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睿：唐代法书鉴赏家的谱系——从武平一到司空图
2023/4/13 古籍
编者按：从盛唐到晚唐，法书自宫廷流向民间，造就了长安的法书鉴赏群体。学术的传承系之于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老师《唐代法书鉴赏家的谱系——从武平一到司空图》梳理了一条始自武平一，经东海徐氏、扶风窦氏，以至韩方明、空海，直至晚唐司空图仍承其绪的学术脉络，自文献中钩稽鉴赏家群体收藏、品鉴、著述、创作等诸多面向，具体而深入地呈现了唐代书学的学术图景。本文为增订稿，原载《书法研究》2018年第4期。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唐到晚唐期间，法书从宫廷向民间流动。武后、中宗时期，皇室收藏的法书通过不同管道散入贵戚、高官之家，有些虽由玄宗重新收入宫中，但经过安史之乱到泾原兵变的系列战乱再次散佚，此后帝王再无极力搜求法书之事。宫廷法书的聚散造就了长安的鉴藏家群体，也培育了长安的法书市场及专业商贾。从盛唐到晚唐，长安法书收藏鉴赏之学的传承有其谱系，其中一条完整的传承线索特别凸显，即武平一(?-741?)对于东海徐峤之、徐浩(703-783)父子的影响，徐浩对于其长子徐璹的悉心教导、对于窦臮、窦蒙兄弟的赏拔，徐浩、徐璹父子形成的东海徐氏书学传给韩方明，韩方明又传给入唐求法的日本学僧空海，以上数代鉴赏家皆有书学论著传世。徐浩的著作和手迹流传到晚唐，又经追慕者司空舆、司空图(837-908)父子之典藏和评论，司空氏的评论又为史家引用，进而塑造了鲜明的历史形象。追溯唐代法书鉴藏之学的脉络，分析典型收藏家的案例及其学术传承，梳理他们的交游关系，能够绘出长安文化的一个侧影。这些法书鉴藏家居于唐都长安，追踪珍贵法书的流转，往来于长安宫廷、坊里之间，故我们可以将鉴藏家的活动置于长安的城市空间之中予以观察，寻求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采取以上角度加以研究。
一、武平一
武氏为唐代前期“李韦杨武”集团家族之一，武则天代唐建周，武氏宗亲权倾天下；神龙(705-707)之后，李唐中兴，但武氏家族仍然继续在政坛上居于重要地位。武平一是武则天从孙，自幼养于宫中，得见内府所藏珍贵法帖，如扇书《乐毅论》、《告誓帖》、《黄庭经》等，至老不忘；又内廷所藏法书的装潢样式和所编目录的体制，皆能留意。他追忆幼年在洛阳宫廷所见法书云：
平一龆龀之岁，见育宫中，窃睹先后阅法书数轴，将搨以赐藩邸。时见宫人出六十余函于亿岁殿曝之，多装以镂牙轴、紫罗褾，云是太宗时所装。其中有故青绫褾、玳瑁轴者，云是梁朝旧迹。褾首各题篇目行字等数，章草书多于其侧帖以真字楷书。每函可二十余卷，别有一小函，可有十余卷，于所记忆者，是扇书《乐毅》、《告誓》、《黄庭》。当时私访所主女学，问其函出尽否，答云，尚有，未知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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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经所见轴头
《僧伽吒经卷第二》S.399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所云亿岁殿在洛阳宫城之内，大约是武则天接见臣子之所，左近为集仙殿，其时或已为典藏法书之所。武平一所见亿岁殿前曝晒的法书，当系武周继承太宗内府所藏，既有梁朝旧迹，又有贞观新获，装背各自不同，尤其梁朝内府法书褾首题有法帖之名，并著作录行数、字数，展卷可知本卷目次，便于查检。内廷法帖收贮在书籍常用的书囊、书帙之外，又加书函。普通法帖卷轴用大函，每函二十余卷，而王羲之楷书诸帖典藏尤其珍重，所用书函形制稍小，每函十余卷，其中《乐毅论》、《告誓帖》、《黄庭经》等皆为铭心绝品。褚遂良曾经主持贞观十三年之后的内府法帖鉴定、编目和整理，他所编《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正书、行书)》著录当时内府正书总共五卷，《乐毅论》、《黄庭经》篇幅稍长，各自为卷，《告誓帖》仅有十四行，与《尚想黄绮帖》、《墓田丙舍帖》等同编在第四卷。据张怀瓘所云，贞观内府藏右军“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随本长短为度”，此处“帙”字疑为“卷”字之误，按照常规，一帙大约十卷至十二卷，八纸连为一卷尚觉偏小，为一帙必无可能。如果以八纸成卷计算，五十纸可平均分为七卷，如果考虑到王帖正书原本长短不同，整理时“随本长短为度”，也有可能是五卷。可以推测，褚遂良这个目录中所著录的正书就是贞观内府所藏的主要部分。而武平一所云“扇书《乐毅》、《告誓》、《黄庭》”并不一定与褚遂良目录的正书完全对应，如所周知，《乐毅论》、《告誓帖》、《黄庭经》等帖篇幅非短，不能完整书于扇面之上，扇书诸帖，或是右军截取文句所书，或是后人摹搨片段，传于后代，再经揭裱，重装于卷轴之上，断非褚遂良著录的王羲之正书《乐毅论》(四十四行)、《黄庭经》(六十行)、《告誓帖》(十四行)。其中正书卷四扇书曾经遗落民间，玄宗朝再次收入宫中，其原有装式与卷次仍然未改，可以证明武平一所记不差，《徐浩古迹记》载其事云：
明年(开元十九年)二月，以中书令萧嵩(668-749)为大学士，令访二王书。乃于滑州司法路琦家得羲之正书扇书一卷，是贞观十五年五月五日扬州大都督、驸马都尉、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进，其褾是碧地织成，褾头一行阔一寸，黄色织成，云“晋右将军王羲之正书卷第四”，兼小王行书三纸，非常合作，亦既进奉。赐路琦绢三百疋，萧嵩二百疋，其书还出令集贤院拓赐太子以下。
案，武平一云贞观内府法书“褾首各题篇目行字等数”，而徐浩所见则褾头为织成工艺制成的黄色栏格和文字，其大题曰“晋右将军王羲之正书卷第四”，与武平一所述亦相符合。又武平一所见内府法帖“多装以镂牙轴、紫罗褾，云是太宗时所装”，与唐代书画鉴藏家所载相同，如张怀瓘云贞观内府大王书“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张彦远云“褚河南(遂良)监装背，率多紫檀轴首、白檀身、紫罗褾、织成带”，又云“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例用白檀身、紫檀首、紫罗褾、织成带，以为官画之褾”。武平一又云于太平公主家所见内法书法“合作者，时有太宗于后题之，叹其雄逸”，其书殆指太平公主所取内府小函王羲之楷书《乐毅论》，张彦远曾见冯承素摹本《乐毅论》后有太宗手批，益可证明武氏所云。又武平一云贞观内府“章草书多于其侧帖以真字楷书”，恰与韦述所云“其草迹，又令河南(褚遂良)真书小字帖纸影之”一致。