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迁：“忘掉祖国”——伪满国史教科书研究
2023/4/12 古籍
摘要：伪满国史教科书是为了配合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叙事，强调伪满有三千年独立史，“日满一体”，丑化中国，将伪满虚幻成“王道乐土”，这是日本政学两界共谋的产物。伪满国史最初是为了对抗中国史而存在，其使命是暂时的，日本最终目的是以日本史扩张为伪满历史教育的中心，令伪满国史形同虚设，借此规训东北中小学生形成日本认同意识，而不是为了达成伪满国家认同。伪满国史论述不仅改造东北青年的历史认识，而且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
1947年7月30日《申报》有一则短讯：“东北中学生，及高小学生，多不谙本国史地，颇为苦闷，故对本国史地、本国文字，程度甚差，均须从头学起，而年事渐长者，尤感焦急。伪满时代，日人‘思想管束’极严，不准说‘中国人’，只准说‘满洲人’，否则就要吃耳光。”日本占领东北十四年间所推行的历史教育，“使我们国家纯洁的儿童，毫不知道祖国的历史和现状，从很幼小的时代便想使其忘掉祖国的观念”。“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日人深谙此道，通过编织一套“满洲史”体系，取代原先国民党所宣扬的国史，通过各种渠道，将中国“他者”化。既往研究往往取一种或少数几种伪满历史教科书，从中摘录相关叙事，谴责日伪篡史，斥为奴化教育。其局限有两方面：其一，伪满发行的历史教科书数量不少，但多不易寻见，研究者在没有充分掌握完备的史料基础上，仅据少数若干种教材为基础展开讨论，无法清楚反映伪满历史教科书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难免以偏概全。其二，伪满的历史教育，假使站在中国立场看，自然是奴化教育，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我们的研究若停留在谴责层面是不够的。“满洲国史”写什么(记忆)以及不写什么(失忆)，是基于何种意图，认识其叙事逻辑比控诉更为要紧。本文广泛搜集伪满十余年出版的各种历史教科书，以“国史”为中心，首先重建伪满国史教科书的演变过程，概括各个阶段的特点；其次分析伪满国史的叙事结构，揭露其意图；最后论述伪满历史教育的效果，以及中国为“清毒”所作的种种努力。
一、规程与教材
“九一八”事变前，日人在东北执行文化侵略政策最初局限在旅顺、大连租借(关东州)及南满铁路沿线各地，并不能遍及整个东北地区。当时日本在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附属地为中国学童办了不少公学堂(小学校)，以教授日语为主，历史科目教材最初多采用中国编纂的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教材，然多不合日人之意。为了更有效实行殖民教育，1922年“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在大连成立，专门负责编写公学堂教材，涉及中国史、日本史、西洋史。以1923年“南满洲”教育会编辑部编《公学堂历史教科书》为例，卷一系中国史，与一般中国史教科书不同的是，有关东北地区历史颇多，如第十二课“上代满洲”、第十六课渤海、第十七课辽、第二十课金、第二十八课“明代之满洲”。中国近代史涉及日本者，叙事多不实。不过，彼时日本尚不敢像“九一八”事变后那样明目张胆篡史，颠倒黑白。伪满建国后，“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的历史教材经过改编，通行于整个东北地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除重要城市及安全区域外，东北各学校大都停办，悉数被日人控制，取缔或删改教科书。1932年3月1日伪满成立，各地学校次第恢复开学，当局密集颁布各项措施，控制教育。奉天教育筹备处即刻拟定初高小学必修科目教学用书删正表，通令各县遵办。其中史地二科拟暂采用商务印书馆以前出版之新撰教科书，“其内容有与时势不合处，略加删正，另拟临时删正表，以资参考”。同时备注说明，除了表列删除者外，如教员发现字句间仍含有排外意味者、各科书内关于各种制度与名词以及“我们”“我国”等字样有与时势不合者，得随时酌量“改正”。
日人害怕“曾受排外教育之学生，思想犹有不稳”，4月1日要求东北地区学校，“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6月18日伪民政部训令“对于排外教材，切实取缔，以一民志，勿得任意妄为，淆惑观听”。6月25日又训令“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等项”，要求各学校“认真实行，勿稍疏忽，并将中等学校用教科书删正表迅即呈部一份，以凭考核”。此外，奉天教育厅令社会教育科派员分往各学校，一一调查有无含有排外思想之图书，以资查封取缔。据说国统区书报如《大公报》《益世报》《申报》《世界日报》《晨报》等禁止输入东北，中国各书店出版的新思潮书籍，俱在禁查之列，三民主义课本及“反动思想”的书籍均被销毁。
