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义和 韩旭：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2023/4/16 古籍
摘要：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长期以来，学者研究东汉末年政治史的目光多聚焦于不断崛起的各路势力，献帝与其身边公卿大臣共同组成的末代朝廷常被忽视，或作为背景板存在。传统主流观点认为献帝皇权始终处于一种极弱甚至名存实亡的状态，但献帝在位长达31年，以他为中心的朝廷多次遭遇形势剧变，简单的一概而论并不足以揭示献帝朝廷在不同时期的实际状态。近几年，随着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细致入微的史料分析和解读渐渐兴起，学界对献帝朝廷有了与以往有所差异的新认识。徐冲对《献帝起居注》的史料做了归纳整理，认为《献帝起居注》相较于其他同类型史料的独特性在于它围绕献帝权力的确立、展开与结束进行叙事，并在结论中提到“尽管作为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朝廷的皇帝权力行使一直处于不充分状态，……但我们不应该因此仅仅看到其皇帝权力虚弱的一面”。庞博在分析献帝朝廷的内部架构时，发现在离开长安之后到曹操控制之初这一时段内，献帝朝廷内部形成了献帝、公卿、侍臣的政治架构，三者在决策中分别扮演着重要角色。上述研究共同揭示了献帝朝廷的复杂多面性，除内部权力结构外，献帝朝廷与地方的关系也有待重新思考。崔建华研究献帝初年的河内控制权时，发现凉州集团利用献帝朝廷的名义以人事任命的形式插手关东局势，其实已经涉及了献帝朝廷与地方关系的问题，但文中并未就此做出深论。
关于献帝朝廷的地方影响力，有一关键时期需要注意，从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到兴平二年(195年)献帝返回洛阳，献帝朝廷居于长安近五年。在此之前，汉中央权力虽由董卓代行，但以献帝为中心的汉中央朝廷对地方尚拥有一定控制力，换言之，是董卓借汉室威权行事。在此之后，曹操虽同董卓一样名托汉相而实际掌权，但其间随着中央内部的变化和各地方力量的发展整合，经过数年流亡后返回洛阳，最后又迁至许都的献帝朝廷，主要依靠曹操的军事力量延续，其本身已无地方控制力。迁都长安的五年期间，献帝朝廷对地方的统治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查阅讨论此时期长安献帝朝廷的论作，关注点多集中在前期董卓集团对朝廷的控制或与关东势力的对峙情况，以及后期曹操为控制皇帝采取的行动，甚少着眼于以献帝及其身边公卿大臣组成的汉中央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秦汉以来建立的文书行政的体系下，官府所藏文书档案是中央掌控地方信息的重要依据，是实现统治的信息基础。而迁都必然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典章制度文书、官府公文、地方情况记录等重要档案是否随迁；其二，由于战乱的影响和都城的迁移，中央与地方的联络难免受到影响，献帝朝廷与地方之间是否仍有联络，文书传递的路径是否依然畅通。本文将从这两个因素入手，考察长安献帝朝廷是否具备统治地方的可能。
王允的政治遗产
初平元年迫于关东群雄的讨伐，董卓挟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由于董卓需在洛阳御敌，因此迁都事宜主要由时任司徒、守尚书令的王允负责。据《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载：
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