对内廷法书收藏形态、数量、押尾的详细观察和记录，表明武平一自幼于法书鉴赏之学学殖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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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唐小楷八种》之《乐毅论》拓本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武后朝，武平一疏离于政治中心之外；中宗朝，被迫出仕，官至修文馆直学士、考功员外郎，班在朝贵之列。武平一交往人物，或为文馆学士，如宗楚客(?-710)、崔湜(671-713)、郑愔(?-710)、卢藏用(664-713)、薛稷(649-713)；或为皇亲贵戚，如太平公主(约665-713)、安乐公主、武延秀。这些贵戚、宠臣陪侍中宗宴赏游豫之际，邀宠逞欲，御府珍宝如金璧、法书之类，多入私室。其著者如景龙三、四年(709-710)间，中书令宗楚客得中宗所赐内府二王真迹二十轴，于是宴请宾客，装为屏风，大宴宾客以示之，徐浩记其事云：
至中宗时，中书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敕赐二十卷，大小各十轴，楚客遂装作十二扇屏风，以褚遂良《闲居赋》、《枯树赋》为脚，因大会贵要，张以示之。时薛稷、崔湜、卢藏用废食叹美，不复宴乐。
其后，安乐公主(?-710)、武延秀(?-710)夫妇得到中宗所赐内府旧藏法书二十余函；太平公主亦取内府法帖书函，其中有盛以小函的王羲之《乐毅论》真书帖等珍品。中宗宠爱太平、安乐，遂“倾库悉与之”。法书，既是内府珍宝，价比金璧，也是文化遗产，可以装点门庭。景龙之际，皇帝游宴无度，群臣惟以文华取幸。当此之际，收藏法书与吟咏唱和相似，成为显贵们的流行时尚，如武延秀久在虏廷，不学无术，但仍以收藏珍贵法书为贵。安乐公主和武延秀曾延请薛稷、郑愔、武平一鉴评高下，凡是武平一诸人定为上品法书者，安乐公主立即去掉内府藏品标志的镂牙轴、紫罗褾，安上普通的漆轴和黄麻纸，用突厥文题于褾头云“特健药”，意为法书佳作，以掩盖法书卷轴出自内府的事实。
围绕皇亲、贵戚、宠臣周边的人物，多为长安书法家、鉴藏家，其人物事迹值得逐一分疏。武平一如前所述，自幼长于宫廷，内府法帖素所熟知，有鉴别之长，又是武延秀宗亲，故安乐公主、武延秀请来鉴定中宗所赐法书。武平一虽为武氏宗亲，但不与武后时代权贵武三思、武承嗣及张易之、张宗昌兄弟结交，辞荣不仕；中宗朝直言敢谏，又欲弥合太平、安乐两派的冲突，与当时崔湜、郑愔等奔走权贵之门者不同，故玄宗即位后虽遭贬谪，但声名不减，世族文士仍乐于交往。武平一与殷成己交厚，通化坊殷、颜两家所藏法书，可能武氏也曾寓目。因曾亲历其事，故内府法书之散佚，安乐公主、太平公主、薛稷等家所藏法书的下落，武平一皆能熟知，著之于《徐氏法书记》，并传之徐浩。
薛稷为唐初著名书法家，曾祖父薛道衡，开皇十八年参与整理隋代内府法书，卷尾有其押署；外祖父魏征，唐贞观中参与鉴定征购的二王法书，贞观内府法书有其押署。魏征家多有虞世南、褚遂良书帖，传于薛稷，稷精于临仿，亦当有鉴别之学。安乐公主大概看重薛稷出身书画世家、收藏世家，故延请鉴定。睿宗青年时代“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唐隆(710)之后，薛稷颇得睿宗任用，“特见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安乐、武延秀被诛，其家藏法书“睿宗命薛稷择而进之，薛窃留佳者十数轴”，正因薛稷曾经为安乐公主鉴定过中宗所赐法书，深知其中多有妙品，又得睿宗信任，故能隐匿抄没的珍贵法书。不久，先天二年(713)，薛稷作为太平公主党羽，与崔湜、卢藏用等被玄宗赐死，其私藏安乐公主家法书“为簿录官所盗”，遂散亡。又有一说，因玄宗之弟岐王李范酷好法书，查抄时又隐匿了薛稷家藏法书。岐王李范的书法，今所传者有《章怀太子墓志》和《李嗣庄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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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稷书《信行禅师碑》拓本
日本大谷大学藏
卢藏用隶书、行书、草书皆入能品，其“书则幼尚孙草，晚师逸少，虽阙于工，稍闲体范”，孙草谓孙过庭(648-703)草书，属唐代新派草法，王羲之(逸少)草书则是传统风范。景龙年间是藏用晚年，正是心追手摩羲之草书的时期，于宗楚客之座得见内府旧藏二王法书屏风，自然会停箸废食。
郑愔有诗才，善于奔走权门，崔湜为唐初名臣崔仁师之孙，以文词称，多计谋，先后依附武三思、太平公主，后被玄宗诛杀。以上两人皆为景龙文馆学士，崔氏家族或有书画收藏，然郑愔未闻有法书鉴赏之学。
关于以上鉴赏、收藏的地点，亦班班可考。太平公主宅、中书令宗楚客宅在街西醴泉坊。此地自隋代创建大兴城即有甘美的井水，故唐代前期达官显贵选此地建宅者不少。景龙年间显贵之后，宗楚客扩建此宅，将宅北波斯胡寺并入。
神龙中，安乐公主初降武三思之子崇训，其宅在街西休祥坊，即武三思宅之别院，因崇训尚主而“大加雕饰”，想必极为富丽堂皇。神龙三年七月，武三思、崇训父子被诛，安乐公主仍居旧宅。逮至景龙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安乐公主改降武延秀，中宗君臣宴会于安乐公主休祥宅。次年十一月一日，安乐与武延秀移入街西金城坊(休祥坊南、醴泉坊北)新居，君臣开宴，群臣作《安乐公主移入新宅侍宴应制》(或作《宴安乐公主新宅》)诗，宗楚客、李适、刘宪、岑羲、赵彦昭、李乂、马怀素、薛稷、苏颋、阎朝隐、武平一等人皆有篇章。据徐浩所记，中宗朝内府法书之散，始于中书令宗楚客得赐二王法书二十卷，此后才有安乐、太平瓜分内府法书之事。据史书，宗楚客为中书令在景龙三年三月，安乐公主延请薛稷等人鉴定法书在此之后，其时究在休祥旧第还是金城新宅，尚不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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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里坊分布
出自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
薛元超宅在街东崇仁坊，此地“北街当皇城之景风门，与尚书省选院最相近，又与东市相连接，选人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坊，因是工贾辐凑，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是繁华之地。薛稷为元超从子，或许居于崇仁坊宅。
