算中心，遇见胡先生的女婿，他兴奋地告诉我，“底价成交!老爷子出价是十倍底价。”

     胡老厉害!

     天津古籍书店有位老先生是呼智生，每次见到的时候都是面色红润，先生说每天都要喝一小杯二锅头酒，一年四季雷打不动都要吃西红柿。

     呼先生解放初的时候去大连买书，在招待所住下后，马上给卖家联系，卖家要求涨价，先生同意了，次日，卖家又要涨价，一连数次，先生意识到有人先来一步了，我们这是在互相抬价。先生不再跟价了，马上叫同事到周围的招待所打听是否有外地人。

     很快就查出来了，北京中国书店来人了!

     两家坐下来共同完成了这次收购。

    

     苏州的江澄波先生，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是苏州的古书业世家，祖父江杏溪创建了“文学山房”，专营古籍旧书，张元济、顾颉刚、章太炎、郑振铎等文人学者经常光顾。

     江先生退休多年后，又重新竖起了“文学山房”的牌子，吸引了全国各地收藏、经营古籍的人们前来报到。

     江先生浓重的吴侬方言，我几乎只能勉强听懂一半，但每次出差苏州，都要去江先生处。

     一位苏州的从业者告诉我，别看先生岁数大了，不出门，“我们苏州搞书的，没人能比的过老先生。”

     中国古籍蕴含的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古书从业者领悟了修身、齐家、养性的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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