这段记载特别提到，董卓迁都关中时，王允悉数收敛兰台、石室所藏图书秘纬，从中择要者带去长安。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释献帝迁都时所带典籍曰：“典籍，内府图籍及尚书中故事之类。”东汉兰台位于“殿中”，是藏书之所，由御史中丞掌管，章、和帝时兰台所藏典籍移于东观，此后的兰台藏书，结合兰台作为御史办公之处的现实功用判断，应以日常使用的档案文书为主。石室也是东汉重要的藏书机构，所藏包括灾异记录、谶纬书籍等。兰台、石室所藏既有图书典籍，还有很多朝廷典章制度文书和政府工作档案，尤其是记录各地的疆域、关塞、田口、赋役、官吏等情况的档案文书，是中央管理地方、下发政令的重要依据。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疆域之数，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秦末，汉军入咸阳，萧何不取财物，而先收秦之图书，因他深知这些文字资料的政治价值，得到秦廷对天下疆域人口的记录，无疑可以大大缩短重建内外统治秩序所需的时间。萧何此举后来成为开国贤相的代表性事迹被广为传颂，亦可见中央图书档案对于国家行政运作的重要作用。
另据《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载：
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王允所收典籍档案的来源可能不止兰台、石室所藏，或许还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等府库藏书，数量总计七十余乘。虽然《后汉书》中未详录王允所带书籍类型，但王允既是择其中“要者以从”，不妨根据现实情况推测，他所取的部分应该以日常行政中最为实用的典章档案为主。献帝即位后不久，王允即拜太仆，又迁尚书令，初平元年代替杨彪任司徒，仍守尚书令。东汉尚书令秩不过千石，但其统领的尚书台负责协助皇帝掌管文书诏令，有时还会参与决策，是枢机要职，地位非常重要。王允政治经验丰富，长期在地方任职，又以三公之位掌尚书事，参与管理行政文书和诏令起草，他必然深知东观、兰台、石室等所藏图书秘纬的重要作用，也清楚哪些档案文书才是日常行政活动中最需要的。
虽因路途艰远有不少损毁，但这批成功运往长安的图书秘纬，让迁都后的献帝朝廷仍能掌控一些基本的地方信息，具备向地方颁发诏书、施行政令的依据，这是任何试图取代献帝朝廷的地方势力都不具备的优势。抵达长安后，仍由王允主理日常行政工作，他“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结合自己的经验和迁都后的实际情况择要事上奏办理，帮助甫至长安的东汉中央机构恢复运转，尽快步入正轨。王允被诛后，他带去的图书秘纬仍存长安，是他留给流亡献帝朝廷的重要政治遗产，“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正是后世史家对王允行为的肯定。
关于王允所携图书经籍之后的下落，上引《后汉书·儒林列传》言其焚荡于长安之乱，但自李傕、郭汜相争，到献帝返回洛阳，长安之乱持续近一年之久，这样的表述并不能言明其被毁的确切时间。综合《三国志》《后汉纪》《资治通鉴》中的零散记载，可大致梳理出这批典籍被毁的过程和时间线：
天子走陕，北渡河，失辎重，步行，唯皇后、贵人从……十二月，行幸弘农。济、汜、傕追乘舆，……乘舆仅得免。……济等抄掠乘舆物及秘书典籍，公卿已下、妇女死者不可胜数。(庚子)追太仆韩融至弘农，与傕、汜连合，还所略宫人、公卿、百官及乘舆、车驾数乘。弃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
兴平二年(195年)二月，凉州集团开始陷入内讧，李傕、郭汜互相攻伐，长安以至整个关中都陷于战乱。十二月，献帝不得不离开长安，返回洛阳，途经弘农时，李傕、郭汜、张济率兵追击，图谋将献帝扣在弘农，献帝虽侥幸逃脱，但百官、宫人、乘舆、符策和秘书典籍皆被掠夺，御驾所带辎重全部丢失。后来太仆韩融到弘农与李傕、郭汜等汇合后，将掠夺人、物归还，但《后汉纪》所载归还诸物中，并无图书典籍，虽不能排除袁宏记载时的疏漏，但图书不是财物，李傕等人虽将之一并劫掠，却未必愿意费力带走，极可能当场抛弃或毁掉。《资治通鉴》便直接称典籍已被尽弃，略无所遗。综合以上史料记载，可以大致梳理出王允所携图书的下落：李傕、郭汜相争之前，保存于长安城中；献帝离开长安返回洛阳时随乘舆带走了全部或一部分，御驾在弘农遭遇追击时这批书籍被毁于战乱。但从另一角度，尽管限于史料，目前已很难找出王允所收图书秘纬在长安被献帝朝廷作为管理地方的信息来源利用的直接证据，但献帝在混乱匆忙中回返洛阳时，还随驾携带图书典籍，反而能够证明，王允亡故后，献帝及身边公卿官员清楚甚至重视这些典籍的作用，未将其作为无用之物束之高阁，故而才会在匆忙返回洛阳之时仍不忘携带。