崔湜宅在兴庆坊，与玄宗同里。睿宗登极，崔湜依附太平公主，而崔湜之弟崔涤“素与玄宗款密”，兄弟二人所附不同。玄宗为太子时，曾多次到崔氏宅中拜访，拉拢崔湜，后诛杀太平公主及其亲信萧至忠等人时，本想通过崔湜打探太平集团的机密，然而崔湜并未倒戈，最终被玄宗所杀。
二、徐浩
细审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实为徐峤之、徐浩父子收藏的法书目录所作序言，盛称徐峤之“士许笔精，人称草圣”，并赞赏徐家法书收藏之精。东海徐氏为高门，以书法传家，徐浩自述渊源，将前代父祖置于历代书法大师之列：
及张芝章草，钟繇正楷，时莫其先。卫瓘、索靖章草，王羲之真、行、章草，桓玄草，谢安、王献之、羊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绍之真、行、草，永禅师、萧子云真、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果师、述师真、行、草。陆柬之临书。臣先祖故益州九陇县尉赠吏部侍郎师道，臣先考故洛州刺史赠左常侍峤之真、行、草，皆名冠古今，无与为比。
后世评价徐氏家族书法云：
初，峤之父师道已精于书，峤之复以善书称，且以法授其子浩，故浩书又杰然为一家法。自师道至浩盖三世矣，是亦熟于翰墨之场者也。
可以印证东海徐氏三代以善书著称，其家所藏法书名品颇丰，因请鉴赏名家武平一编为目录并作序，述徐氏书学及家藏云：
豫州刺史东海徐公峤之，怀才蕴艺，依仁践礼，士许笔精，人称草圣。九丘七略，五车百氏，未遇仲尼之贤，犹繁茂先之室。至于魏陵逸策，鲁室前书，字辨阳循，疑招束皙，师宜削去之版，逸少为题之扇，莫不烟霏露凝，鸟歧鱼跃，填彩筐，溢雕厨，贻之后昆，永为家宝。季子浩，并有羲献之妙，待诏金门，家多法书。见托斯文，题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后。詹事张庭珪(657-735)之家，抑其次也。
此篇序言虽未署年，然据徐峤之、徐浩等人结衔和生平，大约作于开元十七年至十八年间。武平一既云“见托斯文，题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后”，是知徐氏法书目录为平一手编。徐家借重武氏这位法书鉴赏前辈，而武氏亦赞徐家为当世法书收藏名家，故有此作。文中所谓“魏陵遗策”是西晋出土战国魏安釐王墓中的古书，即“汲冢竹书”。“鲁室前书”是汉鲁恭王坏孔子故宅所得古文经书。“师宜削去之版”，师宜谓东汉书家师宜官，史云师氏“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逸少为题之扇”用的是众所周知的右军题箑典故。这些书迹或虚或实，极言徐氏收藏之珍稀，可为传家之宝。“填彩筐，溢雕厨”者，盖谓其法书或置于描绘彩画的竹笥，或藏于雕镂花纹的书橱，皆为徐氏郑重收藏之具。文末提及的张庭珪与武平一同辈，是徐峤之之岳父、徐浩之外祖，所藏法书亦有名当时，三代人之收藏武平一皆曾寓目，故能排比次第。武平一特别提到“季子浩，并有羲献之妙，待诏金门，家多法书”，徐氏所藏超过外家张庭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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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书《朱巨川告身》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徐浩早年“以文学为张说所器重……说荐为丽正殿校理”，得以入丽正殿遍览群书，也许因此观摩开元御府法书。“〔徐〕浩属词赡给，又工楷隶，肃宗悦其能，加兼尚书左丞”，虽短暂被贬，又得代宗重用。徐浩从武平一学习法书鉴赏之学，故所著《论书》、《古迹记》诸篇多模仿武氏。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推张芝草法转加其巧，钟繇楷法一时之妙，二王亦传其妙而不知逮，徐浩《论书》以为书法之自觉自张芝草圣、钟繇楷法、右军行书、小令破体始，观点颇为相似。又徐浩《古迹记》论及中宗朝内府法书散佚之事，当来自亲历者武平一的追忆。如武氏云“或有报安乐公主者，主于内出二十余函”，徐浩云，宗楚客宴客展示内府法书，时“安乐公主婿武延秀在坐，归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为富贵，适过宗令，别得赐书，一席观之，辍餐忘食。’及明谒见，颇有怨言。帝令开缄，倾库悉与之”。再，太平公主所得内府法书，武氏云“太平公主闻之，遽于内取数函及《乐毅》等小函以归”，徐氏记“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别造胡书四字印缝”，武氏、徐氏所言虽互有详略，然大致相近，可见徐氏御府法书源流及鉴赏之学的师承。太平公主胡书印，今已不可考，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隋代《出师颂》卷末有一梵文印章，据考是“三藐毋驮”，然所钤位置不在卷末压角最佳位置，甚至可能晚于中唐李约的收藏印，颇有疑问。
玄宗、肃宗两朝，徐浩曾掌内府法书鉴藏之事，天宝(742-756)、至德(756-758)中两度为充使搜访书画，曾“收获二王书二百余卷”，成效不可谓不显著。内府藏王羲之“省告摄功”帖有徐浩跋尾，曰：“天宝十载三月二十八日，安定胡英装。朝议郎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徐浩。”当为徐浩鉴定内府法书时的押署。徐浩曾记述开元五年内府法书菁华，其时徐氏尚幼，不可能亲与其事，经眼并鉴定当在天宝中。其中“大王正书三卷”，徐氏云“《黄庭经》第一，《画赞》第二，《告誓》第三。臣以为《画赞》是伪迹，不近真”，正是鉴定结论。肃宗上元元年(760)徐浩黜为庐州长史，此后“承前伪迹臣所弃者，尽被收买，皆获官赏，不复简退，人莫知之……代无鉴者，诈伪莫分”，可知当时徐浩之外，精通法书鉴别之人甚少。盛唐时代，书画市场勃兴，许多内府法书散入长安显宦之家，经过政局变动，又进入市场，不乏珍品。钟绍京(659-746)曾花费数百万钱，购得右军真迹行书五纸，张怀瓘为好事之人解说法书市场情形而作《书估》，详列二王书帖价格，此皆可见就访求法书而言市场日益重要。徐浩亦深知“往往市廛时有真迹”，书画商贾之中亦有能辨识法书之人。天宝时，徐浩任采访图画使，识长安“商胡穆聿在书行贩古迹，往往以织成褾轴得好图书”，于是荐之为集贤院直官，令搜集书画。
武平一云东海徐氏“家多法书”，今可考知者有王羲之书“书虽备至”、“适书至”等，帖上仅有徐浩押署，无年号，亦无装潢手题名，似是徐氏私藏。徐氏搜求法书之总体情形见诸窦臮《述书赋》，其盛称“祭酒(徐浩法则道存，征求非利。)、翰林之寻绎(张怀瓘兄弟怀瓌，盛王府司马，并翰林待诏，俱好无厌，亦能臆断。)”，徐浩搜集法帖之勤奋，成果之辉煌，可与张怀瓘、怀瓌等人并列。《旧唐书》本传云“初，浩以文雅称；及授广州，典选部，多积货财，为时论所贬”，这些财货，或为搜集法书所用。徐氏所好之法帖，或可从其师承中探知，《述书赋》载徐峤之、徐浩父子及李造书法造诣云：