1932年3月伪满民政部设立文教司，着手编纂各种教科书。其间各校如采用自行编纂的教材，须经文教司核准，方可施用。1932年7月5日，文教司升格为文教部，“谋国家教育之统一彻底”，从事编纂“王道主义”教科书。在文教部国定教科书短期未完成之前，只好采用审定教材。当时省城各小学被迫开学，限用1923年以前商务、中华两书局出版的旧教科书，须删除其中与国家观念有关系及国耻事迹，始准教授。如修身、国语教科书，经重加删订才能使用，而历史、地理两科教材则根本改造，完全新编。1935年11月文教部统计，凡含有反满排日、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论及中国较多的教材都不被认可，涉及修身、伦理、心理、论理、教育、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算术等教材总计156册，其中历史教科书有19册。
除了陈衡哲《西洋史》上册被认可之外，商务、中华两书局出版的大量历史教科书，都被日人视为排外课本，禁止使用。举证“不认可事由”，多涉中日关系，为日人不愿面对或承认的事实，如古代日本曾朝贡中国，或兵败中国的史实，以及近代以来日本侵华。例如，金兆梓《初级中学用新中华本国史》第一册举证三条：第94页“至如日本自东汉时通中国，南北朝时始入朝贡于南朝，及唐破其援百济兵于白江，震于唐之声威，特置‘遣唐使’朝贡中国，且迭派僧侣学生至中国留学，一切制度亦取法唐制，于是中国文化又东被日本三岛”；第96页“何谓遣唐使？并述日本与中国之关系”；“编辑大意”谓“尤其是帝国主义之侵略，本书于此等处，特为注意”。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谓“灭百济，败日本援兵”，“败日兵于是平壤”，“日本遂灭琉球，以为冲绳县”，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下卷谓“我国之东三省”，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东亚各国史》谓“倭人即今日之日本也，其史籍自古无考”，“封秀吉为日本王”等，都是日人“不认可事由”。奉天省公署训令各学校对于不认可各书绝对禁用，所准用者，除国定教科书外，限自认可书名表内采选，“至于认可或否，尚未判定之书，非经呈请审查认可后，不得擅用”。
伪满国史教科书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一)初构期(1932?1934年)。为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1932年4月“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迅速推出《历史教科书》，上册“满洲史”，下册东洋史、西洋史。同年8月奉天省教育厅图书编审委员会出版《历史教科书》，第一、二册“满洲国史”，第三、四册东洋史，“满洲国小学校用”，文教部审定，在东北地区得到推广。它们均脱胎于1923年“南满洲”教育会编辑部编的《公学堂历史教科书》，不过奉天省教育厅版开始受1932年文教司编著的《满洲建国之历史的意义》影响，“去中国化”叙事比“南满洲”教育会版强些。略它们的特点则为：(1)“满洲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建构成独立的历史单位。(2)中国史和日本史混编在东洋史，既无单列的中国史，也无独编的日本史。(3)教材命名为“历史教科书”，还没有明确提出“国史”，“满洲国史”尚处于初构阶段。(4)日人意志在历史教科书中表现得不算彻底，与后来赤裸裸宣传所谓“建国精神”“日满一体”仍有距离。(5)涉及近代中日关系，叙事多不实。
(二)形成期(1935至1937年)。1934年伪满改制帝国，历史教育强化了日人意志，要求本年下学期学校一律使用文教部订定教科书，“向王道教育之迈进”，但没有按预期实现。1935年1月14日，文教部规定，高级小学始设历史课，“以教授国史及东亚史之大要，阐明建国精神，使体得国体之意义，养成国民之志操为要旨”。第一学年为国史大要，第二学年为东亚史大要，皆每周2课时。此前允许使用中华民国发行者的各种教科书，以1935年12月末日为时间节点，“逾期严禁使用”，1936年开始“须一屡采用新编书籍，无论国文、地理、历史其他一且，均系由文教部、帝国公民教育会新近编纂出版之书籍方为合格”。1936年度文教部公布国定教科书，有高小历史教科书三种：《国史教科书》《日本史教科书》《东亚史教科书》，分别在第一、二、三学年使用。初中历史教科书三种：《国史教科书》《日本史教科书》《西洋史教科书》，分别在第一、二、三学年使用。
文教部发行的国史教科书之特点：(1)明确“国史”，不再用“历史教科书”或“满洲史教科书”，以强化自我本位的主体立场。(2)科目区分更加具体，不像之前“满洲史”、中国史、日本史、西洋史统括在“历史教科书”名义之下，而各自独立编写。(3)突出日本史，中国史放置于东亚史而被“他者”化，视为外国史。叙述中多不再使用“中国”，而用“支那”代替(高小国史仍用中国，初中国史、东亚史统改为支那)。日本史比中国史更为重要，高小和初中皆要学习，而中国史以东亚史名义仅存于高小。1937年6月文教部虽出版了《初级中学校东亚史教科书》，但此时已颁布新学制，这本教材很可能没被使用。(4)贯彻日人意志，国史教科书近半篇幅叙述仅三年的“建国后史”，而另半则书写三千年的“建国前史”。(5)改白话为文言。