中央与地方的联络情况
如前所论，尽管有王允携去的兰台、石室图书秘纬帮助长安的献帝中央掌握一些地方信息，具备了管理地方的依据，但这些信息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献帝朝廷与地方官府之间仍保持政治联络。但是，经过战乱和迁都，受限于政局混乱和道路阻隔的客观因素，居于长安的献帝中央是否还与地方之间保持政治联络是存有疑问的。
两汉时期，有专门负责定期向中央陈述地方情况的“上计吏”或曰“上计掾”。《后汉书》卷八一《刘翊传》中记载了上计掾刘翊在献帝迁都西京后赴长安履职的经历：
献帝迁都西京，翊举上计掾。是时寇贼兴起，道路隔绝，使驿稀有达者。翊夜行昼伏，乃到长安。诏书嘉其忠勤，特拜议郎，迁陈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余车马，自载东归。出关数百里，见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马易棺，脱衣敛之。又逢知故困馁于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众人止之，翊曰：“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饿死。
虽因寇贼兴起，道路隔绝，刘翊自颍川赴西京上计的路途并不通畅，但他以“夜行昼伏”的方式，成功避过沿途障碍到达长安。对刘翊坚持履职的行为，献帝下诏嘉其忠勤，并特拜议郎，迁陈留太守。刘翊只是履行作为上计吏的常规职务，皇帝却专门下诏嘉奖，并加官给予奖励，侧面说明受战乱影响，计吏上京在当时已不再是常规之事，刘翊的行为因此才显得难能可贵。刘翊出关后在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最终与故知一同饿死途中的经历，充分展现了当时往来长安路途的艰难。但翻检史料便不难发现，刘翊的赴京的举动决非孤例，还有不少地方官员有类似行为。除刘翊外，献帝初平、兴平年间见于史籍的计吏上京事还有庐江太守陆康，“献帝即位，天下大乱，康蒙险遣孝廉计吏奉贡朝廷，诏书策劳，加忠义将军，秩中二千石”。虽然时间不确，但献帝即位后不久就迁都长安，陆康遣计吏奉贡很可能是在献帝迁都长安后。另凉山出土初平二年残碑刻载有越巂太守向皇帝所上汇报工作的奏牍，越巂郡虽地处偏远，但战乱之时，其地方长官仍坚持向长安朝廷进行常规的工作汇报。
此外，还有很多地方牧守以奉贡的形式向长安献帝朝廷输送物资：
(刘)虞于是奉职修贡，愈益恭肃；诸外国羌、胡有所贡献，道路不通，皆为传送，致之京师。后(士)燮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特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时董卓虽诛，而李傕、郭汜作乱关中。是时，四方断绝，(陶)谦每遣使间行，奉贡西京。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及李傕等入长安，冬，(刘)表遣使奉贡。傕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 东海王子琬、琅邪王弟邈诣阕贡献。以琬为平原相，邈为九江太守，皆封列侯。
参与奉贡的不乏刘虞、陶谦、刘表之类的地方实力派，他们的奉贡，意义不仅在于物质上对长安献帝朝廷提供支持，更是一种明确的忠于汉室的表态，释放的是效忠朝廷的政治信号。对于奉贡的地方官员和宗室，献帝朝廷一般会加官晋爵表示嘉奖。刘表、陶谦原任皆为州刺史，奉贡之后俱得封州牧、加将军号、封侯，东海王刘子琬和琅邪王弟刘邈，诣阕贡献后得到了地方实职的任命和封爵。这种奉贡与封赏的往来模式，虽不同于常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互动逻辑，而更近似于分封制下的共主与诸侯间的关系，但却如实反映了东汉末年政乱之际长安献帝朝廷对地方势力的意义所在，即法统上的共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互动有来有往，能够各取所需，维持与献帝朝廷之间的和谐关系，对地方势力而言是有利可图的，这也是献帝朝廷对地方的影响力所在。
