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 | 老蠹鱼随笔（三则）
2023/4/14 古籍
本文原载于《天一阁文丛)(第8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此处所载据word文档编辑而成，标题及若干文字略有改动，引用当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老蠹鱼随笔(三则)
沈津
重华宫藏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卷九十卷卷端。(天一阁藏本)
前些时翻阅清雍正六年(1728)内府铜活字印本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的大书，仅目录就有四十卷之多。此书的编纂、价值、版本、流传，以及研究论著等等，裴芹先生有《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叙述得很清楚。
这部书二十二年前我曾在“哈佛燕京”翻过，那时是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第一次在该馆的善本书库中见到时，真有一番感慨，因为不仅那五千零二十册，装在五百零二函中，整整齐齐地占了几个书架，给我“书墙”的感觉，而且想到的是1940年以前，“燕京”是通过什幺关系才收藏到这部难得的书。
我关心《集成》，主要是它的印数和如今究竟还存多少。
按，清《内务府奏请查武英殿修书处余书请将监造司库等官员议处折》(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云：“又有不全《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内每典缺欠不一，共少六百八十二本。查此一书，于雍正六年刷印六十四部之后，并未重印。今已将各处陈设，并颁赏现存《古今图书集成》数目，按册遂一详查，与原印六十四部之数相符，是此一部，或系当时初印样本，历年久远，遂至散佚不全。”“又有成书十种……查明档册既所不载，而通行各书，现在亦俱不缺少，实为余书无疑。但其何以有此余书，现在官员柏唐阿等俱称实不知来由。臣等再三详察，此项余书，盖系从前初办通行书籍之时，该处官役人等就版私行刷印，或欲自用，或应亲友所求，甚或希图市卖以渔利，其情弊所必有，迨后查核渐严，不敢持出，日复一日，年久人更，遂至遗留在库，恐不出此弊。”则此活字印本当时或不止印六十四部及样书一部，当时的私印必不敢多，盖部头大，不易为也。
实际上，康熙五十九年玄烨已发谕旨，定下《集成》印刷六十部。雍正元年蒋廷锡、陈邦彦等奉旨担任正副总裁后，有折子奏上雍正帝：“今查得六十部之外，馆中分刷六部，亦应归入官书之内。其修书人员，陈梦雷所取八十人，今除陈圣恩、陈圣眷已经发遣，周昌言现在缉拿，汪汉倬、金门诏已经黜革，其陈梦雷之弟陈梦鹏、侄陈圣瑞、陈圣策，应驱逐回籍。林镡、方侨、郑宽、许本植四人，皆福建人，系陈梦雷之亲，林在衡、林在莪二人，系已革中书林佶之子，亦应驱逐，李莱已先告假，王之栻从未到馆，亦应除去外，存六十四人。臣等就所分校之书，察其勘对勤惰，学问优劣，若果校对用心行走勤谨，书完之日，臣等列名具奏请旨。倘有怠忽懒惰者，实时驱逐，或有生事作非者，臣等指名题参黜革。庶勤谨者，益加勉励；怠忽者，亦知儆惧矣。”可见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迅即调整陈梦雷的八十人编辑班子，发遣、缉拿、驱逐回籍，不一而足。其它人等，则区别对待，落实政策。
蒋廷锡有折子(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说到他到古今图书集成馆工作的事，云：“随于初八日到馆，同在馆人员先将通部卷数查明，查得《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已刷过九千六百二十一卷，未刷者三百七十九卷。臣廷锡、臣邦彦将已刷过之书，每人先各分校十卷，一卷之中，必有十余页错误应改印者。是虽名为将完之书，其未完工之工，实有十分之四也。臣等一面将未刷之书，令在馆人员详细校对刷印，一面将已刷之书，令在馆人员分卷重校，臣廷锡、臣邦彦再加总阅，务期改正无误，仰副皇上命臣等至意。”由此可见，雍正帝即位时，集成巳刷印了百分之九以上，从蒋氏接任后，主要精力是后续校对、修正与装订。古今图书集成馆于雍正元年正月开馆，至三年十二月告竣，印出的是五千二十本，计五百二十套。当时存留的六十名工作人员，每人二日限定校书一卷，及校看刷印排版收发书籍从无迟误。除进呈本外，尚有六十三部。