(三)弱化期(1938?1942年)。为了更有效管控教育，1937年10月10日民生部颁布各级国民学校规程，初等教育分为国民学校(4年，相当于初小)、国民优级学校(2年，相当于高小)，取消单列的历史课，将历史纳入国民科。国民科统合修身、国语、历史、地理、自然等，混合讲授，“期人格全一的陶冶”，但实际以“国民道德”为主，历史所剩无几。国民高等学校(4年)、女子国民高等学校(3年或4年)属于中等学校，则有历史科目，“以使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理解社会之变迁及文化发展之过程，尤应阐明建国之本义及日满两国之关系，鼓舞爱国心，养成其为忠良国民之信念为要旨”，讲授“建国前史之概要、建国之由来及自建国迄现今之史实，及日本历史，并与我国及日本有重要关系之外国历史之概要”。第一学年教授“满洲历史”、日本历史，第二学年讲授日本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史被放置在世界史，以东亚史名义存在。历史教育在新学制中被弱化，符合新学制“着重职业与技术的训练，而限制其哲理与政治的训练”总意图，日人希望东北青年接受粗浅的技术训练，成为“忠良国民”，便以使唤。
新学制教科书分两种：(1)有民生部大臣著作权之教科书(国定教科书)；(2)经民生部大臣检定之教科书(检定教科书)。吉林师道高等学校教授斋藤茂编写的《国史》(1938年)、《日本史》(1938年)和《世界史》(1940年)，属民生部检定教科书，适用于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在东北地区被广泛采用。其中，《国史》仅38页，而同套教材《日本史》有103页，《世界史》则有139页(第一部东亚史第1?81页，第二部欧美史第82?139页)，如此“厚日薄满”，若比较之前文教部同级教材《初级中学校国史教科书》有230页，《初级中学校日本史教科书》仅92页，说明“国史”在伪满历史教育中的地位不断被弱化，几乎形同虚设，有被日本史覆盖之势，甚至不及东亚史(中国史)。然而，斋藤茂《国史》在“去中国化”方面较之前却更甚，公然主张历史叙事不必“固执偏依于史实”，可以篡改历史。
(四)消解期(1943?1945年)。为适应战时需要， 1943年3月伪满修改学校规程，将国民道德、地理、历史并入“建国精神”科，混合讲授。“建国精神”科分“国本”和“国势”，后者大体是原来的历史、地理教育。1944年文教部出版的《建国精神(国势)》，适用于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有关史地共四章：世界各国、亲邦日本、日本与东亚、“满洲国之诞生”。“亲邦日本”和“日本与东亚”两章相当于日本史，极尽夸饰、颠倒之能事，约120余页；“满洲国之诞生”一章相当于“满洲国史”，仅60余页，前者篇幅是后者的两倍。伪满的“本国史”居然不及日本史重要，足见伪满实无国格，只是日本之傀儡。至于中国历史，完全被抹去。关于“满洲国之诞生”，内容虽单薄，但立场和观点并无改变，仍强调自古以来“满洲”独立于中国，明代势力只达到“满洲南端的一部，有如建国于中国的汉唐之号称支配我满洲时相同”，“金元等起于北方的势力，长驱余势，有君临中国的时候，而自南方兴起的国家，未曾有过支配我全满的史实”。
综上，伪满国史教科书的演变有以下特点和趋势：其一，所谓“国史”，是从中国史分离出来，建构成独立的“满洲史”，旨在虚构伪满建国的历史依据；其二，中国历史不断被压缩、淡化，外国史化，最初以“东洋史”或“东亚史”形式保留部分中国史，但至1943年被取消；其三，日本史不断被加强，完全取代中国史，以凸显“日满一体”，甚至有覆伪满国史的迹象；其四，历史教育虽是日人推行奴化教育的手段之一，但从历史课程被大量压缩，“国史”被取消，与地理合并为“地历”科，乃至最后统合到“建国精神”科来看，日本不仅希望东北人民遗忘祖国历史，最好连“满洲国史”也一同失忆。“日满一体”的真实意图是让满并入日，沦为日本的属国。日人之所以一开始积极建构“满洲史”，是为了对抗中国史，如果面对日本史，“满洲史”则没有必要存在。在伪满，以日本史作为国史，以日语作为国语，正是日人所期待的。事实上，日本在东北的历史教育，先炮制“满洲史”，进而欲以日本史取代之，紧密配合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政策(先独立后吞并)。日本原想在东北重演侵吞朝鲜的故技，但最终战败，其野心没有实现。
二、叙事与意图
伪满国史是日人基于伪满建国的需要而建构的一套历史叙事，形成于文教部发行的国史教科书，此后不同时期的各种“满洲史”虽详略不同，但基调前后如一，有相对稳定的叙事结构。下文不对各种各样的“满洲史”或国史教科书作“面面俱到”的分析，仅概略勾勒其叙事中存在的几个延续性的取向，如“三千年之独立历史”“日满一体”“去中国化”“王道乐土”等，希望从中了解伪满国史主要“说什么”以及“何以如此说”。
第一，“三千年之独立历史”
制作一套连续的、有别于中国史的“满洲国史”，既为伪满建国提供历史依据，又是规训东北青年“忘掉祖国”的工具之一。伪满《建国宣言》谓“满蒙各地，属在边陲，开国绵远，征诸往籍，分并可稽”，认为历史上的东北很早就独立开国，“实有三千年之独立历史”，时而并入中国，时而分离，表明现实中的伪满建国是合理的、自然的行为。高小国史称：“历史上建国于满洲者甚多，若渤海，若辽金清，均以独立之国家，与中国本部相抗衡。以强劲之民族，与中国民族相折冲。以卓著之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交换。是我满洲实有完整之国家、传统之民族、固定之文化也。”初中国史从历史、疆域、民族、政治、文化诸方面观之，指出伪满“具备大帝国之资格与要素”。就民族习俗言：
全满民族，古称肃慎，风俗礼教，殊于他方。历挹娄、夫余，以迄契丹、女真，社会习俗，未尝或改。有清崛起长白，入主支那，而于满洲故地，犹沿旧俗，未尝齐以强同。是知满支两国迥殊，借有机缘、必树异帜。