上述事例都证明，献帝迁都长安期间，确有一批地方官员尝试突破种种限制，坚持维护与中央间的政治联络。这表明迁于长安的献帝朝廷仍被很多士大夫认可和支持，这种认可既有法统和观念上的因素，也与汉室长期统治带来的惯性有关。此处讨论的统治惯性，类似于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在世袭的君主国里，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君主的统治，所以维持政权比在新建立的君主国里要容易得多。……世袭的君主犯不着去得罪人民，很自然就被人民所爱戴。除非他品行非常恶劣，惹得天怒人怨，否则臣民会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拥护他。君主统治的历史越悠久，人民革新政权的想法就越淡泊”。虽然马基雅维里的理论是从欧洲古代君主国家的实践中升华而出，但其观点适用于大部分类型的君主国，特别是长期持久存在的政治权力，比如存续约四百年的汉室朝廷。
史籍中还载有很多汉末官员忠于汉室、志在匡佐甚至宁愿丧命也不愿违逆王命的事例，分别列举如下：
(荀)彧明有意数，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皇甫嵩)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刘虞)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固拒之。闻(袁)术有僭越之意，孙策谏袁术曰：“元恶既毙，幼主东顾，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与之更始。”(朱)隽曰：“以君使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且傕、汜小竖，樊稠庸儿，无他远略，又势均力敌，内难必作。吾乘其弊，事可图也。”遂就征为太仆。
尽管在战乱之下，原有的统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但在忠君观念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官员仍真心拥戴居于正统的献帝朝廷。当然，还有些地方官员是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不敢贸然打破维持已久的统治秩序，所以优先选择忠于继承汉室正统的献帝，按照以往惯例执行如上计之类的中央与地方的常规互动，或通过奉贡等形式表达忠诚，得到汉室的正式任命，从而名正言顺的统领地方，都是统治惯性的体现。
除地方向中央的工作汇报与奉贡外，献帝中央也会主动与地方联络。迁都长安期间，献帝朝廷曾两次遣使赴山东抚慰。初平三年(192年)四月，王允诛杀董卓正式主理朝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遣使者张种抚慰山东”。同年八月，李傕专政后，以太傅马日磾为正使，太仆赵岐为副使持节抚慰天下，马、赵二人出使的地点主要是关东地区，目的地包括洛阳、冀州、寿春等。山东诸地的牧守虽曾起兵共攻董卓，但董卓既诛之后，无论王允还是李傕，作为献帝朝廷中的掌权者，即便没有让朝廷的统治力和影响力恢复到董卓废立之前的打算，但至少希望关东诸势力承认献帝朝廷的统治，或获取其支持，避免武力对抗，这可能才是两人甫一掌权便立即派使者抚慰山东的真正目的。史书对此亦有直言：“李傕等欲术为援，因令日磾即拜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马日磾出使寿春时，已在南阳站稳脚跟的袁术，正是志得意满之时，看到汉室的衰颓之象，已有取而代之的打算。马日磾没能顺利完成使命，反因袁术侵侮，忧愤呕血死于寿春。不过，副使赵歧则在冀州成功调解了袁绍、公孙瓒、曹操之间的争斗。袁绍和曹操对赵岐的到来表示热切的欢迎，甚至亲自带兵出数百里相迎，公孙瓒也在与袁绍书信中盛赞赵岐携天子使命宣扬朝恩之举。三人在赵岐的调解之下迅速罢兵，还相约到洛阳奉迎献帝车驾。表面上看，赵岐代表天子宣示圣意，居中调解，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事实上，冀州之争主要在袁绍与公孙瓒之间，曹操只是出于利益襄助袁绍，参与程度有限。从初平二年冬到初平三年，袁绍与公孙瓒在冀州多次交锋，公孙瓒败退幽州，袁绍虽有胜果，但长期交战同样兵疲将乏，赵岐在此情势下衔皇命居中调解，正好迎合各方罢兵休战的愿望，自然事半功倍。至于在洛阳汇合，奉迎车驾之事，袁绍等人虽最终没有遵守诺言，但当时却都未公开表示反对。