《集成》于雍正六年印出后，一直没有颁发。直到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初二日，弘历才有最高指示，《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载是日内阁奉上谕：“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着各赏《古今图书集成》，其收藏传付子孙守而弗失。再，已故大学士刘统勋一体赏给，不意其猝尔身故，未及身预，因念及伊子克世其业，亦着加恩赏给一部。钦此。”
没隔多少时日，五月十四日内阁又奉上谕：“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观，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进书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着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奬。以上应赏之书，其外省各家，着该督抚盐政派员赴武英殿领回分给，其在京各员，即令其亲赴武英殿祗领。仍将此通谕知之。钦此。”这件差事是交给于敏中办的。
是日，于敏中谨奏，“蒙发下《古今图书集成》十一部，交臣拟备各省行宫陈设外，其余拟赏各省交送遗书最多之家。今臣恭拟各省行宫七处，陈设各一部，余四部拟赏进书五百种以上之鲍士恭等四家各一部，俾得宝贵尊藏。又查交书一百种以上者，均经奉旨于所进书内，查其最佳者呈览，奉有御题。通计进书一百种以上者，在京及外省共有周厚堉等九家，谨拟赏以《佩文韵府》初印本各一部，用示嘉奖。并拟写明发谕旨进呈。所有拟备陈设及拟赏之处，另行分缮清单，恭呈御览。是否，伏候训示。谨奏。奉旨：所办甚好。钦此。”
于敏中拟的各省行宫陈设《集成》清单共七部，为天津柳墅行宫一部、山东泉林行宫一部、江宁栖霞行宫一部、扬州天宁寺行宫一部、镇江金山行宫一部、苏州灵岩行宫一部、杭州西湖行宫一部。以上都已通知经管之各督抚、盐政派员至武英殿领取。于此，可知《集成》不仅是由武英殿雇工铸铜字并刷印，即使是印出之本亦均存置于武英殿内。
《集成》所印之书有两种纸张，一为开化纸，一为太史连纸。查《故宫殿本书目现存目》，著录内府文渊阁藏太史连纸一部，乾清宫藏开化纸一部(内缺一册)，皇极殿藏开化纸、太史连纸各一部。此外如翰林院宝善亭及圆明园内之文源阁、热河行宫之文津阁、辽宁故宫内之文溯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一部。其馀官员和民间所获赐颁者有张廷玉(二部)、刘统勳之子、舒赫德、于敏中、鄂尔泰、田文镜、杨文干、马尔赛、讷亲王、诚亲王、李卫、岳锺琪、朱纲以及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等。
当时《集成》除去样本，共印六十四部，那记载中的置放各省行宫及各阁、各殿及颁送官员和民间所获赐颁者，总共二十八部，尚余三十三部。
目今文宗、文汇、文源及各行宫所藏早已毁于战火，私人藏者，二百年来也迭经丧乱，历遭兵燹，存世无几。除哈佛外，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也有全帙，触手如新，钤有“宁邸珍藏图书”朱文长方印，当为原藏王府者。陈纪莹先生写道“现在葛思德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世界上现存原版本三套或四套之一。因为五零二零册书籍，是由几套不完整的同类书凑起来的。义理寿可能花了极少数金钱，便买到这套完整的巨著?附带着不少多余的册数，以备遗失后的补充。”(见《胡适童世纲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页56)葛馆藏本我虽曾翻过，但如此之说，还是第一次知道。