广平之子，令范之首。娅姹钟门，逶迤王后。武都先觉，翰墨泉薮。子敬、元常，得门窥牖。侍中、简穆，异代同友。于孔门而升堂，惜悦子之不寿(徐峤之，东海人，广平太守。子浩，中书舍人，国子祭酒。李造，陇西人，武都公。言“侍中、简穆”，即子云、僧虔。)。
广平之子，即广平太守东海徐峤之之子徐浩，钟门、王后，意为徐氏书法是钟繇、二王的法派。元常系西晋钟繇，子敬即东晋王献之，简穆是南齐王僧虔，侍中为梁代萧子云。以上四人皆为徐峤之、徐浩父子所宗习，故可推知东海徐氏所藏有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萧子云等人法书或搨本。徐氏家族作为收藏世家，亦仿好事者刻为印章，徐峤之收藏印章为“东海”，徐浩及长子徐璹则又有“会稽”印。又《法书要录》所载“徐浩论书”、“徐浩古迹记”还记录徐浩经眼或收藏的其他法书。因徐家多有法书，故熏陶培养，成就鉴别之能。天宝二载，徐浩因有鉴定书迹、辨识篆隶的功夫，而指摘清河崔以清伪造玄元皇帝符瑞之奸，颇获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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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书要录》所收之徐浩著述
明《津逮秘书》本
徐浩同时有宗室李造亦倾心法书，善价搜求。《述书赋》云：
其或萃傅岩(钟绍京，南康人，中书令，光禄大夫。聚宝捐金，川流海纳。)而会颍川(家伯讳瓒，邠王司马，耽玩达旨，固求不匮。)，归右史(李造拂镜旁通，倾心善价。)而入补阙(席巽，安定人，右补阙。心专务得，家业或遗。)。
李造，官至起居舍人，封武都公。尝以善价求购法书，所得名迹可考者有《虞龢论书表》，《述书赋》注云：“宋中书侍郎虞龢《上明皇帝表》，论古今妙迹，正行草楷，纸色标轴，真伪卷数，无不毕备。表本行于世，真迹故起居舍人李造得之。”又李怀琳伪造王羲之《大急就章》亦经张怀瓘之手转入李造家，史云“李怀琳，洛阳人，国初时好为伪迹。其《大急就》称王书及七贤书，假云薛道衡作叙，及竹林叙事并卫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绝交书》，并怀琳之伪迹也。有姓谢名道士者，能为茧纸，尝书《大急就》两本，各十纸，言词鄙下，跋尾分明，徐、唐、沈、范，踪迹烜赫，劳茹装背，持以质钱。贞观中，敕频搜寻，彼之钱主封以诣阙，太宗殊喜，赐缣二百疋。怀琳乃上别本，因得待诏文林馆。故在内之本，有贞观印焉。顷年在右相林甫家，后本在张怀瓘处，寻转易与李起居(造)。”张怀瓘曾于李造宅亲见《嵇康绝交书》。李造收藏印章“陶安”。徐浩和李造颇有往来，开元二十六年，徐浩曾为李造书《济源令李君遗爱颂》，碑立于孟州。
三、窦蒙、窦臮
玄宗天宝间，肃宗乾元间，徐浩两度充图书搜访使，先后收获二王书极多。及其暮年，徐浩向朝廷极力推荐窦蒙、窦臮兄弟以及长子徐璹，担当集贤书院鉴藏法书之任，其略云：
臣今暮年，心昏眼暗，恐先朝露，敢举所知，其别书人，谨录如左。前试国子司业兼太原县令窦蒙，蒙弟检校户部员外即宋汴节度参谋窦臮，并久游翰苑，皆好图书，辨伪知真，无出其右。臣长男璹，臣自教授，幼勤学书，在于真、行，颇知笔法，使定古迹，亦胜常人。
徐浩此篇的撰述年代先需详考，按，篇末系年为建中四年(783)，然据《徐浩神道碑》徐浩终于建中三年，故当在此之前。又徐浩推荐窦氏兄弟，则其人必然在世，前辈学者据《法书要录》窦蒙《述书赋》后记考窦臮卒于大历十年(775)之前，显然有误，不仅与徐浩《古迹记》内容冲突，且与传世及出土碑志不合。窦臮所书碑刻不仅有最近出土的大历七年《窦希瓘神道碑》，而且有传世的《华阳三洞景昭大法师碑》，后者立碑时间为贞元三年(787)正月十五日，署衔为“朝议大夫、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国窦皐”，可知窦臮谢世当在此后。如此则终徐浩之年(建中三年以前)，窦臮、窦蒙兄弟皆在人间，徐氏推荐窦氏兄弟则无时间上的矛盾。而徐浩《古迹记》言及“吐蕃入寇”，故知大约略晚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又在建中三年徐浩去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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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希瓘神道碑》拓本
扶风窦氏昆仲，本为贵戚之后，且中外宗亲多擅艺能，其曾祖窦师纶、父窦进、伯父窦瓒、族兄窦昭，五世外祖父刘珉、外高祖刘玄平、舅刘绘，姨兄明若，或为鉴藏家，或为书法家，有名当时。曾祖窦师纶与玄宗外祖父窦孝谌为亲兄弟，窦孝谌有子窦希瑊、希球、希瓘三人，开元初，“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家，?(即窦希瓘)兄弟三人皆国公，食实封。?子锷，又尚玄宗女永昌长公主，恩宠赐赉，实为厚矣”，窦臮、窦蒙昆仲作为窦希瓘从侄，大约因此亦至荣显。天宝中，窦臮献《大同赋》、《三殿蹴踘赋》，旨在讽谏玄宗，其文得编入策书，故能“中使王人，荣曜戚里，龙章风篆，宠锡儒门”。窦氏从学于徐浩或在此时。大历中，永昌长公主为窦希球、窦希瓘立神道碑，首选窦臮书丹。窦蒙赞其兄一生云：“翰墨厕张王，文章凌班马，词藻雄赡，草隶精深。平生著碑志、诗篇、赋颂、章表凡十余万言。”可知窦臮不仅以法书名家，且以著述传世。窦氏昆仲书画之学的著述主要是窦臮撰、窦蒙注《述书赋》和窦蒙《画拾遗录》。《述书赋》中窦氏再三提及乃师徐浩，“论工书”之部云“广平之子，令范之首。娅姹钟门，逶迤王后。(原注：徐峤之，东海人，广平太守。子浩，中书舍人，国子祭酒。)”。按，史载徐浩肃宗朝拜国子祭酒，代宗朝又拜中书舍人，正是徐浩最为荣耀之时的官职，窦氏对此极为熟悉，益可表明至晚在肃宗时即已师事徐浩；又窦氏以徐浩为唐朝书法令范之首，为钟繇、王羲之的传人，是极高的赞誉，在《述书赋》中的唐代书家无过于此。次者，《述书赋》“论印记”之部云“陶安、东海，徐、李所秘。(原注：徐祭酒峤之印，李起居造印。)”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相验证，可知徐峤之有“东海”收藏印，徐浩及长子徐璹有“会稽”收藏印。复次，《述书赋》“论征求保翫”之部又云“祭酒(原注：徐浩法则道存，征求非利。)、翰林之寻绎，乌台、粉署之敦阅”，所谓“法则道存”，乃是以徐浩鉴别之学为典范，“征求非利”则是赞徐浩不以收藏为盈利之途，结合徐浩自云被黜庐州长史之后，长安书画市场上“承前伪迹臣所弃者，尽被收买，皆获官赏，不复简退，人莫知之”，可知徐浩惟以书画真赝为准，不慕荣利，窦氏所赞不谬。