就地理关系言：
汉取辽东，唐灭高丽，统驭未久，乃致沦胥。良以榆关以东，自成部落，远隔支那，别为一邦。汉唐之盛，能取而不能守，则天堑所限，岂可强得。
就历史成例言：
往者肃慎建国于不咸山，朝鲜建国于辽东，夫余建国于北满，高句丽建国于丸都，前燕建国于龙城，渤海建国于忽汗，契丹建国于临潢，女真建国于会宁，满清建国于赫图阿拉。其小者保聚一隅，传祚数百，其大者肇基此土，进据支那，王业之兴，匪伊朝夕。
以上三条是伪满建国的远因，高小国史也有类似的说辞。伪满学校升学试题“我国建国远因是什么”，标准答案为“地理上和中国相离而独立，历史上和中国相并而发展”。
为了重新规划东北青年的历史意识，植入东北古来非中国领土的观念，强化“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首先，日伪需要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编织一线相承的、原生的、光荣的历史文化传统。斋藤茂《国史》开篇就说：“满洲之历史，原始于今之三千年前，若以地域观之，北起黑龙江阴，西迄大兴安岭，东至长白山脉，南达海岸地方，此广大之地域，即满洲也。”历史上“此幅员庞大满洲之居民，概属于以牡丹江一带为中心，东至日本海，西迄东蒙古大平原地带之肃慎族。昔之所谓挹娄、扶余，及靺鞨、渤海等，以及近世之女真、金、清等，皆与肃慎同族，而于人类学上则属于通古斯民族也”。不管各族群在血统上是否有裔传关系，均按照时间先后硬凑成一个民族系统。从地域(与中国“无关”，为另一国家)与种族(不同于汉族，为另一民族)两方面定义伪满的特殊性，与中国和汉族全无关系。
伪满重视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调查，“俾知我国古代固有之文化与历史之关系”。发掘东北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剥离中国元素，从精神层面定义“满洲”的独特性，强化独立建国的历史渊源和正当性，这是日人建构“满洲国史”不可或缺的环节。民生部“满洲帝国教育会”曾悬赏征集“满洲(内含蒙古)之传说”原稿，其趣旨谓：
欲追求文化之起原，与获得民族之精神，无如通晓其国中乡土所传之传说。夫我满洲国，袭有独特之文化发展，固不待论。虽于将来，亦有大可发展之兴运。然而于传说一节，或如我国向来一般所传，或于纸面散见，所谓满洲国之固有者，乃多为由其他国家之输入，此点诚为吾等遗憾之事。今拟为我满洲文化稍事贡献，故于此际，由广大之满洲全土，征集我国独有之传说，加以检讨，以完成决定版之满洲传说，切望热心诸公，或考查乡土之古志，或推敲记忆之古说，对本计画，奋起应征是荷。
其应征规则特别提示“满洲国独有者(免用由支那输入者)”，反映日人急切割除东北与中国的纽带关系。奉天省教育厅编《历史教科书·满洲国史》、文教部《国史教科书》把高句丽始祖朱蒙传说写进课本，作为伪满“独特”文化之一，企图建构本土记忆。然而，傅斯年《东北史纲》指出朱蒙神话与商代“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导于一源，是“东北部族与中国历史之为一事”的力证，双方争夺历史记忆可见一斑。
伪满国史教科书插图颇多，涉及古物古迹、人物肖像、历史地图、历史事件等，配合文字叙述，其背后同样嵌入政治意图，以凸显“国史”的论述主旨。历史教科书多附长城、好太王碑、东京城址、上京五凤楼址、契丹字碑、辽中京大定府内大塔、金之上京故城、辽上京之石佛、辽阳白塔、前卫城蒙古斜塔、奉天北陵等，这些被视为“固有”文化，对于“国民性之涵养、学术之研究、文化之启发上，实具有重大关系”。伪满国史教科书都会述及长城，并有插图，看似与“去中国化”相悖，实则不然。“满洲国史”利用长城是为了暗示自古以来关内关外有别，“旷古英杰之秦始皇帝，竟尔统一中国，但满洲及蒙古方面，虽以彼隆重之威望，尚不能使之隶属势力圈，反为防御蛮夷北狄之侵入中国，建筑天下著名之万里长城，与北狄为境界”，由此引申：“现今之满蒙，于二千年之前，似已明示非中国之领土矣。此后中国人，以长城迤内称为中国，将长城迤北视为化外之地，认为夷狄蛮奴之居住地域，全然无所顾虑”。借此我们才能明白日人之所以热衷讲长城的真正用意，是为了强调长城以北自古以来被中国人视为化外之地，不是中国领土，故伪满建国与中国无关，其疆界应以长城为限。
其次，汉文化被淡化处理或抹杀汉族的影响，从文教部国定的国史教科书，到民生部审定的斋藤茂《国史》，“去中国化”取向一贯且不断被强化。文教部“国史”对箕氏朝鲜、卫氏朝鲜、汉武帝开四郡，略有叙述，尽管仍称“对于我满洲独立国家之资格，固毫末无损”。但斋藤茂《国史》对上述内容仅用一句“当通古斯及蒙古族活跃之时，汉民族亦自中国本部徙居于南满及朝鲜等地矣。如箕子之古朝鲜、卫满之朝鲜，以及汉之四郡，皆属此也”，轻描淡写地略过。东汉末年，汉人公孙度割据辽东，文教部初中国史尚有专节叙述，而斋藤茂《国史》则全然不提。
奉天省教育厅编《历史教科书》第十八课“金的文化”，承认“女真旧无文字，金太祖始命人仿汉字楷书，因契丹字制度，创造女真字。……女真文字虽经创制，但流行范围甚小，任用官吏纯以汉文为标准，金的君主亦多从事于汉学提倡甚力。现今所存金人的著作例如《全金诗》和《金文最》等，其文字非常光华流丽，实足以代表金代汉文学的发达”。嗣后斋藤茂《国史》讲“金之文化”，刻意回避汉字的作用，只说“创女真文字”，对中国文化作负面论述：“斯时之金人，渐染中国之风习，而流于奢侈懦弱矣。世宗甚忧之，乃提倡保存国粹，振兴女真语学校，亲幸上京，告戒宗室，而于服装歌舞，则亦莫不尽力督励焉。”总之，为了突出“满洲国史”的原生性，日伪费尽心思，抹杀事实，斩除东北与汉文化悠久而密切的关系。