韩国奎章阁藏有全帙，5,022册，每册皆经重装。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即朝鲜正祖元年时，从中国北京收购的，书中有李德懋记，云：“改装演贮于皆有窝，庚子春命检书臣李德懋、柳德恭、朴齐家、徐理修缮，抄部目各系于册，将使工书者题之，凡四十日纥。抄后，又命尚衣主簿臣曹允亭题册名、写字官题部目。”书中又有“朝鲜国”、“弘斋”、“万机之暇”、“极”等正祖皇帝的钤印。(见日本《书物同好会会报》第五号“奎章阁本《古今图书集成》杂记”，作者上床一男)
英国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及德国柏林图书馆各藏一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有《集成》一册，为第二百四十九卷，属皇极殿。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亦为残帙，佚学行典卷241至260、文学典卷65至66、77至80。
2000年之前，在古籍善本的拍卖会上，《集成》的铜活字本每册约500至800元。曾几何时，2005年11月29日，天津立达拍卖了《集成》零本一册，竟以二万三千元成交。2006年6月2日，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古籍文献暨书画春拍会上，《集成》一册，成交价为一万二千一百元。2008年5月29日，在南京盘龙拍卖公司，有十册开化纸印本的《集成》，底价35万元，因高于行市，致使流拍。是年的5月31日，北京保利拍卖的《集成》三卷一册，为宫内旧藏，有多方御玺，以6000元起拍，10万元落槌。
《品花宝鉴》是道光年间的小说，作者约生于乾隆五十六年，卒于道光二十八年后，书中第四十五回“佳公子踏月访情人 美玉郎扶乩认义父”中说：“还有一部《图书集成》，这部书是个难消的，心上要想求子云置这部书，情愿减价，只要三千银子。”同回还写道：“子云道……《古今图书集成》我虽有一部，这个也只好我们留下罢。这个书也不过如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第四十六回“众英才分题联集锦 ?老名士制序笔生花”中又写道：“将《图书集成》装了五大车，送进怡园，子云只得收了含万楼上，倒就摆满了五间大楼。”可知当时《集成》作为商品可以买卖，或是从王府、宫中、大吏处所得，然而既减价为三千两银子，那原价又是多少呢？
“燕京”本为太史连纸，原藏宫中，惟不知何时流入民间，并于1940年前再转入“哈佛燕京”的。此本钤有“重华宫宝”、“五褔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三玺，可证为弘历亲阅藏书。重华宫，位于紫禁城月华门西百子门之北(内廷西路西六宫以北)，原为明代乾西五所之二所。弘历为皇子时居第。弘历登基后，大学士张廷玉、鄂尔泰拟此宫名为“重华”，意在颂扬弘历有舜之德，继位名正言顺。重华宫沿用乾西二所之三进院落格局，前院正殿为崇敬殿，中院正殿即重华宫，有左右配殿，东配殿为葆中殿，殿内额曰古香斋，曾收贮《集成》；西配殿曰浴德殿，殿内额曰抑斋，为弘历书室。每岁新正，帝侍宴太后、赐内廷词臣茶宴也于此，联句倡如，以为常例。又宴于阗回长漠咱帊尔、宴平定台湾成功将佐均在此。后瑨妃太妃亦住此。(见《清会典事例》卷八六二工部宫殿等)。
蒋复璁先生曾回忆在北京时，看见文渊阁的陈设，即是“在阁下正中宝座两旁前面各有一个书架，陈列《图书集成》一部，如目录及字典等放在阅览室内，便利检阅。”那“燕京”的这部重华宫藏本则不知放在古香斋的什么位置了。
还想说明的是，重华宫本除了乾隆三玺外，在目录中有数函钤有“礼部官书”而无三玺，这或许也配了数十册礼部本。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钤有三玺的页面上，都有一张略大于三玺的太史连纸，这是防止三玺钤在页面防止印油渗出的保护措施，也是很正常的，过去我在上海图书馆时，在善本书上盖过不少印，每打完一册即拿一张小块宣纸放在钤印上，在“燕京”也是如此。但此部那略大于三玺的太史连纸，却是装订在书内，这证明钤印是打在未经装订的页面上，而不是在已经装订完竣的书上钤印，这是和其它的所有古籍上面的钤印先后有区别。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着录了《集成》，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有全帙。