在具体鉴定案例上，窦氏兄弟也与徐浩意见相同，例如关于石鼓文的鉴定。唐初石鼓出于咸阳，历代学士对此皆有不同意见，宋人《复斋碑录》总结唐人论点云：“石鼓文，周宣王之猎碣也。唐自贞观以来，苏勖、李嗣真、张怀瓘、窦臮、窦蒙、徐浩，咸以为史籀笔迹。”此处顺序微误，徐浩应排在窦臮、窦蒙兄弟之前。徐浩沿用苏勖等人之说，其《古迹记》云“史籀《石鼓文》……并为旷绝”，窦臮、窦蒙承之，亦以为史籀所作，其《述书赋》云：“石虽贞而云亡，纸可寄而保传。(原注：史籀，周宣王时史官。著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吏部侍郎苏勖叙记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即其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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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石鼓
故宫博物院藏
内府法书鉴定方面，徐浩《论书》曾详记其装潢样式云：
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
与窦氏兄弟过从甚厚的卢元卿曾读过徐浩《论书》，在所作《法书录》中加以引用：
徐会稽云：“太宗大购图书，内库有钟繇、张芝、张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缝，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
因袭之迹非常明显。又如前所述，徐浩熟稔两京书法市场，所得真迹不少，且推荐书画商人穆聿为宫廷搜集书画；而窦氏昆仲师从于徐浩，故亦重书画市场和商贾，窦臮于《述书赋》中专辟一节，专论“论利通货易穆聿等八人”，所载专营书画的商人比徐浩更多，不仅有长安城内的，更兼有其他城市的商人。
徐浩宅在长安永宁里，窦氏兄弟宅在兴化坊，徐浩既云窦氏昆仲“久游翰苑，皆好图书，辨伪知真，无出其右”，可以推知窦氏当经常出入徐宅，得见徐氏旧藏法帖，从徐氏学习法书鉴赏，故得徐浩知赏。窦氏昆仲法书收藏是否丰富，今难确知，但是二人经眼法书之富，却罕有人及。今传《述书赋》及注列举自古法书极多，刘涛据以编为《唐朝代宗大历年间所存汉魏两晋南朝书迹表》，涉及书家一百五十三人，不可谓不多。窦氏昆仲兴化坊宅所藏法书亦曾为当时人所重。而卢元卿云：“贞元十一年正月，于都官郎中窦臮兴化宅见王廙书、钟会书各一卷，武都公李造押名。”权德舆《太宗飞白书记》称：“有都官郎中窦泉(臮)者，博古尚艺。贞元初，得其书(太宗飞白书)于人间，太清宫道士卢元卿又得之于窦氏。”卢元卿为太清宫道士，或有机会观览内府藏品，得以详记内府法书排署。卢元卿慕窦氏之名，拜访兴化坊窦宅，所见魏晋古法书及唐太宗飞白书当是窦氏旧藏，其中武都公李造押名者，表明徐浩友人李造亦与窦氏过从甚密，故窦氏有李造所藏之帖。窦氏所藏法书，流传后世，曾为宋代米芾所藏，《书史》云“晋谢奕、桓温、谢安三帖为一卷，上有‘窦蒙审定’印”。案，窦氏收藏印鉴在其所作《述书赋》中即有记载，所谓“窦蒙审定，议郎窦蒙书印”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著录窦氏昆仲收藏印云：“议郎窦蒙印：窦蒙审定，蒙弟范阳功曹窦臮印：窦臮。”可知米芾正是熟读窦氏《述书赋》和张氏《历代名画记》才能对于法书上的藏印作出正确判断。
四、徐璹、韩方明与空海
徐浩曾将自己的书学和鉴藏之学悉心传授给他的儿子，今可见于《书法论》一篇，其末谆谆教导“年未弱冠”的诸子“研精覃思”，勤于笔墨。徐浩长子徐璹亲炙其父，“幼勤学，善真行书，能别识书画”。至徐浩暮年，特别向德宗推荐自己的长子：“臣长男璹，臣自教授，幼勤学书，在于真、行，颇知笔法，使定古迹，亦胜常人”。
徐浩自言其青年时代学书经历云：“余年在龆龀，便工翰墨，力不可强，勤而愈拙。区区碑石之间，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耻，吾岂忘情耶？”《宝刻类编》载徐浩早年曾任瀛州乐寿县尉、衢州龙游县尉，《旧唐书》徐浩本传云曾任鲁山主簿，以后因张说之推荐任丽正殿校理。按丽正殿修书事业始于唐玄宗开元七年，至十三年丽正殿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丽正殿修书使改为集贤院学士。《金石录》著录徐浩所书碑刻，以开元九年《唐遂城令康府君碑》为最早，最晚此时他已在书坛展露头角，即其所云“区区碑石之间，矻矻几案之上”的时期。徐浩《论书》又记其书诀云：
初学之际，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笔之势，特须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长令大，大蹙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其大经矣。笔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侧。侧竖令平，平竣使侧。捷则须安，徐则须利：如此则其大较矣。
今自出土《徐浚墓志》所见徐璹笔迹，可谓与徐浩之书毕肖，当是徐浩悉心传授之果。而韩方明从学于徐璹，见于韩氏本人的《授笔要说》，其略云：“昔岁学书，专求笔法，贞元十五年(799)，授法于东海徐公璹，十七年，授法于清河崔公邈，由来远矣。”按，韩方明从徐璹学笔法，时间大约不足一年，贞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式所作《徐浩神道碑》云：“洎贞元十五年，嗣子现，罢宰王畿之新安，璲为东府法曹掾。珰、玫举进士未第，伯仲之存者四人。”可知当时徐浩长子徐璹已经去世。韩方明又于贞元十七年师从清河崔邈，据不知名《传授笔法人名》崔邈与徐浩、颜真卿、乌肜、韦玩等人皆从李阳冰受笔法，李阳冰又从张旭受笔法；而卢隽《临妙诀》总结的谱系是：“〔张〕旭之传法盖多其人，若韩太傅滉、徐吏部浩、颜鲁公真卿、魏仲犀，又传蒋陆及从侄野奴二人。予所知者又传清河崔邈，邈传禇长文、韩方明，徐吏部传之皇甫阅。”将韩方明归入张旭、崔邈谱系之下，而未归入徐浩、徐璹名下，这大概是根据韩方明最后师从之师来确定的谱系。但是从韩方明的著作《授笔要说》中看来，徐璹的影响明显大于崔邈。
朱长文《墨池编》所载《执笔五法》云：
第一，执笔。平腕双苞，虚掌实指，世俗多爱单苊，则力不足，书无神气。
第二，簇笔。急疾藁草如此，聚五指，笔头在其中心也。
第三，撮笔。大草同障要如此，五指头聚笔泥也。
第四，握笔。以四指押笔于掌心，悬腕实肘。诸葛亮倚柱书如此，后王僧虔学之，非也。
第五，搦笔。二指节中搦之，非书家之事。
徐曰：置笔于大指中节，当节则碍其转，拳指塞掌，则钩滞不通。须轻健拳指，强者弱之，弱者强之。须藏锋，须有劲健之状。太急便成浡滑，浡滑则俗矣。细依前法，然始称书，固古人作者矣。又曰：看纸看文，或真或草，须雄逸，须意态。预想难守，不得临时令无法也。