“去中国化”不仅体现在伪满国史，还反映在东亚史和日本史教科书。斋藤茂认为自来东亚史以中国汉族为中心，忽视他族，皆以蛮族目之，“然以世界史的见地观之，此决非正当之史观。汉民族势力衰微时，他民族国代之而兴，而文化之交流与发展，亦多在此期转换。汉民族以中华民族自尊之迷梦，须彻底觉醒，观元清两代更明了矣”。这一论述如结合当时日本侵华的时代背景，实则暗示日本作为“他民族国”代中国而兴，入侵中国，反而会激活文化，促进东亚的进步。日人的东亚史叙述恶意压制中国，抬高非汉族和其他国家的地位。唐代文化对日本产生过深刻影响，日人对此态度微妙曲折。文教部高小东亚史尚承认“唐之盛时，所定制度法令，多为后世模范。当太宗之世，日本舒明天皇遣使入唐修好，玄宗之世，渤海武王亦遣使入唐修好。嗣后两国之遣唐使、留唐学生，络绎不绝。于是唐之文化制度，遂传入我国及日本”。但斋藤茂《世界史·东亚史》一方面说：“日本及东洋诸国，或采唐制，或以唐制为参考而创己国之制度，此种事实颇有重大之意义。”但他话锋马上一转，“唐时因西域及南方诸国之文化输入，受其影响甚大，故唐代文化亦不能为汉民族所独创之文化”，又谓日本吸收唐文化，“以创新的日本文化，取其文化之本质。而如此同化，决非尽染唐风也”。斋藤茂叙述日本史受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承认这是事实，他方面强调“日本国民性之特质中有一强大之同化力，不仅佛教且能摄取儒教，且将此完全变为自国化”。且不说此论在学术上是否成立，日人企图贬低汉文化的阴暗心理则昭然若揭。
第二，“日满一体”
伪满国史一方面是“去中国化”，对汉人在东北的活动和作用尽量抹杀，另一方面“发明”历史上日本与东北的关联，尤其强调“满洲”之所以有“满洲”，完全端赖日本的援助。借助编纂自古以来日满密接的史实，说明两者亲如一家，一德一心，那么日本在东北的种种侵略活动，似乎便拥有了合法性，乃是自家的事情，中国政府反被视为外人，“断无干涉之资格”。首先，从种族上宣扬“满洲族”与日本同属于通古斯种，是“与汉人种完全相异之民族”。或谓日满同种，“其语源大概与我大和民族相同，彼等之语法，非如汉民族或欧美人种之倒叙语，乃为顺列语”。高小国史称“我国历史上之民族以通古斯族为主”，“满洲族通称为通古斯族”，暗示日满本一家。
其次，凸显历史上日本与东北的亲密关系。日人积极寻找东北与日本“交通”之史迹，尤其与古代渤海国的关系，伪满国史对此大肆渲染，配有“渤海日本交通图”。高小国史列“渤海与日本之交通”，初中国史有“渤海与日本之关系”，一再夸耀日本对渤海国文化的贡献，露骨地说：“当一千年前，而两国使臣，竟能横断恶风巨浪之日本海，而达到满日最初亲善之目的，实为可惊可喜之事。是则今日满日之同心偕力，有若一家者，可谓基于历史上之必然性也。”此种论调也出现在文教部高小日本史，谓渤海国与日本“亘二百余年，国交敦睦。今满日两国所以有不可分之关系者，实非偶然也”。至于其他时代，原本与日本无涉，日人只好捏造史实以充数，如金与日本之关系，谓“无公开之交通，仅传闻直接或间接曾有往来”。
伪满国史既“发明过去”，又“规避过去”。关于“元寇”的叙事，颇能反映这两种叙事之间的紧张。在伪满国史叙事中，元代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应从正面加以叙述，惟元代曾远征日本一事，不仅不能为“日满一体”增色，反而造成两者的对抗，故文教部高小国史、日本史皆不提“元寇”，而初中国史仅有一句“惟两次欲征日本，皆被惩而还”，高小东亚史照抄初中国史，初中东亚史也仅“元室遣忻都、范文虎先后寇日本”一句，简之又简。然而，为了照顾“日满一体”而放弃利用“元寇”所释放的历史力量，日人并不情愿。斋藤茂的历史教材对此着墨颇多，因为“元寇”事件在日本史脉络中可以说明“国威因之发扬”，“养成举国一致、坚忍不拔之精神”，故站在日本史立场有“记忆”的价值，但对伪满国史而言则需要“失忆”。
最后，掩饰侵略为自卫和开发。文教部初中国史谓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政治思想远大，“恒以开发满韩富源、维持东亚和平为相当责任”。日俄战争是日本“拂十万之生灵与数十亿万金之牺牲”，才“救出满洲于暴俄之毒手”，“因为日本和俄国有这一次大牺牲，才把这东亚的和平确实保全，不独使俄国畏惧，就是英美德法等的侵略亚细亚也都被阻止，清国才免去瓜分的大祸，且能使轻视有色人种的欧美人等，从良心上反省，并促进亚细亚民族的奋起，实在都是依赖日本胜俄的成绩”。斋藤茂同样厚颜地说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皆为日本赌国运，守护自己之生命而决死之正当防卫战争也”，日本在朝鲜、满蒙的侵略行动，被美化为“从事于和平的建设事业”，“热心开发满洲”，使之成为“乐土”。日本虽保持在伪满的权益，但与其他列强不同，“乃根据日华共存共荣之精神，而以开拓满蒙文化、振兴产业为目的，努力经营，以期满蒙天地之繁荣及光明”。由此，伪满要求东北人民“绝对不忘日本的恩德”。
第三，丑化中国，唱衰中国