上海图书馆(缺十二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均为不全之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最多，共有三部，旧藏于文渊阁、皇极殿与乾清宫。前二部都是5020册，可惜第三部缺了一册(目録中缺卷三、卷四)，所以为5019册(也算全)。文渊本为太史连纸、皇极与乾清本为开化纸。按，杨玉良先生有“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说全帙为北图、上图、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三部)、杭州图书馆、天一阁、嘉业堂、伦敦、巴黎，柏林，计十二部。
如不计残缺之本，《集成》大约全帙存世有十三部。
清内府刻开花纸印本《御制诗》第三集
清康熙内府刻本《御制诗》第三集首卷卷端。(天一阁藏本)
《御制诗》第三集八卷，是清圣祖玄烨所撰，清康熙内府刻本，三册。此集卷一至六古今体诗，卷七至八赋。按，玄烨有诗集十卷二集十卷，康熙四十二年宋荦刻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图书馆等十六馆入藏。书中有高士奇及宋荦于康熙四十二年进书表并跋，称是年二月圣祖巡幸江南，宋荦奏请御制诗集锓板吴门，蒙允准。高士奇奉命校雠刊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条中云：“别有御制诗集二十八卷，乃高士奇等所校刊。恭检篇目，皆已编入文集，次第亦无所改易，故今未敢复缮，惟附着分合之缘起，俾来兹有考焉。”
玄烨是圣主，在位六十一年，文才武功也是清代的其他几位皇帝所不能比拟的。臣工们对主子的颂词是“天命聪睿，万机之余，又书诗文，句句甚奇，笔下银钩铁画，洵恒古所未有。”套用一句北京俗语，那可是“盖了帽了”。当然，对于刊刻《御制诗》第三集，玄烨也没当成小事，因为那确实是他“留芳百世”的著作。
是集为李煦奉命所刻。时李为苏州织造，并八次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查《李煦奏折》，自康熙五十四年三月至五十五年十一月，李煦为刻《御制诗第三集》，共上折八次，细读各折，对了解其集的刊刻过程颇有所助。其第一折是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的“请颁给御制诗集选工刊刻折”，那是李煦接获刊刻《御制诗集》后的上折，请求颁给《御制诗》初二集事，并有“蒙圣恩，许臣煦刊刻，臣煦不胜光荣。”“而剞劂告成之日，颁行中外，则天下万世皆得有所观法，以广圣道之传，以永文明之运，是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煦无任引领仰望之至”之语。
《御制诗》第三集的刊刻工作进行得很快，不到三个月，先刻就了二卷，六月初六日，李煦上折进上刊刻的第三集样本二卷，“今先刻就，但未知是否合式，特恭呈样本，伏乞万岁睿裁批示遵行。”大约是李煦自作主张，将第三集别立面目，故样本的高宽、字体均异于初集二集。这使玄烨看后大不满意，其有朱批云：“朕细察对，与当年所刻《御制诗集》长短不同，字之大小参差不一，甚属疏忽，使不得。着速收拾，前后相同，奏来再看。”
李煦有违圣意，跪读御批的“战栗恐惧，愧汗如雨”的情景可以想见。八月二十日，李煦又有“选工另为开雕御制诗集折”，有云：“臣煦虽蒙圣恩宽厚，不即加处分，而犬马抱渐，实无地可以自容也。臣即日选工另为开雕，遵照当年所刻御制诗集，务期长短相同，字式合一，俟刻成二卷，再当恭呈样本。”朱批：“将先后并在一处方是。”
这“先后并在一处”，当是以后将初集二集三集置放一起之意。为了落实圣上的旨意，李煦絶对不敢再有疏失，三个月后，他将新校刻的二卷进呈，并应照南书房、翰林院校对签子修改外，并请皇上将初集、二集原本颁发一部，以照样装钉式样，务必前后相符。这之后，李煦又刻完第三、四卷，并照翰林校对签子，督率工匠将第一、二卷刻板修改。在五十五年三月初四日的折子里就有“谨再印刷，恭进御览。至于翰林看过标签原本，一并附呈，可备查对”的文字。