韩曰：踪不得粗于迹，点不得小于画。又曰：迟不常留，遣不常疾，带燥将润，方浓遂枯。又曰：未悟淹留，偏追迅疾，不能劲，反效迟。夫劲疾者，超逸之机；迟重者，会美之致。因速不速，可臻会美之方；将迟不迟；颇契通神之妙。先务能解，次及成就，既通笔法，咸在会同。岂可反古率今，即立为妄动，尤勤此诚。慕集名迹，深得知新，理在巧思，运用精妙，极蹲锋钩环抵。寻师徐、崔二公，探赜偏能，时逢片琰，攻勒岁月，牵茹拔茅，能愔以源，由意未展精熟，咸以传之。然以同昔志，故备书所报答诸友。写前辈之录。庶其未尽者，以俟于方明传上。幸惟君志之慎，勿轻泄尔。
此节中徐曰即徐璹，韩曰即韩方明，从中不难发现韩方明对于徐璹是亦步亦趋。关于书写迟速、强弱，以及执笔之法，韩方明皆传自徐璹，而且形成非其人不传的秘传笔法体系。韩方明的事迹难于查考，其书迹则见于欧阳棐《集古录目》著录，其略云：
《唐新开隐山六洞记》
唐都防御判官侍御史内供奉吴武陵撰，防御衙推韩方明八分书并篆额。李渤游于州之西山，其溪谷潭洞皆人所未尝至者，遂名之曰隐山，构亭榭于其上，以宝历元年八月立此记。
可见韩方明擅长八分书，与徐浩、徐璹有共同之处。
韩方明亦有海外别传的弟子。空海自述其入唐学书经历，一云：“空海傥遇解书先生，粗闻口诀，虽然，所志道别，不曾留心。”再云：“余于海西，颇闲骨法，虽未画墨，稍觉规矩。然犹愿定水之澄净，不顾飞云之奇体，弃置心表，不齿鉴写。”三云“在唐之日，一见此体(飞白书)，试书之。”空海所谓“粗闻口诀”、“所志道别，不曾留心”、“弃置心表，不齿鉴写”皆是谦辞，也是为了表明自己志在求法，无心学书，但这些记事恰好说明了他在唐都长安学书内容和经历。所闻之“口诀”即徐浩传给其长子徐璹，徐璹又传给韩方明的笔法。其笔法自徐浩始即是“口诀”的形式，其形态有如下特征，其一，总结为若干条目，大多字数整理，琅琅上口，其二，此类书法技巧主要是口头记诵流传。如《法书要录》所见徐浩书诀，《墨池编》所见“永字八法”，《书苑菁华》之《授笔要说》，等等。
韩方明与空海之间的笔法传授关系，最早见于有日本长久二年(1041)藤原定赖题跋的《弘法大师书流系图》，然并未见任何证据，神田喜一郎曾因此置疑。兹重新梳理从徐浩、徐璹及韩方明到空海的书学文献，尤其技法部分，我们不难看出其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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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大师书流系图》(局部)
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
徐浩《论书》中有一段论及笔法，这是唐代较早谈及书法技法的文章，其略云：
初学之际，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笔之势，特须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长令大，大蹙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其大经矣。笔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侧。侧竖令平，平竣使侧。捷则须安，徐则须利。如此则其大较矣。
徐浩所云藏锋，是唐代中期一个书法技法的重大变革，颜真卿、徐浩的新书风都使用了藏锋技法。徐璹云“夫执笔在于便稳，用笔在乎轻健，故轻则须沉，便则须涩，谓藏锋也”，即是发扬乃父的藏锋笔法之论。至于“亦不欲平，亦不欲侧，侧竖令平，平竣使侧”，则是用笔基本原则，与《张长史传永字八法》“侧不患平，勒不贵卧，弩遇直而败力，趯当存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以锋轻，啄仓徨而疾掩磔，趞以开撑”的本意相同，都是使基本笔画书写方法免于呆板的技法。韩方明《执笔五法》末段几乎都是对于徐浩书诀几组相对概念的解释，可以看出两者非常明显的承继关系，其略云：
韩曰：踪不得粗于迹，点不得小于画。又曰：迟不常留，遣不常疾，带燥将润，方浓遂枯。又曰：未悟淹留，偏追迅疾，不能劲，反效迟。夫劲疾者超逸之机，迟重者会美之致。因速不速，可臻会美之方，将迟不迟，颇契通神之妙。先务能解，次及成就，既通笔法，咸在会同。
韩方明所云踪迹、点画，契合徐浩《论书》中的疏密、大小之论；韩氏关于迟、速辨证关系的论述则不啻对徐浩“笔不欲捷，亦不欲徐”、“ 捷则须安，徐则须利”两则书诀的详细阐发。徐浩《论书》之末云：“汝曹年未弱冠，但当研精覃思，心目想，时复问本，验颐短长，可致佳境耳。”由此可知全篇乃是徐浩教导其子学习书法的文章。徐浩临终向德宗推荐自己的长子徐璹有鉴别之学，曾云“臣长男璹，臣自教授，幼勤学书，在于真行，颇知笔法，使定古迹，亦胜常人”，对于自己传授儿子徐璹的笔法和鉴定之学颇为自信，也说明徐璹正是徐浩认定的书学传人。
韩方明从于徐璹传授笔法，见于韩氏本人的《授笔要说》，其略云：“昔岁学书，专求笔法，贞元十五年(799)，授法于东海徐公璹，十七年，授法于清河崔公邈，由来远矣。”又《执笔五法》引韩方明云“寻师徐、崔二公，探赜偏能，时逢片琰。”按，徐即东海徐璹，崔即清河崔邈。韩方明从徐璹学笔法，时间大约不足一年，贞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徐璹已经去世，又于贞元十七年师从清河崔邈。从徐璹和崔邈向上追溯，皆出于张旭。韩氏明言崔邈受笔法于张旭，徐璹则传自其父徐浩，徐浩亦传自张旭。韩方明《授笔要说》中特别强调他传自张旭的笔法主要是“永字八法”和五种执笔法。《授笔要说》记执笔法云：
徐公曰：置笔于大指中节前，居转动之际，以指头齐中指，兼助为力，指自然实，掌自然虚。虽执之使齐，必须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笔当节，碍其转动，拳指塞掌，绝其力势。况执之愈急，愈滞不通，纵用之规矩，无以施为也。
又，韩方明《执笔五法》云“徐曰：置笔于大指中节，当节则碍其转，拳指塞掌，则钩滞不通”，显然是此段文字的缩略。徐公即徐浩之子徐璹，当是韩方明引用徐璹之说。空海所撰《执笔法使笔法》中有相似的一段文字，值得关注：
置笔于大指中节前，居转动之际，以两小指齐中指，兼助为力，所谓实指虚掌也。虽执之至牢，必须运之自在。今人好置笔当节，碍其转动，拳指塞掌，绝其力势，急之愈滞，缓之不使。
两相比较，大旨相同，文字稍有异同，相较之下，空海《执笔法使笔法》所载更为通顺。盖韩方明撰述《授笔要说》时已是晚年，故云“昔年学术”、“由来远矣”，而空海在长安留学为贞元二十一年末永贞元年(805)末，其时当韩氏盛年，距其从徐璹、崔邈学习笔法不过三、五年。韩氏当时传授给空海的文字，容或与晚年的撰述稍有不同，但主旨不差。故知徐璹、韩方明、空海之间确实存在笔法著传授关系。