日本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乃至东亚的救世主、恩人、开发者，大言不惭说：“东洋固为东洋人之东洋。倘东洋诸国拥日本为盟主，对于世界和平与世界文化上，必有最光荣之贡献，西洋诸国亦当悟此为合理之事也。”他方面则丑化中国、唱衰中国，使东北民众对中国产生恶感和离心力，转而绝对服从日本，成为日本的忠实奴仆。伪满历史教科书刻意将中国污名化，如谓甲午战争“始于清国之挑战”，“不通知日本而出兵”，“清不觉悟，益行增兵，以威胁日本，于是两国起有冲突”。伪满建国的近因是所谓的军阀暴政，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主政东北渲染为虐政。张学良否认日本在东北的权利，居然被日人斥为“倒行逆施”。伪满建国正是“推翻虐政，拔出水火”。1937年爆发卢沟桥事变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为与日本战而费十年之久各处构筑坚固之阵地，养精蓄锐，备置兵器。如斯准备战争、挑拨战争者乃国民党政府也。日本决无战意”。
对新文化运动，“狂妄之徒因社会思想之骤变，竟倡导废弃礼教，打倒廉耻，推翻孔孟。于是支那现代之风俗，竟与国运同坏”。肆意诋毁中国政府，“因为建设共和制，废却数千年的君主政治，反倒失掉了国家的治安，屡起政变，仿佛像走马灯一样。……这民国二十年间的历史，真是混乱不休的啊”。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因循无措，讳病忌医，更欲仰赖欧美鼻息，而行其反满排日之政策，以致外强中干，国是日非，将来危害于东亚之和平者，正不知伊于胡底”。斋藤茂《世界史》谓：“满洲事变后，北部支那渐次动摇，中部支那之共产党匪及其背景之苏联之动向亦在可虑，加以财政已陷于穷途，中国之政情直若蹈虎尾而履春冰矣。”又说：“中华民国其领土虽甚广大，因其政府指导国民之大方针误谬，国情浑沌，不知所止，今也日临分裂之渊矣。”暗示东北人民，中国今后更趋分裂，国运日坏，不如“与日本同心一体，为增进东亚和平、人类福祉计，更当日夜悬心一意迈进”。更为可笑的是，斋藤茂认为国民政府执行反满抗日政策，才导致“隐忍自重之日满两国，卒至无可奈何挥泪而起者”。斋藤茂《日本史》无耻地说“满洲国”与日本同心协力，高扬正义之旗，“将四亿无辜之同胞救出于赤魔之手中，向明朗亚细亚之建设，须粉身碎骨勇往迈进为要”。日本俨然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了。
第四，“王道乐土”
伪满国史虽以教科书形式呈现，但也具有国史通常所发挥的“定位”功能，指示未来的去路。“王道乐土”是日人为东北民众提供的“画饼”，即：
凡在新国家领土之内居住者，皆无种族之歧视、尊卑之分别，除原有之汉族、满族、蒙族及日本、朝鲜各族外，即其他国人愿长久居留者亦得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应得之权利，不使其有丝毫之侵损。并竭力铲除往日黑暗之政治，求法律之改良，励行地方自治，广收人才，登用贤俊，奖励实业，统一金融，开辟富源，维持生计，调练警兵，肃清匪祸。更进而言教育之普及，则当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为世界政治之模型。
这是伪满《建国宣言》向东北民众承诺的理想。文教部、民生部编写的国史教科书用近半篇幅叙述“建国后史”，不厌其烦地大谈各项“建国之成就”。斋藤茂说：“新国家之建设，以王道为本义，而以道德仁爱为基础，本五族协和、世界大同之精神建设真诚之乐土，以期人类之福祉，其理想之高远，于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未曾一见，即于世界历史上亦可谓新事业之创造也。”对于东北人民来说，“今新邦施行王道政治，三千万民众如处于春风和煦之中，而不欲光阴之速去”。这种虚幻的表相不仅通过各级学校向东北学生灌输，更发动宣传机器，借助五花八门的形式，向东北人民及亚洲其他国家广播，对一般民众颇具欺骗性。
三、遗毒与清毒
日人所宣扬的“满洲国史”，企图将东北从中国历史和地理上割裂出去，东北学生对此印象深刻。穆景元在伪满受过高小教育，他控诉日人的奴化教育，其中论及的《国史》正是文教部高小国史。他回忆：“日伪当局篡改中国历史的目的，可谓居心险恶，妄图使中国学生忘掉自己的祖国，忘掉祖国的文化，否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中的成员，以消除在心灵深处对日本侵略者的敌视心理，使日本建立的伪政权合法化。”彼又说：“日伪当局为了欺骗青少年学生，拥护伪满傀儡政权，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千方百计制造谎言，指鹿为马，真是煞费苦心。”历史科只是日人奴化教育的场域之一，但它所起的负面作用却不可小觑，结合国文、修身还有歌曲等其他方面，穆氏认为“在麻醉、欺骗和毒化学生方面，起着极坏的作用，使相当一部分人，在思想上丧失斗志，真的忘掉了自己的祖国，忘掉了亡国之恨，从而认敌为友，甘受其殖民统治”。
徐德源在伪满经历小学、中学和大学，回忆当年受教育的情形，言及历史教育：“我还清楚地记得，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制造伪满洲国，就采取篡改历史的手段，将自先秦时期以来早已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东北地区疆域和历史从统一的中国分割出去。”他所读的是斋藤茂《国史》，“这本所谓《国史》，与我在私塾读过的《三字经》所记的中国历史朝代完全不同，没有讲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朝代，而是按东北历代部族和民族政权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契丹和辽、女真和金、蒙古和元、满族和清的系统，不让人们知道商周、秦汉、隋唐等中国朝代，不知道中国；将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历史的当然继承”。他的回忆除个别失实外，大体准确无误。
