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翁氏藏书”回归背后的故事
2023/4/14 古籍

    

     如果要评论2000年中国国内的重大文化新闻,那“翁氏藏书”从美国回归祖国的消息应是其中的一条。报纸上不是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化界、文物界和学术界的一件盛举,也是体现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保护和发展文化事业一贯政策的善举等等吗?那年的4月,翁氏藏书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

     写翁氏藏书的文章有好几篇,最详细的是王世伟的两篇,分别刊在当年的《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4月29日)、《收藏》(2000年11期)。他是当事人之一,写得比其他人真实。前文中有1月中旬,上海图书馆通过在美国的朋友了解翁氏藏书拍卖或转让的有关信息的话,那或许是说我吧。现在时间已经过去8年了,人们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些淡忘了,可是对我来说,却有一些和翁氏藏书有关的忘不掉的事。

    

     说“翁氏藏书”,必然要讲到翁万戈先生。1986年4月,由杨振宁教授之介,我才和翁先生相识。大约是4月某日的一个下午,我如约去纽约华美协进社拜见翁先生,并去他寓所观看翁方纲手稿本《复初斋诗集》,那是40年代天津发大水,翁带到美国的。翁先生送了一本《中国古籍善本》给我。当晚,我在回石溪的火车上翻阅《中国古籍善本》,那是翁先生在“华美”(一些写翁藏的文章,都误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办的一次中国古代图书展览的图录,书中的图版使我第一次知道在美国(除国会馆等大馆外)居然还有不少重要的善本,其中《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集韵》《长短经》《会昌一品制集》《重雕足本鉴诫录》《汉书》《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邵子观物内篇》《丁卯集》《施顾注苏东坡诗》就是翁先生所藏。

     再和翁先生见面,那已是1992年的5月了。那时我被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作访问学者,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撰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翁先生知道我在哈佛,而且他女儿也在波士顿,所以每次来波城,定会到哈佛燕京找我聊天,几次下来,我们就很熟了,进而成为忘年之交。

    

    

     翁氏藏书中有不少难得之本,有鉴于此,文物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了《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选择了藏书中最珍贵的8种宋本,即《集韵》《邵子观物内篇》《渔樵问对》《长短经》《会昌一品制集》《重雕足本鉴诫录》《丁卯集》《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而1994年初,冀淑英先生即为这8种宋本写了影印说明,全面阐发了这批书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1999年夏天,翁先生又一次来到我的三楼办公室。记得翁先生大谈陈老莲,还谈了翁文恭公日记的整理。不知怎的我想到了翁先生所藏的古籍善本来了。我问翁先生,您收藏的那些书将来怎么处理?翁说想卖掉。我说怎么卖?翁说“哈佛”不知能买下否?他希望哈佛毕业的那些个什么银行家、企业家等人,把这批书买下来然后捐给“哈佛燕京”。或是大陆的某个图书馆买下,或在大陆拍卖,但是绝不卖给日本人。询之以价,翁说要500万美金才可让出。送走翁先生,我马上去郑炯文馆长的办公室,将刚才和翁的谈话情况作了报告,并说是否有买下翁藏的可能。郑说:很难办到,现在筹钱不容易,况且又是那么一大笔钱。(那时,我并不知道中国嘉德已在着手和翁先生沟通,当然,那是商业机密。)

     11月初,我赴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会后,即飞沪休假。在上海期间,我去上海图书馆和王鹤鸣先生见面。王先生是上图党委书记,一把手,对于文献的收集整理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那次,我向他通报了几件事,其中一件即是翁万戈先生藏书想出手的信息,我希望上图能够设法买得。当时,王先生没有表态,只客气地说要商量研究。之后,也就没有声音了。

     不意,200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王先生自上海打来的越洋电话,他说:上次你讲的翁氏藏书,现在有些眉目了,上海市政府已同意购买。王并嘱我将翁氏所藏情况再写一下。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兴奋。巧的是2月18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合作,在公共馆属下的法拉盛分馆举行中国古籍善本精品展览,并于次日有一个学术研讨会。19日这天是星期六,翁先生也来与会。中午是自助午餐,翁和我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我问起了藏书的事。翁先生告诉我说,他后天即和老伴从纽约飞北京,藏书全都托运带走,到京后之事宜全由嘉德安排。此时,我便将上海图书馆想获得此批藏书的愿望和盘托出,并将上图历来重视善本文献的情况也作了说明。翁先生说到了北京再看。

     我的发言安排在当天下午二时,讲的内容是“《孔子圣迹图》的版本及流传”。发言后没多久,我即开溜去法拉盛的唐人街,搭四时返回波士顿的大巴。九时到家后,也顾不得休息,马上写信并于次日传真发给上海图书馆王先生。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即将在会场上获知翁氏夫妇何时离美飞京的“情报”以及我所了解的信息,赶快告诉上海方面,以便他们早作准备。下面就是当时我发给上海的“情报”(传真底稿):

     上海图书馆王鹤鸣先生: 急件

     所嘱之事,现报告如下:翁万戈先生已定于2/21携书飞往北京,日前已和嘉德拍卖行签订合同,委托他们拍卖。翁的原则是整批出售,或为买家购得捐赠藏书机构(或由藏书单位购买)。