空海所传执笔法的精髓在于将执笔总结为单苞、双苞两种类型，单苞即三指执笔法，双苞即五指执笔法，所列顺序是单苞在前，双苞在后。韩方明倡导双苞执笔法，其《授笔要说》云：
夫书之妙在于执管，既以双指苞管，亦当五指共执，其要实指虚掌，钩擫讦(疑当作诋)送，亦曰抵颂，以备石传手授之说也。世俗皆以单指苞之，则力不足而无神气，每作一点画，虽有解法，亦当使用不成。
空海《执笔法使笔法》则记载两种执笔图，包括三指法和五指法。孙过庭《书谱》云“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可知唐代初期伪托卫夫人的《笔阵图》中就有执笔图，而空海所传《执笔图》二幅就是延续了唐代《笔阵图》的传统，而加入了从张旭、徐氏父子传至韩方明的笔法。
又，空海为嵯峨天皇书写《刘希夷集》时，针对不同内容和书写目的，使用了不同的书体样式，其略云：
〔刘希夷〕六言诗三卷，元是一卷，缘书样大，卷则随大，今分三卷。文是秀逸之文，书则褚临王之遗体也，比属临池之次，写得奉上。
六言诗者，纸上无界任意，下于《庭芝集》者，拘以界狭，容豪无地。杂拟样诗，字势狂逸，狭路何堪，所以，从之地势，笔迹亦变。闻之师曰：鉴者不写，写者不鉴。鉴者兴来，则书遗其奇逸，写者终日，矻矻快之调句……本及样诗共五卷，副以奉进。
两篇进献表连在一起才能了解空海选择书体的要义，刘庭芝又名刘希夷，空海先后获得两种刘氏文集，其一是刘氏六言诗一卷，称之为《刘希夷集》，其一是称为《刘庭芝集》部分，共四卷。空海抄写刘氏六言诗一卷时因为所用纸张没有界格，故字径较大，书写自由，字势狂逸，疑是行草书，原本一卷的内容因此扩展为三卷，可以推算字径大约是原卷的三倍左右。抄写《刘庭芝集》四卷时有界格限制，所以不能采用狂逸的书体，改为调匀的书体，疑是小楷。此正是空海实践徐璹之书论，徐璹曾云“夫欲书先当想，看所书一纸之中是何词句，言语多少，及纸色目，相称以何等书，令与书体相合。或真、或行、或草，与纸相当。然意在笔前，笔居心后，皆须存用笔法，想有难书之字，预于心中布置，然后下笔，自然容与徘徊，意态雄逸。不得临时无法，任笔所成，则非能解也。”
制笔之法与执笔用笔之法关系密切，后世因为缠纸笔的制笔工艺失传，以致于连带执笔法和使笔法随之失传，内藤湖南曾有精辟论述：
根据书法家的记录，我国传承下来的唐代毛笔的制作法，有雀头、鸡距、柳叶等几种。南都正仓院里遗留下来的圣武帝御物中有雀头笔，这笔的仿制品多田亲爱翁收藏有一支，被我借来带到中国，给这里懂书法的人看。其中严又陵、罗叔韫等人，还曾试用这笔写字。严因为用不惯，说运笔艰难；罗则只说“粘”。我想，在中国，运笔的方法已经失传了。拨镫的解释，悬腕直笔的方法，滋生出纷纷不断的议论来，而古法终不可得。用流传在我国的空海的执笔使的方法来检验，用流传在我国的唐代艺术，比如雅乐、舞蹈中具有的一种节奏来衡量判断，则宋代到米元章为止。以后元、明、清没有一家得到正确的方法。现在的清国人不会用雀头笔不足为奇。
空海学习唐代书法，首重毛笔制作，他曾将当时流行的唐笔及其制作工艺带回日本，据此制成狸毛笔，并进奉给天皇。我们可以从空海《奉献狸毛笔表》中看到笔分为四种类型，即真书笔、行书笔、草书笔和写书笔，并云：
空海于海西所听见如此，其中大小短长，强柔齐尖者，随字势粗细，总取舍而已。简毛之法，缠纸之要，染墨藏用，并皆传授讫。空海自家试看，新作不减唐家，但恐星好各别，不允圣爱。自外八分、小书之样，书、临书之式，虽未见作得，具足口授耳。”
又《春宫献笔启》云：
狸毛笔 坊献
右伏奉今月十五日令旨，即教笔生槻本小泉且造得奉进。良工先利其刀，能书必用好笔。刻镂随用改刀，临池逐字变笔。字有篆隶八分之异，真行草藁之别，临写殊规，大小非一。对物随事，其体众多。率然不能惣造，伏愿鉴察要用者。且附村国益满，谨随状谨进。
说明空海已经从大唐学得毛笔的制作技术(即简毛之法、缠纸之要)和使用保存之法(即染墨藏用)，除了上述四种笔之外，还有八分笔、小书笔、踏书笔、临书笔四种，尚未仿制。空海《奉献狸毛笔表》记载以上多种毛笔类型，尤其是将不同笔形用于不同书体对应起来，表明唐代书家和笔工都已对笔形与书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认知。空海提出“临池逐字变笔”的用笔原则，举凡篆隶、八分、真行、草藁，书写方法不同，皆须使用对应的毛笔。此外，写书笔(即用于抄写典籍所用之笔)、小书笔(即用于抄写细字写本之笔)在诸体书法笔之外，更说明了写书与一般临创之笔不同。这种分类表明笔的形态、锋颖的强弱、缠裹层次的多寡，这些因素都与法书形态密切相关。空海所献之笔并未传世，亦无图像，不过我们可以就正仓院所藏缠纸笔以及书写的经验做大致的推断，较长的锋颖利于书写草书，写书笔需要涵墨量大，各有不同。另外，在空海《执笔法使笔法》中绘有三种笔锋形态，并附有简要的说明：
峰锐毫直，势均心远，众毛并凑，头劲腹柔，按之有余，举之不乏。
心短峰高，毛丰缠厚，肤粗势促，头劲硬，腹坚，不涵水墨，不从使转，按之便碍，举之不足。
腹高头怯，势散形聚，聚便枉性，散则误真，水墨沾浸，强干虚杀，东按西举，不相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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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执笔法使笔法》
《高野大师真迹书诀》
日本刻本
三种笔形互相比较，第一款毛笔出锋较长，锋颖较直，聚锋较好，其特征是“头劲腹柔”，“头劲”说明使用了弹性较好的紫毫(兔毛)，“腹柔”说明内部内无笔柱，并未缠纸，涵墨量大。第二款毛丰缠厚，明显属于缠纸笔，因其缠纸而笔腹坚实，涵墨量小，不方便使转和举按。第三款从外观上看来与正仓院笔第2号十分相似，应同属缠纸笔，然而出锋较短，聚锋、涵墨等方面的性能都很差。反观空海的书法，可以看出他的更擅长行草书，且字径较之日常抄写书籍所用字更大，书写字径较大的作品正好需要头劲腹柔的长锋散卓笔，故相对于后两款缠纸笔，空海更喜爱使用长锋散卓笔。而且空海继孙过庭《书谱》提出“使转”概念之后，又提出“举按”的概念，这在书法技法史上非常重要。“举按”大约即今天所说的提按。在使用缠纸笔的中古时代，书写楷书、行书时主要依靠毛笔与纸接触的不同角度来改变笔道的粗细，较少使用提按；只有在使用散卓笔时才会产生举按的技法。空海入唐之时正好是缠纸笔、散卓笔互相交替的时代，三指法、五指法等多种执笔法也在探索之中，各种书法新样式和新技法随之产生，于是空海将这一情形作了记录，传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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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仓院藏笔
五、司空舆、司空图
唐代末年的司空舆和司空图父子是徐浩的异代知音，其家曾收藏徐浩书迹屏风，司空图作《书屏记》以纪其事，略云：