亲历者的口述虽各有不同，但他们似都清醒地认识到伪满国史的政治意图，即让东北青年“忘掉或干脆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妄图驱使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不自觉”，然奴化教育实际效果则是“枉费心机”，因为“日寇占领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也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心中深沉的爱国情绪”。诸如此类的亲历者回忆，不免有后见之明的嫌疑，恐是事后经过再教育、再认识的结果。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当年东北学生是否普遍有此觉悟，实在令人生疑。日人的文化渗透千奇百怪、无孔不入，十四年不短，学生被反复洗脑，不知不觉中形成“我是满洲国人”意识，而对中国历史文化所知甚少，若说他们仍深怀中国认同，那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据1944年从东北沦陷区逃归内地者讲，东北“廿岁以上的人，虽然不忘祖国，而廿岁以下者均不自知为中国人，家中长辈亦不敢向其说明”。时人或顾及东北人民的感受，含蓄地说：“在敌伪统治十四年以后，东北的一部分人民，在言论、行为、思想方面，无意之中受一些奴化教育影响是可能的。”伪满历史教育的隐性“毒素”，东北学生未必有深入的认识。
东北光复后，1945年蒋介石在“九一八”广播训词中，指示东北文化建设的原则：“东北文化必须重新建立。因为这十四年来，日本在我东北同面积极施行他的奴化教育，学校教师多用日人，课本图书且用日语。一面对于原来的知识分子，任意摧残迫胁，其目的在要根本消灭我国的文字和文化。现在我们要彻底解聊这一种桎梏，要使东北的文化重新为我们国家民族整个文化的一部分。”重建东北文化的第一步是“清毒”，这几乎是社会各界的共识，“在沦陷期中，侵略者在我们的国土上曾施行什么样的文化教育政策？换言之，也就是我们一般青年同胞的心灵中已渗入什么样的毒素？因为当前教育政策实施的第一步，无疑地是要纠正过去已经培养成熟的谬误思想，肃清欺伪宣传所遗留下的毒气，而下药是要对症的，在未开方定药之先，病源所自，病因所在，当然非得诊查清楚不可”。1946年4月10日《中苏日报》社论谓：“东北为日伪统制之时，曾努力摧残中华民族的文化，而建立殖民地的文化。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思想，改篡东北使用的文字语言，限制东北人民的教育程度。十四年来，几已使东北成为特殊的一种文化。东北少年和青年，久经日伪奴化教育者，虽其爱国心极为强烈，而对于中华祖国之历史文化诸观念，却至模糊难辨。这是近日亟应努力纠正的事。”中共在东北的观察也是如此，“青年学生普遍缺乏中国历史、地理知识，国文程度很差”。
如何清除毒素？国民政府除了改学制、换教科书、禁映有毒影片，还有以下手段：一是甄审教师。从民生部编印的各种教科书内容看，日人对东北文化侵略，已普遍深入各科目，一般教师濡染既久，习与性成，不破则不能立，所以训练教师必须着重检讨敌伪教育，除了必需的政治科目以外，尚须包括全部学校科目，方能达成任务。二是批评敌伪教育文化，印为专集，颁发各级学校。“学校教科书中的国民道德、女子国民道德、满洲国历史、日本史、世界史为需详加疵摘，因为这些科目，就是敌伪用以奴化学校青年的主要科目。这种责任，由谁来担负呢？照道理说，应该是由省教育厅编译处来担负的，事实上恐难胜任，所以，最好是由教育厅延请学者，组织专门委员会，分工合作，由教厅供给敌伪时代各种教育资料，并负责为之出版”。中共在东北通过开办教师讲习班、设立编审委员会、编辑小学教材及审查中学课本等举措，清除敌伪奴化思想。
国民政府确有组织授意学者撰文批判伪满历史教育，作为清毒方法之一，但受国共在东北爆发内战的影响，这项工作似没有充分开展。目前所见批判文章很少，如李广平在《中苏日报》发表《斥敌伪捏造之“满洲国”历史——评斋藤茂著〈国民高等学校国史教科书〉》和《再次斥敌伪奴化东北之历史教育——评斋藤茂著国民高等学校教科书〈世界史〉与〈日本史〉》两文，集中批露斋藤茂三种历史教材，“不但是削足适履，删除一大部分历史，以适合伪满的国情，而且指鹿为马，捏造了很多史事，以适合统治阶级者——日本人的需要”，其用意则在“以侵略国的文化消灭被侵略国的文化，并歪曲、删改其历史，使被侵略和被灭亡国家的人民，初则忘掉了侵略者、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而以敌为友；再则进而为数典忘祖，忘记了祖宗的深仇大恨，而认贼作父”。傅正在《益世报》发表《日本在伪满之历史教育》，除了批判稻叶岩吉《满洲国史通论》一书曲笔失实，近半篇幅回溯甲午战争以来日人研究东北史地的情形。东北学生事后回忆之所以能对伪满国史有较清醒认识，与彼时社会各界积极批判日伪历史教育应有关联。
清除毒素最直接的方式是销毁伪满历史教科书，就像当初日伪焚烧国民党的教科书一样，文教部、民生部出版的各种教科书在日伪投降之后，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两党所控制的地区应主动销毁过伪满课本，至少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严令全国前敌伪时代中小学教科书一律销毁，“以免毒素流传”。