马日磾和赵岐的出使经历说明，皇命于关东群雄而言，是在符合自身利益时听从，可以锦上添花，在违背或不符合自身利益时忽略，也不会被追究不奉诏或不承用诏书的罪名。但他们还不至于公然违抗代表皇命的钦使，只以当面应承，过后却以不付诸行动的方式应对。即便是逼死马日磾的袁术，也是出于利用朝廷使者来为自己篡汉自立的行为做出准备和增添合理性的目的，说明他对献帝朝廷的影响力有清楚的认知。
中央与地方的联络路径
上节所引计吏刘翊赴长安经历的相关记载中，这样描述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道路情况，“是时寇贼兴起，道路隔绝，使驿稀有达者”。刘翊赴长安途履职时的艰难经历，以及最终饿死于回程结局都说明，此时中央对地方的联络已经极大的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关于地方奉贡的记载中，道路断绝、道路不通、四方断绝之类的词汇更是频频出现。《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中也有载：“初平元年，复征代袁隗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征刘虞代袁隗为太傅的王命因道路阻隔没能到达，实际上就成了一纸空文，再次证明中央与地方联系艰难的情况确实存在，并影响到了政令的传递，甚至使皇帝诏命不能执行。相关情况在石刻材料中也有体现，《后汉文翁石柱记》中记载蜀郡郡守于初平五年造讲堂，但东汉中央层面并不存在“初平五年”，当年正月献帝已宣布大赦，并改元兴平，故此年应为兴平元年(194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讹误，是因为更改年号的信息与大赦天下的诏令未能及时传达到偏远的蜀地，因信息滞后造成地方官员没能获取更改年号的信息，最终造成石刻的误记。种种迹象表明，献帝初年，战乱造成的支撑政令传达的邮驿系统的破坏，以及割据带来的交通阻隔，使中央与地方的之间往来交流的路径开始受到限制，并影响了政令的传达。
但联络路径受限并不等同于无法传递信息，前文所论的计吏赴西京履职、地方牧守向长安贡献及献帝派大臣赴关东巡行等事例，都说明长安献帝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络路径并未完全阻隔，相互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文书传递虽然较之太平时期艰难许多，但是可以实现的。除高官出使外，传递公文的驿使也能来往于长安和关东之间。
初平年间，刘虞和公孙瓒在辽东相持不下，双方都希望得到朝廷支持，故各自派遣驿使频频上奏，互相诋毁，双方的辩诘奏疏都顺利送达了长安。不仅如此，天子使者段训也能抵达辽东，及时传达王命，调解两人的争端。那么，刘虞和公孙瓒的信使，及天子使者段训，如何能在道路阻隔的情况下顺利抵达目的地？
《后汉纪》中详细记载了刘虞使者田畴赶赴长安的路线和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地方官员与长安献帝朝廷之间突破道路阻隔，实现沟通联络的方式：
“今道路险远，寇虏纵横，称官奉使，为众所指。今愿以私行，期于得通而已。”……(田)畴出塞外，傍北山直驰，趣朔方，徇间径去，遂至长安致命。诏拜骑都尉。畴以天子方蒙尘，不可荷配荣宠，固辞不受。朝廷甚义之，三府竝辟，皆不就。得报，驰还，未至，虞已为公孙瓒所杀。