历代入《书品》者八十一人，贤杰多在其间，不可诬也。国初欧虞之后，继有名公。元和(806-820)、长庆(821-824)间，先大夫初以诗师友兵部卢公载从事于商于，因题纪唱和，乃以书受知于裴公休，辟倅钟陵。及征拜侍御史，退居中条，时李忻州戎亦以草隶著称。为计吏在满，因辍所宝徐公浩真迹一屏以为贶。凡四十二幅，八体皆备。所题多《文选》五言诗，其“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十数字或草或隶，尤为精绝。或缀小简于其下，记云：“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可以视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玩，殆废寝食。常属诫云：“正长诗英，吏部笔力，逸气相资，奇功无迹。儒家之宝，莫逾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窥，必当夺璧于中流，飞铓于烈火也。殆非子孙之所可存耳。”
此记可考见司空舆早年以善书受知于裴休，曾为其僚属。裴氏“能文章，楷遒劲有体法”，其书迹名品即《圭峰禅师碑》，有一时书名。司空舆手迹今不可见，然为裴氏推重，当有其长。此记详记徐浩真迹书屏四十二幅，八体皆备，所书多为《文选》五言诗，其中至少有晋王赞(?-311)(字正长)之五言《杂诗》，“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即“正长诗英”也。书有八体，起自秦代，而六朝始有衍为六十四体乃至百体者，梁庾元威云“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仿，家藏纸贵”，其本人亦曾“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采墨，当时众所惊异”。徐浩之父徐峤之“尝进书六体，手诏答曰：‘卿进书甚可观览，回鸾顾鹊，坠露凝云，虽古人临池悬帐之妙，何以过此？’仍赐物四十段以旌之”，徐浩自幼“受书法于父，少而清劲，随肩薛褚，晚益老重”，所书《文选》五言诗十余字中楷隶兼备，不仅传乃父六体之妙，更有一篇之中变换字体的精绝。颇疑此屏原为一长卷，而经原藏者李戎改装为屏风。李戎“以草隶著称”，又宝爱徐浩手迹，将此书屏赠司空舆，舆“清旦披玩，殆废寝食”，视为奇宝。逮传诸司空图，曾置于长安之别业。黄巢乱起，书屏毁于兵燹，然司空图仍然怅念不置，后“旅寓华下，于进士姚顗(866-940)所居，获览《书品》及徐公评论，因感愤追述，贻信后学”，仅传一篇《书屏记》供人凭吊。姚顗即司空图之婿，他们不仅收藏徐浩书迹，还诵读徐浩所著李嗣真《书品》评论，是不仅爱其书法，亦重其书学，“且冀精于赏览者，必将继有诠次”焉。惜徐浩所著评论早已散佚不传，且未见他书记载，不能考知其详。司空氏一家三代，皆追慕徐浩，且传其书学，故为千载佳话。宋人对司空图书学评价颇高，因《书屏记》“知图之于书非浅浅者。及观其《赠?光草书歌》，于行书尤妙知笔意。史复称其志节凛凛，与秋霜争严，考其书，抑又足见其高致云”。此外，书屏中有人附一小简，书评语曰“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可以视碧落矣”，此简或是原卷跋尾，改装为书屏后则嵌入其中，偶然由司空图记入文中。宋人修《新唐书·徐浩传》，采司空图《书屏记》中“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八字以评其书法，其后《宣和书谱》、《续书断》、《书史会要》皆引此语，司空图引用的跋语，成为史书中的定评，这种不同类型文献和知识脉络间的联系、转化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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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书屏志》
清刻《墨池编》本
司空图长安别业可据《段章传》考知，其略云：“广明庚子岁(元年/880)冬十二月，寇(黄巢)犯京，图寓居崇义里，九日自里豪杨琼所转匿常平仓下。”崇义里宅第就是《书屏记》所记的“王城别业”，殆无疑问。黄巢入长安城，朝贵二三百人藏身于迎降黄巢的卢龙镇将张直方宅(永宁坊)，司空图则藏身于所居崇义坊里豪杨琼宅中。然承平之时，如同秀才裴休不愿结交镇将张直方一样，文士司空图也不屑结交里豪杨琼；而战乱一起，他们便希求张直方、杨琼这样的豪杰人物庇护，或段章之类参与黄巢军的昔日仆从网开一面，逃出长安危城。同一坊里，本是天壤之隔的不同群体，会在紧急时刻发生联系，这是长安人物生活状态的另外一面。
六、余论
法书鉴赏之学不仅得自文献，更需要目验法书的实践经验。然而历经千年劫火，唐代宫廷、文人所宝爱的法书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我们所能做到只有梳理文献。对读《法书要录》、《墨池编》两书中的相同篇章，可以发现《法书要录》所收篇章似乎经过编者的剪裁，没有说明文献的来源，甚至改换了文章的题目，以至于我们很难辨识其原作的性质和功能。如“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徐浩论书”诸篇皆有大幅删节，尤其后者删去末尾一段，使我们不能明白此文其实是徐浩为子弟所写的笔法心要。又如“唐朝叙书录”，实为《唐会要》卷三五《法书》的摘抄，“韦述叙书录”则出自韦述《集贤注记》。再如“徐浩古迹记”末尾“建中四年三月日”的署期也颇有疑问，《旧唐书》本传及神道碑均载明徐浩卒于德宗建中三年，不可能于次年仍上表推荐窦臮等人。以上问题，有些可能是张彦远编纂时的改动，有些可能是流传中的错讹。《墨池编》虽然偶有脱误，但表明文献性质的关键之处得以保留，殊为可贵。《法书要录》向无善本，当于唐人文献中寻求线索加以疏证，亦需以宋本《书苑菁华》、《墨池编》参校，以求得关于唐代法书鉴藏的真确知识。
唐代法书鉴赏之学追随内府法书的聚散，由宫廷走向朝士、文人，至宋代而趋向兴盛。北朝末年至唐初，书学的传承多集中于来自江南的士族家族内部。中宗时代，围绕皇帝、贵戚的朝士开始有机会欣赏宫廷数年来珍藏的法书真迹，而不仅仅是分得皇帝赏赐的摹本。因为政争与战乱，宫廷法书散入民间，尤其在长安市肆、坊里之间，而收藏者也逐渐变为“好事者”群体，他们或为新兴士族，或为科举之家，或为贫寒文士，或为市肆书贾。中晚唐时期的“好事者”赏玩法书的目的、兴趣、方法皆有变化，与唐初的帝王和传统士族有别。例如同为法书屏风，宗楚客置诸厅堂宴会之所，以展示权力和身分，司空图则至于中条山书堂，作为私人空间的珍玩。贵族与文人的书画鉴识、收藏、购求、阅玩多有不同，今后笔者还要继续研究。
*本文修订承蒙刘涛、王家葵、毕罗、徐文跃等师友指正，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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