如何重建东北文化？《中苏日报》发表社论，响应蒋介石的呼吁，提出东北文化建设从四方面加以努力，除了(2)肃清“协和语”、禁止日常使用日语，(3)提高教育程度，发展民权思想，培植政治能力，其他两条与历史教育直接相关：(1)确立中华民族历史一元、文化一同的民族主义思想。“东北古代的肃慎，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宗族和一分支，由河北、山东迁来。东北近代的开发，完全是河北、山东‘走关东’的人民的伟绩，今日东北人民的祖先大抵均在于关内，今日东北人民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大抵均为关内文化之移植，仅少数游牧蒙民及游猎满民，尚保持因地理环境而致的特殊风习，但这种特点亦为中华民族各宗族所本有的文化。东北少年和青年应该赶快学习祖国的历史与文化，在民族思想上守护东北这一个重要的边疆”。(4)我们要表扬地方忠贞，提倡民族气节。箕子退居朝鲜，管宁避世辽东，东北自古为忠贞所居之地。即在日伪严密统制、百计屈辱、残酷镇压之下，东北犹有不少忠义贞节之士，作抗日义勇军的壮烈牺牲，作反日地下运动的艰苦工作，或者埋名隐姓遁迹自全，或者幽镇铁窗，坚贞不屈，他们是天地的正气，今古的完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东北同胞的代表人物，今后东北处于国际关系的枢纽地，东北同胞尤应激发忠贞，爱护祖国，以凛然不可淫、不可移、不可屈的精神，为中华民族保持其固有的浩然之气。这两方面的工作，最初似有所落实。1946年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发起成立“东北史地学会”，其初衷有感“东北青年过去受敌伪教育，多有将中国历史地理歪曲编纂者……成立东北史地学会，阐扬中国历史地理之正确认识，并矫正敌伪之歪曲宣传。此外，更发扬东北之先贤先烈史迹”。据悉有二百余人请求入会，在东北各地成立分会，发行小册子，搜集乡土教材及歌曲、戏剧等教材。稍后东北政局动荡，该学会没有进一步作为。
结语
不论古今中外，“历史”一向被各种政治势力视为可资利用的统治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尤其成为一个敏感的议题。不论哪派政治力量控制某一区域，即刻刷新当地历史教育，禁毁旧课本，编审新教材。日本在东北殖民统治的十四年，历史教育是整个殖民统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不同时期殖民政策影响教育政策，进而作用于历史教育，最后又反映在历史教科书；反过来，历史教育的演变正可透视日人的政治意图。考察以伪满国史教科书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本文形成以下几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在伪满的历史教育中，中国史的位置不断被边缘化，乃至最后消亡，而伪满国史一开始是为了配合独立建国的需要被建构出来，在日本侵略者的意识中，“满洲国史”的使命是暂时的，最终以日本史代替之，符合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步骤。制作“满洲国史”只是日本掩盖侵吞东北的文化策略而已，并非真正希望东北人民树立“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之国史意识。
第二，伪满国史的内在结构，一方面凸出三千年独立史，他方面摆脱中国史的束缚，融入日本史，最后虚幻“王道乐土”的未来想象。这套历史叙事深深植入东北中小学生的历史意识，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支持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强烈批评伪满的历史教育，并为清除日人遗留的历史毒素，采取了各种措施，可见日本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的成效，不仅达到了“去中国化”的目的，而且将日本史扩张为历史教育的中心，令“满洲国史”形同虚设，最终达成日本认同意识。
第三，日本学术界对“满洲”史地的认识，经过层层转化改写，产生大量普及性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反复强调东北不属于中国领土、日满亲善、“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为“满洲”作出何等牺牲和贡献等陈词滥调，不仅在东北地区广为传布，也在日本得到流行。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各界对中国历史尤其东北史的认知，与战前日人积极“分裂”中国历史的各种史论存在“学缘”关系。伪满虽早已成为历史，但其“国史”却是“活着的过去”，它的幽灵未尽消亡，经过学术语言的伪装，至今仍寄宿在部分人的历史世界。
作者：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古籍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