五月二十五日，第三、四卷遵照南书房校对粘签，一一修改完毕，而第五至第八卷，也刊刻告竣，复进呈御览。李煦十一月十八日有“进《御制诗集》五十部并罗纹纸折”，中有“跪请万岁万安。窃奴才敬刊《御制诗》三集，已经进呈样本，谨遵照发下南书房校对粘签，细细修改完毕。先装潢五十部，敬呈御览。但应装钉若干部，伏候万岁批示遵行。奴才又新做罗纹纸一万张恭进。”朱批：“知道了。诗刻得好，留下了。”至此，刊刻第三集的工作总算是大功告成。于此，也可知第三集最初印了五十部，是用罗纹纸印的。
当年印制《御制诗集》，除罗纹纸印本外，还有部分为开化纸印本。此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即为开化纸本，写刻，端楷秀丽，字大悦目。封面为云锦所制，包角，原签。有扉叶，刻“御制诗第三集”。钤印有“孙印思棠”。
几年前写过一篇“清内府刻本中之白眉《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见《书城风弦录》)，是因为涉及开化纸而写。有人说“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宫廷内刻书以及扬州诗局刻的书多用开化纸。”此说不确。实际上，清代的内府刻本，用纸也非一种，今日所见即有罗纹纸、开化纸、连四纸、将乐纸、台连纸、竹纸等，其中尤以开化纸最好也最难得。
有关开化纸的记录很少，连《开化县志》也无记载。前几年，我在写《顾廷龙年谱》时，发现顾师日记1940年3月12日，载有顾师谒张元济先生事。张在谈及拟印《册府元龟》时说到了开化纸。老先生说：“昔日开化纸精洁美好，无与伦比，今开化所造纸，皆粗劣用以糊雨伞矣。昔时开化纸之稍粗者，书估谓之榜纸。张还说：此种开化纸为写榜之用，故名之曰开化榜纸。”榜纸比开化纸厚实，颜色较深，属次开化纸一等的纸。
又读周叔弢跋清康熙三十六年顾氏秀野草堂刻开化纸印本《温飞卿诗集笺注》，云：“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花(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以造纸为业，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多用开化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此书是康熙时印本，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辨其差异。偶有所会，聊记数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印本以证之。”此为周先生细较比对之心得，他人难于体会也。
在线装古籍中，刷印用纸有多种，什么皮纸、竹纸、棉纸、开化纸、麻纸、藤纸、宣纸等等。纸中学问很大，非专业者很难搞清楚，像竹纸类中就有毛边纸、毛泰纸，毛六纸、连史纸、海月纸、元书纸、白关纸、玉扣纸、表芯纸、贡川纸等，不要说我分辨不清，就是听了都会犯糊涂。但以过去所见古籍(包括写经)用纸，我以为最为考究者大约有二种，一为宋金粟山藏经纸(后有清乾隆仿者)，一为开花纸。前者越今千载，内外皆蜡，韧无纹理，几不可碎，与日本纸相类，造法今已不传，故以稀为贵。后者纸质坚韧细密，洁白如玉，帘纹不显，以手触摸有柔润感，如同见有美人，看了赏心悦目，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也可说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御制诗》第三集及清康熙顾氏秀野草堂刻本《温飞卿诗集笺注》等即如是。
顾廷龙手书石印的《敬香楼诗》
《敬乡楼诗》三卷，民国黄群撰。1947年永嘉郑楼黄氏石印本，一册。此书前几年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处理的多余复本中检得，美金五元。我看中此书，是因为顾师廷龙先生手书，六十年代初，我在上海时见过，后来在编写《顾廷龙年谱》时，又翻一过。书题“永嘉黄群溯初”。前有1947年刘道铿序、陈敬第撰“永嘉黄君群传”。末有1947年徐陈冕跋。扉叶印“敬乡楼诗。叶景葵题。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永嘉郑楼黄氏印行”。