     其藏书全部为八十种,其中宋本十一种(有八种已影印入《常熟翁氏所藏善本丛书》,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另一部即为久负盛名的《施顾注苏东坡诗》,还有一部是《汉书》,存57册(有几本配清抄本)。元刻本4部、明刻本11部。余为清刻本、稿本、抄本。

     翁的意思是不售日本,希望留在国内,或北京、或上海。

     此事虽尚未公开,但风闻国内单位已有强烈反映。或许二三月间可以见到目录及图版。我曾询以底价,翁说嘉德方面不希望先透露,所以我也不好继续追问。

     翁已82岁,希望在有生之年处理好此事。此事建议上图可以向嘉德方面细加打听。

     顺颂

     时祺沈津上

     2000年2月20日

     (远良馆长、世伟兄、建中兄皆代为问好,不另)

    

     传真发出后,我也就算完成了一项任务。

     3月下旬,我和翁先生通电话,翁告诉我藏书已由上图买下,还说了他在北京的事情,说的是北京方面也很想得到这批藏书,他们组织了不少专家学者去鉴定,发表意见,还要层层报批。最妙的是,嘉德方面的人送他去机场,就在要搭机飞沪之前,嘉德人的手机响了。一会儿,嘉德人说,刚才国家图书馆来电,说是今晚馆长任继愈先生要请翁氏夫妇吃饭。但为时已晚,大势已去。因为上海方面在翁抵京后不久,上图的几位馆领导在王鹤鸣先生的率领下(只留二人看家)也抵达北京,在嘉德的沟通下,已与翁有所接触并表达诚意。

     我知道,北京有关部门方方面面考虑得细致周全,主要耽搁在时间上。而上海方面就“精明”得多,时时与市政府领导的汇报沟通是必须要做的功夫,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一旦认准,就分工合作,全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然,翁氏夫妇到沪后,上图施展的一系列公关包括展现诚意、参观、实展、资金到位等,都一一奏效,使翁氏认为藏书回归非上图莫属。

    

    翁万戈先生在家中莱溪居阅读《翁同龢纪念馆通讯》(2020年2月)

     3月底的某日夜晚,我居然又接到了王先生的越洋电话。王先生开头的几句话就是谢谢我,说翁氏藏书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由上图收藏。通话结束前,王先生又说了再次感谢的话。我知道王先生专门打电话谢我,并不是应酬我,他是真心的,他没有忘记一个海外游子在翁氏藏书回归祖国之前所做的点滴工作。所以,我在激动之余,马上又写了一封信,用传真发到了上海,传真的底稿是这样写的:

     鹤鸣先生:

     您好。谢谢您在电话中告诉我的好消息。所以,我还要向您道声恭喜。

     这件事的成功,实在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六十年代初,香港陈澄中先生的宋元珍藏就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由国务院特拨购书经费,并由北图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秘密赴港洽谈,而最后回归北图收藏。而三十年后,远在大洋彼岸的翁万戈先生秘藏数十年的珍本又通过上海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以及您和马王缪吴诸位馆长(还有燮君兄)的努力,终于达成由上图典庋,这无疑是在原有汗牛充栋的基础上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尤其是那十余种宋元瑰宝更是享誉书林。

    

    由翁以钧先生代为捐赠翁同龢亲书“福寿”卷轴(2019年11月)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贵馆也正是应了邓小平所说的“抓住机遇”而做成了一件大事,你们的“大手笔”也充分显示了魄力。上图有诸位当家,必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衷心地祝福你们。

     早在1987年,我曾在香港《明报月刊》上撰文,说翁氏所藏在美洲、欧洲地区,无论是大型博物馆,或是任何一个国家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以及东亚图书馆所藏宋元本都无法望翁藏之项背。1993年,我又在《中国文化》(刘梦溪主编,北京三联)上发表论文,论述美国所藏中国古籍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观点。

     翁先生现已返回新州寓所,他为上海方面如此诚恳之心意而感动,也对贵馆诸位之接待表示谢意。同时,他也对这批古籍善本能有如此顺利的转移,并有如此完美的归宿大感欣慰。我告诉他,上图此次是“志在必得”。他深表同意。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再为上图略尽绵薄。

     专此顺颂

     馆祺沈津

     2000/3/30

     我以为翁氏藏书入归上图,这主要是上图领导锲而不舍的结果(王鹤鸣先生功不可没),关键之时又得到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不然那450万美金从何筹得?当然还有加上嘉德的配合。

     翁氏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的同时,隶属于上图的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为配合藏书回归,特意出版了《常熟翁氏藏书图录》。知道《图录》出版的事,是5月上海联合时报的记者潘真到哈佛来看我时告知的,我是急性子,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上图的王世伟,请他将《图录》航空寄给我一册。接下来,又打了个电话给翁先生,问他见过《图录》否?谁知翁先生竟说,他有10册,而且知道我没有此书,就说你要几本?我也不客气地说,能否给我两本?翁先生说,明天就寄给你。翁先生住在新罕布什尔州,就在麻州波士顿的隔壁,所以他寄的书没几天就收到了。可惜的是,《图录》虽然印制精美,其中错误却不少。

    

     本文转载自《老蠹鱼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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