上引史料显示，田畴赴长安，是以“私行”而出，即不表明官方身份，以私人的名义上路，并绕道塞外，曲折迂回，从北山、朔方间寻找小路赶赴长安，最终顺利抵达。有学者认为，河内郡扼关中对外联络的重要通道，刘虞遣使至长安，担心袁绍断道，所以田畴不走冀州，而绕道塞外。可见阻碍联络路径的因素不只是战乱，还有盘踞地方的各路势力，他们会出于自身利益选择性的阻拦朝廷与其他地方势力的使节。初平三年(192年)春，献帝遣侍中刘和出关至其父太傅、幽州牧刘虞处传诏，令刘虞将兵来迎，刘和途经南阳时，就被袁术以“利虞为援”的理由质而不遣。在邮驿系统完备的太平时期，官吏因公出行一般皆走大道，只要持有朝廷颁发的传信凭证，就能通过关津，并得到沿途驿站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会更为便利和快捷，这些传信文书的实物即“传信简”，在悬泉汉简中还有大量保存。但战乱时期，各种势力盘踞地方，沿途官府可能非但不提供支持，还会加以阻挡和拦截，公行与官道因此不畅，以私人名义，选择官府管理较为薄弱的荒野小道反而更有可能顺利通行。除私行、走小道外，昼伏夜行也是避开沿途劫掠拦阻的有效方式，前文所论刘翊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到达了长安。
当然，田畴、刘翊的出使过程只是个例，并且各地情形悬殊，与长安的距离远近和道路阻隔的程度都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但可以确信的是，献帝及其身边公卿大臣没有因为道路艰难而放弃向地方传布政令，很多地方官员也未因道路艰难放弃与献帝朝廷联络的尝试，他们在战乱阻隔中以种种方式开辟出了不同于太平时期的联络路径。这说明一旦具备了尝试突破道路阻隔的主观意愿，联络路径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并不能成为阻碍长安献帝朝廷统治地方的决定性条件。
结语
通过上文论证，关于长安献帝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可以明确三个问题：其一，档案文书的随迁，令其具备了统治地方的信息基础；其二，献帝中央和很多地方官员之间有保持政治联络的主观需求；其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络路径虽然较之太平时期艰难很多，但仍可实现。军事和政治因素以外，对地方信息的掌控和畅通的沟通渠道，是中央政权将其控制力延展到地方的必备条件。作为一个正统且带有长期统治惯性的末世皇权，只要具备上述三个信息沟通的条件，献帝朝廷就依然拥有对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虽然失去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稳定的中央政权带来的政治公信力的加持，这种控制力和影响力必然大打折扣，但其存在与发挥作用却是确凿无疑的。并且，献帝都于长安期间，关东群雄还在混战之中，尚未形成强大到能够取代东汉皇权的新势力，他们大多对献帝朝廷至少维持表面上的臣服。综合各方面因素，长安献帝朝廷还不能算是名存实亡，也不是仅余法统上的影响力，虽然受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的影响，其地方控制力处在衰落的过程中，但并未彻底瓦解。上述三点符合迁都长安期间的献帝朝廷与大部分地方的关系，但还有两个较为特殊的地域，分别是包括三辅在内的关中地区和凉州河西地区，这两地是长安献帝朝廷最能牢固掌控的。
长安献帝朝廷对地方控制的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太久，颠覆性转折发生在兴平二年。献帝与公卿大臣起程返回洛阳，途经曹阳之时，御驾在乱军中溃败、被掠夺。在此过程中，王允从洛阳抢出并艰难带往长安的档案文书尽皆遗失，支撑皇权向地方施行政令的信息基础完全失去，这对东汉末代皇权无疑是致命打击。再加之献帝都于长安期间，关东地方势力在互相攻伐中不断整合，袁绍、曹操、袁术等几个相对强大割据的力量已初具规模，其中野心最为外露的袁术听闻献帝败于曹阳，甚至开始公然提出僭越之议。此消彼长之下，回到旧都洛阳之后的献帝朝廷，其地方控制力已基本丧失，真正成为依托于曹操军事势力的名义上的存在。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2期第129-136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和参考书目。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站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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