书的作者黄群，又名冲，字溯初，又以所居地自号朔门，浙江永嘉县人。1882年生，幼承诗礼，好学深思，尝临流坐古树下，半日不去，人莫能测，但见端凝异常儿。师事瑞安陈黻宸，弱冠赴杭州，考求是书院。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法政，回国后，任湖北法政学堂教习。洪宪之役，潜入西南，策划义师，铲除帝制，声誉赫然，任湖北省政府临时约法起草委员。1912年1月，被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后加入共和党。1913年为众议院议员，国会解散后，回上海。1915年经营上海《时事新闻》，次年仍任众议院议员，后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嗣以厌倦政治，去沪经营，任上海通易信托公司经理。1945年4月卒于重庆，年62。
黄群平生傲兀负气，蔑视阛阓，操奇非所长。广为结纳高朝野士，意气未尝少衰。尤能济人缓急，寒畯无力求学，倾助恐后，即有相负者，则亦置之。其爱乡爱国，设瓯海医院，又办郑楼两级小学校。其喜藏书，尤喜乡邦文献，筑敬乡楼藏之。尝搜辑永嘉先哲遗著，刊为《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行世。按，浙省郡邑丛书最多，永嘉最早有清同光间孙衣言辑《永嘉丛书》(13种，瑞安孙氏诒善祠塾刻本)，再有1915年冒广生辑《永嘉诗人词堂丛刻》(13种，如皋冒氏刻本)，而黄氏所辑最多。盖黄氏之举，不仅在于景慕乡先生，并有嘉惠于乡后生之意，其敬乡，天性然也。后楼毁于火，书检存若干册，存上海，1937年淞沪之战，又与其它乡邦古来名人书画尽付一炬，即其生前讲学论政之文字亦渺无存。
此黄氏诗集，卷一初学集，153首，自1932年冬至1936年夏；卷二小滨集，170首，自1936年冬至1939年秋；卷三香岛集，131首，自1939年冬至1941年冬。黄氏弱冠即喜作诗，不仅藉以宣写其郁结，亦其性情之所表著者。此三卷本，为黄氏亲自删存定稿，也今黄诗仅存者。盖抗战期间，其在香港，将五十岁以后所为诗仔细删存，计成三卷。后寇占港，又奔桂入渝，将诗稿郑重付托于徐陈冕，徐在去沪前，恐被敌人搜检，再转托友人，以手持之乘飞机带沪后交徐保存。然黄氏离港后，所作诗稿都不存，良堪痛惜。故此本后徐陈冕跋云：“悲夫!苌弘之血，杜宇之魄，所寄托者仅此区区之诗卷耳。幸赖平生至契醵金付印，并荷顾廷龙君排比校写，遂得迅速印成。”
所云“并荷顾廷龙君排比校写，遂得迅速印成”者，当指顾先生为此书之出版，费力甚多。按，津编著《顾廷龙年谱》，载先生44岁时，即1947年4月15日，刘道铿至合众图书馆，与叶景葵、顾先生共商抄《敬乡楼诗》事，一星期后，顾先生嘱钱鹤龄放大《敬乡楼诗》格。而正式开写在5月2日，一天之中写了6页。这之后，因工作较多，时写时停，至5月10日写完第一卷。延至5月24日，方才毕工。接着又抄写序跋并核校全书。5月27日，先生将书稿交钱鹤龄印刷。钱鹤龄谙摄影，曾协助郑振铎编辑出版图录，也尝赠书合众图书馆。
如今翻阅顾师手书《敬乡楼诗》，别有一番滋味，津自1960年至1990年止，追随顾师整三十年，杖履左右，相知最深，顾师笔墨，也最熟于心。此本楷书，为先生中年时所为，先生之所以手书，盖因上海物价日涨，百姓日不敷出，为省排版费，由先生写药水纸直接上机石印。差不多同时间出版的《合众图书馆丛书》15种里，先生也书写了数种。当然，这对于先生来说，也算是苦中作乐。又扉叶“敬乡楼诗。叶景葵题。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永嘉郑楼黄氏印行”字样，除“叶景葵题”四字外，余皆篆体，顾师所书也。
津喜顾师书法，不仅在于先生曾指导我习字，或曾摹他签名而几可乱真，而在于他的书法已自成一家面目，我戏称之为“顾体”。前些年我和顾诵芬、高桥智编的《顾廷龙书题留影》，收有先生为许多学朮著作题写的书名，计622种(《留影》出版后，我又搜集到20余种)，内里即可窥见先生正草隶篆四体书法韵味。津尝揣思先生手书《敬乡楼诗》，一笔一划，任情适意，点画相类，结构回异，不事雕琢，而美竟在其中。从中或可见先生平淡秀逸、沉着简静的一面，或此也和学养、阅历、功力关连。综观古今书法大家，多以治学为根本，书法则视为余事。若以国学为根抵，而发为书法，便有玩味无穷、细嚼不尽之意趣。津不藏书，但此《敬乡楼诗》却因顾师手书上版石印而珍庋之。
本刊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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